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分析简述

一、问题的提出

胡俊文（2004）根据“雁行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认为“雁行模式”是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之上的“追赶型”发展模式，其本质上仍是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动态产业转移理论，其揭示的国际分工是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

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东亚产业分工模式的研究文献^【20】，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比较优势的分析，往往拘泥于“雁行模式”是否仍存在或形态发生何种变化的讨论。笔者认为，相对于“雁行模式”的形成机理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上述讨论的理论意义并不显著。而对“雁行模式”的理解普遍仅停留在动态比较优势这一分析工具，使得东亚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略显单薄，不足以解释和预测东亚经济合作模式的复杂多变性。

空间经济学试图把空间要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研究各种生产要素的运动规律和机制，并通过这种规律与机制的分析探讨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增长的非连续性和非单调性，并以这种非连续过程解释区际经济发展差异。^【21】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的“平滑经济”。与新古典的“平滑经济”相对应的是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单调性，而与“块状经济”相对应的是经济发展的非连续性和突发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东亚经济发展具有这一特征，有必要尝试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东亚产业分工模式及其变化。

二、假设与模型

（一）基本假设

首先考虑一个“2×2×2模型”：两个国家，两个部门（制造业M和农业A），两种生产要素（中间产品和劳动力），劳动力在国家之间是不可流动的。

令中间产品的价格为G，劳动力的价格为ω，假设投入组合是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间产品所占的份额为α，再选择一个合适的计量单位使边际投入需求等于价格成本加成，则厂商的定价为p＝ω^1－αG^α。其中的G被假设为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则G_r＝［∑n_s（p_sT_sr）^1－σ］^{1／（1－σ）}，其中n是区域s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种类，p是离岸价，T是运输成本。这种形式意味着厂商把各种制成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生产并从中获益，从而创造了一种前向关联。

考虑厂商的销售问题。每个厂商的产出，有一部分进入消费品市场，另一部分作为中间产品进入企业市场，则区域r的制成品支出E_r＝μY_r＋αn_rp_rq^*，其中μ是消费支出中工业制成品的份额，Y是收入，第二项是厂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总成本的α部分由中间产品构成，从而创造了一种厂商之间的后向关联。

现在，假定技术进步会稳定地增加所有初级生产要素，用效率单位来度量，并把该效率水平记为L，Lλ_r和（1－λ_r）L分别表示r国制造业和农业所用的劳动效率单位的数量，则中间品的价格可以表示为：

而相对于劳动效率单位，可以求出工资方程为：

根据代表性消费者和厂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可得制成品的支出为：

各个国家的收入为Y_r＝ω_rLλ_r＋A（1－λ_r）L，其中，第一项是制造业的就业收入，第二项是农业产值。在“农业收益递减”的基本假定下，A（1－λ_r）是严格下凹的，因此所有的国家都拥有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每效率单位劳动的工资相同，即ω_r＝A′（1－λ_r）。

（二）两国情形的分析

在不失一般性的条件下，以制造国首先集中在国家1为出发点λ₁＞0，λ₂＝0，这样，由上式可推导出两个国家制造业的相对工资为：

对于国家1，有ω_r＝A′（1－λ_r），而国家2，有λ₂＝0，制造业能够维持在国家1的支撑条件是：

由国家1和国家2购买制成品的关系，可以推出：

又ω₁＝A′（1－λ₁），这样，就可以根据式（3.4）和式（3.6）找到估算支撑条件（3.5）的所有信息，并解出各国的支出水平。

对于支撑条件（3.5），随着L的不断增大，国家1的制造业最终难以为继而寻找转移。原因在于：一方面，L的提高增加了国家1的工资水平ω₁，这样，国家2对制造业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L的提高同时增加了制造业的份额，增强了后向关联，巩固了现在的集聚，这样，制造业是否转移就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力的最终合力大小。如果前者占主导地位，则经济将打破支撑条件。

当两国的工资差距大到足以抵消国家1的厂商与当地其他厂商的关联效应时，厂商迁出国家1就有利可图，而国家2就开始了其工业化的进程，直到国家2形成成熟的制造业，那时，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完全相同。

（三）多个国家和多个产业的情形

考虑多个国家和多个产业的情形，情况相对较为复杂。一方面，当有多个国家的时候，制造业最初集中的国家，产业转移可能是像其他所有国家同时进行，也有可能是梯形的依次扩散或转移；另一方面，多个产业之间由于关联强度的不同，扩散的路径和特征亦有多种可能性。

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形。假设各产业除了劳动密集度以外，在关联度等其他方面均无差别。当国家1着手向其他国家（2，3，4…）进行扩散的时候，在最初的阶段，其他国家可能都在进行初步的工业化进程。然而，随着其他国家中有一个国家（设为国家2）由于国内关联效应的增强而稍稍领先，它的领先优势就会扩大，从而对其他落后国家（3，4…）形成排挤效应。这样，国家2能够率先赶上国家1的水平。然后国家1和国家2同时具有向其他国家转移产业的可能性，依此类推。由于工资的敏感性，率先转移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

再考虑产业间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差异问题。不难发现，消费导向的产业、对中间投入需求低的产业、最上游的产业、在本国关联性最弱的产业往往容易最先迁出。这样就基本构造出了多国、多产业的分工合作模式，根据模型参数的变化能够分析产业扩散的趋势和产业分工合作的前景。

三、对“雁行模式”变化的分析

对东亚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当推日本经济学家Akamatsu的“雁行模式”理论。“雁行模式”由Akamatsu（1935、1956）在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变化时首先提出，赤松要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于飞行中的雁阵，故而如此命名。该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Kojima（1985、2000）、Yamazawa（1991）等日本学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Yamazawa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入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关联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是Kojima。从此以后，“雁行模式”所表述的内容已经与Akamatsu所表述的完全不同，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杨宏恩，2005）。牛丸元等（1999）进一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H-O-S模型来解释Akamatsu的“雁行模式”和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且认为其实质都是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转移。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用“雁行模式”理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处于中间，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尾随其后的产业分工发展模式。依据这种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知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依次传递给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并具有了大量出口的能力。

从上述空间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来看，东亚产业分工模式的发展及变化可以用多国多产业模型来加以解释。

1．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雁行形态合作模式

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和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大致可以用模型中的国家1、2、3、4来表示。日本是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产业的转移亦大致以消费导向的产业、对中间投入需求低的产业、最上游的产业、在本国关联性最弱的产业为先后顺序依次迁出，迁出的最基本动因是两国的工资差距大到足以抵消日本的厂商与当地其他厂商的关联效应，迁出有利可图。

2．20世纪90年代以后雁行形态合作模式的变化

雁行形态的特征不再明显，这引发了对“雁行模式”是否仍存在或“雁行模式”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的质疑和争论。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来看，以多国家、多产业为特征的东亚合作模式具有复杂性，日本在东亚经济中“雁首”地位的不复存在是经济发展的合理现象，对此，空间经济学的解释是，随着东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工资差距不断缩小，不足以抵消将产业保留在国内所拥有的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使得“支撑条件”得以继续保持。

3．关于我国在东亚合作中地位的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在东亚产业分工模式中不应该将我国整体纳入和东南亚小国等同的地位。钱学锋、梁琦（2007）^【22】通过空间经济学原理对我们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析表明，在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在东道国产生累积循环作用，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效应。而在东道国是大国的情形下，它可以运用较大的贸易政策空间对资本的流动实施宏观调控，并成为制造业的集聚中心。该研究成果的一个强烈的政策暗示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国民收入水平的贡献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乐观^【23】，需要警惕经济发展中的“虚假繁荣”现象。由此可见，Krugman对“东亚无奇迹”的论断从这个分析视角上来看不无道理。我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更应该从产业承接、技术进步、贸易、金融等方面综合考虑，而不能流于简单化。

4．对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启示

我国各行政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的不同（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制度和政策因素等），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大致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产业梯度形态。能否适用空间经济学关于产业扩散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笔者认为上述模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有下述问题值得商榷：（1）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小，这不符合上述模型的基本假定，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上述模型来分析，需要重新设定假设条件。（2）模型的其他假设条件较为严格。例如两要素之间的不变替代弹性等，是否与现实经济大致相符，值得关注，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尝试放松假设条件，这也是今后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不难看出，空间经济学分析并没有拘泥于对东亚产业分工模式形态方面的讨论，而是更关注产业发展和分工合作的形成机制和“触发条件”。同时，模型中并没有排斥产业发展和转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该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该分析模型还能够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产业扩散发生的经济条件、先后顺序等，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预测信息。

与传统的经济分析思路不同，空间经济学分析没有过于关注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外溢，而是特别强调了关联效应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笔者的一个大胆假设是，空间经济学分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内生个人专业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