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理论已从静态分析发展到了动态分析【7】，这在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国际垂直专业化、创新与经济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十分重要。本节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进行综述，以期对这一前沿理论的进展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本节从“干中学”效应、创新和内生个人专业化产生的动态比较优势出发，综合评述动态比较优势的各种来源及演进的路径。
一、“干中学”效应与动态比较优势
Redding（1999）首次尝试将“干中学”效应与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起来理解动态比较优势。一国根据当期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自由贸易可能导致福利损失，因为该国可能放弃了在其他部门的潜在学习效应。因此，一国为了避免这种“比较优势陷阱”，往往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来选择国际分工。也就是说，“干中学”效应是动态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1．学习曲线、动态规模经济与动态比较优势
Krugman（1995）认为动态比较优势是相对经验指数的函数，比较优势可以由贸易开放程度（经验国际化程度）和可贸易品产量来决定。Krugman（1995）对“干中学”效应下动态比较优势的内生决定机制所作的探讨，强调的是贸易开放后贸易品产量增加通过学习效应会形成比较优势，该思路为后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Krugman模型没有考虑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的情形，这一工作开始于Lucas的研究。
2．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时的动态比较优势
Lucas通过对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外生给定）的考虑，对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扩展。在Lucas模型中，每一产品的生产和技能的积累都取决于该产业中的平均技能水平，因而相对价格就取决于各自的人力资本水平。Lucas首先强调自给自足均衡时的经济，趋向于专门生产一种产品，而生产何种产品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一国一旦选择了擅长生产的产品，就会形成规模报酬递增。Lucas是从不同商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的角度来阐述的，选择生产不同的商品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比较优势取决于以前所积累的商品专有的人力资本水平。Lucas特别强调新产品的不断被引入，否则“干中学”效应就无法保证规模报酬递增。Lucas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扩展，所扩展的主要结论都强调比较优势因学习效应而具有动态性，初始条件并不足以决定一个具有外部效应的经济的均衡位置。
3．“干中学”效应的有界性与动态比较优势
Stokey（1998）从静态角度描述了“干中学”的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的情形，即“干中学”效应所引起的高质量产品成本的下降大于低质量产品成本的下降。他进一步强调，发达国家因其在生产经验积累方面具有优势而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欠发达国家在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这从“干中学”效应角度对Vernon的产品周期现象进行了解释。但Stokey模型没有将增长纳入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该任务由Young完成，他将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学习效率进行了内生化，在“干中学”效应有界性的条件下，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产出结构的内生变化以及内生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Young的分析是在知识国内溢出的情形下进行的，而且贸易是由技术差异引起的。产品的复杂程度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学习的效率随产品复杂程度的上升而增加，而一般技术知识存量的变化要取决于这种学习的效率。
Young进一步考察了贸易的作用。贸易首先是使劳动规模扩大，规模效应使得一国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上升，比较优势得以动态演进。若本国比外国发达经济规模大，则本国专业化生产复杂产品，因为新产品处于产品周期的引入阶段，学习效应大，而欠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简单产品。此时，初始条件对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很大，但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际分工模式不再由外生的自然禀赋决定，而是由技术知识存量的差异来决定。Aghion和Howitt对Young的贸易均衡的一般性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强调，发达国家将资源配置于更复杂的产品部门，这些部门产品的“干中学”效应较大，从而促进了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Young的多种贸易均衡中也预言了穷国赶超富国的均衡，当穷国的人口规模扩大而产生很强的规模经济时，学习效率的提高使得技术差距消除的可能性存在。Lucas认为，“东亚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4．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干中学”效应、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
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一般意义上的某一产业拥有比较优势，而Stokey、Young和Lucas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这更符合现实情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将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联系起来，从而使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贸易之间紧密联系的事实有了理论模型；为“干中学”效应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的解释找到了微观证据。Lucas模型考虑了仅有劳动投入的学习技术，强调经验积累具有规模效应，但他没有深入分析这种规模效应，而是集中讨论学习行为。在他看来，经济就是通过不断生产更优质的产品来获得进步的，因为更优质的产品具有更强的“干中学”效应。Aghion和Howitt对Lucas模型进行了简化，从而比较准确地表达了Lucas的比较优势思想；当一国工人从简单部门转移到复杂产品部门时，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将“干中学”效应导致的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进经济增长模型，就能解释“东亚奇迹”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差异的主要根源。
二、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以技术变量外生假设为基础，无法解释一国在一组特定产品上获得的技术优势。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国创新产品的份额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而国际分工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是由动态（内生）比较优势决定的。Crossman和Helpman（2003）【8】首先分析了水平差异产品创新时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将产业内贸易放在动态框架下分析，证明了贸易模式是由各国研发出的新技术数量决定的。【9】他们将Crossman和Krugman（1993）【10】的水平创新与比较优势的分析动态化了。Aghion和Howitt（2004）【11】进一步将Schumpeter增长模型纳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总之，源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源于“干中学”的动态优势理论相比，分析的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过渡到了垄断竞争，尤其是引入了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研发部门。
（一）水平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
水平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企业家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数量，而且取决于知识溢出的范围。
（1）当知识是在全球范围内溢出时，各国R&D的投资数量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和初始要素成本的差异。基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在知识国际溢出的情形下，贸易模式由要素禀赋唯一地决定，但不同于H-O模式，此时的贸易模式既能描述产业间贸易又能描述产业内贸易。
（2）当知识是在国内范围溢出时，贸易不能直接带来各国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创新成本的下降，此时比较优势不仅来源于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且来源于初始的技术优势。初始条件在决定长期贸易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12】
（二）垂直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
对于垂直产品创新情形下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Grossman和Helpman（2003）也进行了阐述，他们将Schumpeter模型纳入贸易理论，强调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各行业贸易模式由技术领先的行业数量决定，而后者又是由一国先前的R&D投资水平决定的。
Aghion和Howitt（2004）构建了基本的Schumpeter模型，Grossman和Helpman（2003）将其归纳为四种不同的机制，殷德生和胡峰（2006）将之概括为两种效应：一体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13】贸易开放既有促进一国创新率和增长率的情形，又有抑制一国创新率和增长率的情形。Coe和Helpman（1995）【14】的研究支持了通过贸易形式的技术溢出假说，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生产力水平有着正向影响，Eaton和Kortum（1999）【15】发现，OECD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并不是依赖于国内的研发投入，而是依赖于国际技术的扩散。Keller（2000）【16】指出，欠发达国家通过使用国外的先进中间产品而获得的技术扩散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三、个人专业化与动态比较优势
基于D-S模型的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是传统贸易理论的重要扩展。但杨小凯（2003）【17】认为，基于D-S模型的新贸易理论不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仍是外生贸易模型，在一个特定的参数空间下，MSV模型存在着无限的均衡。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内生比较优势来源于个人专业化，或者说，来源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专业化经济，但他并没有排斥外生比较优势（源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外生差异），而是将这两者综合起来分析动态比较优势对贸易模式和发展的影响。杨小凯将决定贸易模式的因素概括为三种：（1）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以及交易效率；（2）贸易的确切模式是由内生和外生的生产与交易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3）在一个均衡的贸易模式中，一国将出口那些在生产和交易上具有净综合比较优势的商品。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新贸易理论的扩展，内生化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并从交易效率的角度考察了贸易模式、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内生关系，将一系列共生经济现象（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经济内生增长和发展）视为交易效率改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不同侧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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