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转移外溢效应的研究

一、关于FDI技术外溢的研究

关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较为早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

Findlay（1978）建立了一个通过FDI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动态模型，并且研究发现在一定的FDI存量下，国内外企业间技术缺口越大，则潜在溢出效应就越大；当技术缺口既定时，溢出效应随着FDI存量的增加而变大。^【19】

Wang和Blomstrom（1992）构建了一个显示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间战略性相互作用的模型，认为东道国市场竞争越激烈，跨国公司就越倾向于把更多的先进技术转移过来，从而FDI的潜在溢出效应就越大。^【20】

Borensztein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21】

他们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时，指出单纯的FDI并不必然对当地企业形成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本书将其归纳为以下两大类。

（一）FDI的进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外溢效应

Caves（1974）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将外资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当地企业的生产函数中。通过对澳大利亚1969年产业层面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外资确实对澳大利亚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着积极的影响。Katz（1969）指出，20世纪50年代流入阿根廷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外商直接投资所在的产业内部，因为这些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制定零部件或者原材料的最低质量标准、价格、交货期等措施而使得相关的当地企业逐渐变得现代化”。

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中FDI的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制造业中的FDI通过前向关联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后向关联的作用并不明显。^【22】Sjoholm（1999）证实了印度尼西亚的FDI对同一地区其他产业的当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他认为，只要在地理位置上和外资企业相邻，通过各种形式的关联，外资企业就能够对其他产业的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正的溢出效应。Kugler（2001）对哥伦比亚制造业FDI的产业间溢出效应做了全面的分析，结论是在哥伦比亚的制造业中，FDI的溢出效应更多的是发生在产业之间而不是产业内部。

类似的研究还有Globerman（1979）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1983, 1986）对墨西哥的研究；Liu等（2000）对英国的研究；Kokko等（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Flores等（2000）对葡萄牙的研究；Dimelis和Louri（2002）对希腊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都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证实了FDI正溢出效应的存在。

国内以江小涓（2002）、沈坤荣（2004）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内资企业的扩散与外溢，从而促使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从中随机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4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结论：与国有企业相比，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高出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出33％；并且在行业中，如果国外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计量方法，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即产量的增加）就提高2.3个百分点。陈国宏等（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我国1981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二）FDI的进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负外溢效应

Cantwell（1989）通过对1955～1975年在欧盟内进行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产生在那些技术差距较小的产业。

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该国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摩洛哥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产生。而Aitken和Harrison（1990）对委内瑞拉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虽然检验表明在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越高，但是这种由外资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全部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

Barrios（2000）通过对西班牙的分析也发现外资对该国的工业产业并未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在研发密集度较低的产业，外资甚至产生了负面的溢出效应。Chen（1999）和Tsouand Liu（1997）利用中国台湾制造业厂商的资料实证分析认为，FDI在中国台湾的外溢效果十分有限，甚至为负。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在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都不存在技术扩散效应；Djankov和Hoenman（1998）对捷克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效果并不明显。黄静波（2004）以进入广东的FDI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考虑FDI来源地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基础上，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分析目标，通过对FDI促进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表现为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要素生产率优势的提高）和间接效应（通过FDI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以反映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效果）角度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出广东的外资企业对于广东的国内企业有着比较强的溢出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效应。他将其解释为FDI的来源地（即进入广东的FDI的质量不高）及FDI所投资的产业不尽理想（即进入的FDI对国内厂商产生的挤出效应）等。

王允贵（1996）指出，大到汽车技术，小到饮料技术，外商向中方转移的技术成绩都难以令人满意。而当前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电制造业，尽管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热门行业，但其技术是从引进国外生产线起家的，功劳不能归于外商直接投资。

陈炳才（1998）认为，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大部分投资在技术的先进性、长期性和竞争力水平上都是值得怀疑的，相对于历史和我国引进并已经掌握的技术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的合资产品带来了新技术，但是没有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利用外资来获得技术和提高由技术决定的竞争力没有实现。周解波（1998）也同时从全国大中型企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比较入手，得出我国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结论。

二、关于加工贸易技术外溢的研究

加工贸易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外商投资；通过技术扩散、知识外溢、示范效应及后向联系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

Ge（1999）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分析了加工贸易区对一国经济开放和转型的作用，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适应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隆国强（2003）认为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加工贸易带来了新产品、新技术，推动了产业升级；加工贸易促进技术开发能力的提高；加工贸易使我国形成了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制造业平台，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悦（2003）认为，一般情况下，外资推动的加工贸易生产为当地经济带来了资金、技术，培训了熟练的劳工队伍，提供了国际市场渠道，并可以产生较为广泛的关联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

在实证研究方面，Jonansson和Nilsson（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11个国家和地区1980～1992年的加工贸易区对出口的催化剂效应进行了测量，发现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和斯里兰卡这一效应十分明显。Jayanthakumaran（2002）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对几个亚洲国家加工贸易区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东亚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各自的加工贸易区，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国内对加工贸易的实证研究较少，大多采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计算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罗武兴、蔡宜斌（2002），刘志忠、王耀中（2003），隆国强（2003）都是在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基础上简单测算了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闫国庆和陈丽静（2005）综合以上诸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利用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对中国GDP进行了线性回归。他们认为，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R&D与知识增长、经济增长的关系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把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D行为作为知识增长的核心因素，且认为非常强的R&D溢出效应足以保证R&D的边际收益不递减，从而使得长期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R&D与知识增长的关系，需要关注两个问题，即R&D在知识增长中的作用和R&D的溢出效应。

许多经济学家通过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表明，把一般知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巨大的投入，因而R&D及其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Rosenberg（1963）指出，机器工具的不断发明是1840～1910年间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此后，Dosi（1984）研究了半导体发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Rosenberg和Dosi看来，只有在预期能够获得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厂商才会进行机器工具或半导体的发明。

经济史学家也非常重视产业中的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作用。Landers（1969）对产业革命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Rosenberg（1972）通过综述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文献得到了与Landers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R&D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也常常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R&D与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在分析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基础上，指出全要素生产力与R&D存在密切的联系。Griliches（1986）分析了1957～1977年间大约1000家美国最大制造企业的数据，分析结论表明R&D的支出对生产力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其中基础R&D的投入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此后，Lichtenberg（1992），Eaton和Kortum（1993）利用Summers-Heston的数据来研究R&D支出与各国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关系，发现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及其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国际间生产力差异。此外，Lichtenberg还指出，R&D投资的回报率几乎是设备投资回报率的7倍。Coe和Helpman（1995）在一个具有22个国家的样本中，研究了R&D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本国和贸易伙伴的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OECD国家的生产力增长。由此可见，案例研究和计量研究都表明了R&D支出是知识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当然，在研究R&D与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同时，经济学家也十分关注R&D溢出效应的问题。Mansfield，Rapoport，Romeo，Wanger和Beardsley（1977）在研究了厂商用的产品、消费者用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17种创新后指出，这些创新的平均社会回报率为56％，而平均的私人回报率只为25％。Griliches（1991）在综述了有关R&D溢出效应的研究之后指出，尽管各种研究都存在一定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完善的问题，但R&D的溢出效应确实是普遍存在的，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Nadiri（1993）在同时考虑了成功R&D支出和失败R&D支出的基础上，估计了R&D的回报率。他的研究表明，R&D投资的私人回报率为20％～30％，而社会回报率大约为50％。经济学家在研究一个封闭社会里R&D溢出效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R&D投资跨国之间的溢出效应。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大国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受本身R&D支出的影响，而小国的生产力水平则主要取决于其贸易伙伴的R&D支出水平。

综上所述，R&D不仅在知识增长中起着核心的作用，而且R&D存在着非常大的溢出效应。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R&D支出是经济增长核心因素的结论和边际收益非递减性的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长期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