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搜索和阅读，了解国内外关于住宅福利研究的进展和趋势，特别突出中国城市住房改革进程中对于住宅福利和住房保障的研究，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完成中产阶层住宅福利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本书始于对文献的思索，关于住宅和福利研究的专著成为激发本书思维火花的重要资料。前辈学者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界定基本概念的重要经验支撑，这些研究或以论著形式出现，或见诸报纸、杂志之中。住宅是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新闻资料的网络资讯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自由的网络论坛也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对于网络资料的利用可以更好地体现研究主题的时代性，当然对研究者处理信息能力的高效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涉及住房的资料有许多专业术语和数据，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住房统计和住房调查的统计公报及调查资料是构成本书具有公信的重要数据来源。
文献研究法在本研究中是重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方法。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过程中研究主题不断清晰，研究框架也在文献的佐证中得到验证。
个案访谈法对整个研究的开展起到了一个先导作用，可以让研究者的理论构想变成可操作性的问卷指标选项，这直接关系到问卷内容的设计和问卷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了解样本对于中产阶层的认同及自身住宅福利的真实感受，从研究者与访谈对象的沟通中获得形成标准化问卷设计的指标资料。个案访谈法在本研究中的重要性会在研究设计中得到突出的体现：个案访谈法是形成问卷的基础，也是修正问卷的重要方法，并从另外一个角度为研究提供定性的数据和资料。
前面的分析强调了个案访谈法对于本研究的重要价值。研究者根据研究目标确定的访谈提纲成为了与访谈对象互动的最主要的文本内容。无论是问卷的形成还是问卷的修改都需要通过小规模个案访谈这一研究方法实现。
本研究的个案访谈主要是在2010年1月到3月期间完成的，访谈对象是G市的高校教师。研究者就访谈对象的现有居住状况、现有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居住理想、职业满意度、阶层归属和对住宅政策的认知等问题开展了访谈。先后访谈了12位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5名，女性7名。访谈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研究者与单个访谈对象就研究主题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另一种是研究者与多个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后一种形式中研究者同时也是参与观察者。
通过访谈，研究者从访谈对象那里获得了关于高校教师住宅福利状况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问卷的形成和完善不可或缺。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通过个案访谈进一步明晰了研究主题，访谈对象反馈的信息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特征。
其次，个案访谈完善了问卷结构。在问卷设置方面，通过访谈合并了一些问卷选项。根据访谈对象在回答问题时提出的疑义适时调整了问卷内容。特别是在诸如“个体家庭收入”“住宅价格”“住宅面积”等问题上调整了问卷选项的指标尺度。当几乎所有访谈对象的现有居住状况都指向工作单位提供的住房福利或者购买商品房时，“外租商品住房”这一问题在后面的研究中基本不做特别的考虑。对于一些访谈对象觉得不好填写的问题添加了开放式选项。
如前所述，访谈在本研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与访谈对象的深入沟通，研究者的初始问卷就无法形成。因为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不用修正就产生完美的问卷。恰如前面已经提及过的，个案访谈作为定性研究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也在本研究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即便研究者是在尝试形成标准化的问卷来完成统计分析，但个案访谈法在本研究中的地位再次说明了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角检验是质性研究中用来提高研究信度的重要工具，在本研究中个案访谈的此项作用也十分突出。个案访谈不仅在明晰研究主题、形成访谈提纲和问卷前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本身也是对研究理论假设的一种检验。
问卷调查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环节，需要严格按照统计分析需要进行选点、抽样、调查和问卷处理。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与挖掘中产阶层住宅福利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问卷将按照选定的职业中产群体的规模进行抽样，通过抽样调查完成统计数据的收集。
根据导论分析框架下形成的理论模型构想，本研究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个体行动者的特征会影响到住宅福利满意程度，不同类型的个体行动者会有不同的住宅福利需求，也有基于自身特征而达成住宅福利水平提升的手段。这一点在讨论本研究建构主义理论基础时有具体的描述。基于此，可以就个体行动者的年龄、学历、职称、家庭人数、家庭收入等特征维度提出如下假设：
H1：年龄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H2：学历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H3：职称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H4：家庭收入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H5：家庭人数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工作组织对于中产阶层住宅福利的影响复杂而深远，是中产阶层个体在进行职业选择后住宅福利的直接提供主体，工作组织对于职工住宅福利提升的举措形成了提升中产阶层住宅福利途径中工作组织作用这一变量维度。工作组织作用会影响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6：工作组织作用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影响。
政策是国家履行保障公民住宅福利职能的主要途径。在福利社会学研究中，国家和政府始终都是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达成政策效果，故宏观政策效果会影响到住宅福利满意程度。
H7：宏观政策效果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居住地是人群的聚集点，业缘社区之类的居住方式由此形成，这一点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无需赘述，诸如“教师新村”“气象小区”等等诸如此类的住宅小区的命名就是例证。居住地也是身份的象征，“告诉我你住哪，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人们对住宅福利的满意程度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职业和阶层的看法，如果现有居住福利满意度越高，对职业的满意程度也应该越高，对自身阶层的认同程度也应该越高，由此提出假设H8和H9。同时，由于职业和阶层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职业是衡量阶层归属的尺度，职业认同与阶层之间应该存在着联系。
H8：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对职业认同有显著影响。
H9：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
H10：职业认同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假设，在此对其进行汇总，如表3-1所示。
表3-1 研究假设汇总表
为了提高问卷的信度与效度，保证问卷的可行性，在正式调研之前需要进行问卷前测，因此本研究进行了小规模访谈和预调研。
在初始问卷形成后，本研究首先进行了个案访谈，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与高校教师进行了小规模的访谈，8位访谈对象均为高校教师。通过本轮访谈发现，本研究的初始问卷总体上合理，测量指标选取完整全面。但是在问卷的一些问项的措辞表述方面不太清楚，个别问项容易导致歧义，还有个别问项受访者难以准确计算。本研究因此对问卷的措辞、不当用词、个别测量单位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使问卷在准确性和明确性方面得到了提升，并使每个问项的表述更容易得到理解。
然后本研究对高校教师进行了小规模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98份，有效问卷9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在前测研究中，本研究主要通过信度分析进行筛选测量问项。问卷内容参见附录一。
信度即测量的可靠性，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为了确保所有变量测量题目在其所属因子中均有高度的一致性，本研究接着进行Cronbach' alpha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取SPSS16.0的Reliability Analysis模块测量Cronbach' alpha系数，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Alpha（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属于高信度系数，表明量表总体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信度评估除了针对整份量表来进行检测之外，还必须就不同的分量表进行测量。根据已有探索性研究（Nunnally，1978）所采用的标准，若该变量的Cronbach’alpha内部一致性值均大于0.7则选择保留，否则删除不用。同时，若发现将某一题目删除后反而会显著增加其内部一致性，则该题亦删除不用[1]。
前测95个样本的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2所示，本研究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以上，具体Cronbach' alpha系数见表3-2中的数据。总之本研究的测量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3-2 前测中变量的Cronbach' alpha系数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主要根据社会福利学理论以及小规模访谈的成果编写问卷，尽力达成测量面向的完整覆盖，就内容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容效度。具体如表3-3。
表3-3 测量变量与问项设计
问卷以抽样的形式发放给G市高校教师群体，研究者亲自参与完成每一份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问卷的正式发放与数据收集过程如下。
首先，确定抽样框。国内关于住宅消费的问卷基本上都是将其设为阶层消费模式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选项而展开的。许多学者以某一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为研究对象进行抽样或者从全国600多座城市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城市分群组，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抽样。如学者王建平就是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这五个城市抽样调查的结果研究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消费行为的。在抽样框的选择上并无整齐划一的标准，只要求样本抽样框之内，具有可以代表整体的特征即可。
第二，确定抽样方法。本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中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在质性研究中，通常的取样方式既不是概率取样也不是方便取样，而是一种目的性抽样，或者说是基于标准的取样。在这里，选择能够提供回答研究问题信息的时间、场景以及人群成为最重要的问题[2]。本研究是在G市高校教师群体中开展问卷调查来获得研究数据的。
G市是处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中等城市，隶属于民族自治区域。城市经济与周边城市相比较为发达，有突出的城市地质地貌特征，旅游是其支柱产业。这样的城市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具有普遍特征，不是经济强市，也不是政策扶持的重点，因而有着较为原生态的城市经济结构和城市社会结构，城市各阶层之间有区分但尚不存在明显的极化。简言之，G市就是一座具有中国西部地区一般城市特征的城市。G市共有九所高等院校，其中两所部队院校和一所医学院校因为性质特殊不在本研究的抽样框之内，剩下的六所高校共有教师约四千人。这六所高校包括两所师范类院校，三所工科院校以及一所旅游类专科院校。根据筛选，其中的四所高校构成了本研究的抽样框。
第三，确定样本量。根据抽样框的大小，结合样本之间同质性较高的特点，在样本量的确定方面也并无统一规定，事实上，样本容量的确定通常是介于理论上的完善方案与实际上的可行方案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3]。根据抽样的经验及对总体差异性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了200个左右的样本量。
第四，正式问卷调查。本研究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1年3月26日至2011年4月15日。根据实际调查回收的样本来看，有效样本为191份，达到了抽样要求。从实际的问卷填写和问卷回收的过程来看，也充分体现了调查对象在文化素质方面所反映出的阶层特征。问卷整体信度值Alpha=0.8462，标准化Alpha=0.8360，达到了定量研究的信度要求。
仍然根据Nunnally（1978）所采用的标准，只该变量的Cronbach’alpha内部一致性值均大于0.7才保留，同时，若发现将某一题目删除后反而会显著增加其内部一致性，则该题亦删除不用。在这一信度原则下，本部分将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当前居住总体状况、理想住宅福利状态、工作组织作用、宏观政策效果、职业认同、阶层认同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3-4所示，这7个变量的信度均在0.7以上，说明变量的测量问项内部一致性高，通过检验。
表3-4 各变量的Cronbach' alpha系数
效度内容包含的范畴很广泛，评定效度常用的有内容效度、预测效度、同时效度、构思效度、聚合效度与辨别效度等方法。本研究的效度评估主要分析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研究的测量规格，主要根据福利社会学等不同理论以及小规模访谈成果进行编写量表，尽力达成测量面向的完整覆盖。因此就内容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容效度。
本研究在研究之初就已根据前人理论提出了因素结构，因此本部分结构效度主要为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用来验证理论模型中潜在变量的因子结构，而不是为了简化数据或抽取因素的目的。由于本研究对因素的结构已经采取前人理论的有关观点，所以将对各个潜在变量的问项分开执行因子分析（每次的因子分析都指定因素数目为1），以避免混合执行导致因子负荷的对应关系不符合预先设定。本部分因子分析程序是：选取测量变量，以主轴分析法萃取共同变异因子，萃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因子负荷标准主要参照Tabachnica & Fiedell（2007）提出的标准，具体如表3-5。
表3-5 因子负荷的判断标准[4]
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效度评估（见表3-6、表3-7）。对住宅福利满意程度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746，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427.100，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490~0.835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2.342，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39.031%，显示了较强的相关性，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3-6 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7 住宅福利满意程度的因子负荷
当前居住总体状况的效度评估如表3-8、表3-9。对当前居住总体状况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500，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190.907，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530~0.948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1.799，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59.953%，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具有基础的结构效度。
表3-8 当前居住总体状况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9 当前居住总体状况的因子负荷
理想住宅福利状态的效度评估如表3-10、表3-11。对理想住宅福利状态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508，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95.648，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579~0.805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1.609，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40.222%，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具有基础的结构效度。
表3-10 理想住宅福利状态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11 理想住宅福利状态的因子负荷
阶层认同的效度评估如表3-12、表3-13。对阶层认同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651，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82.905，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413~0.792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1.819，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45.468%，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3-12 阶层认同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13 阶层认同的因子负荷
职业认同的效度评估如表3-14、表3-15。对职业认同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624，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76.516，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804~0.672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1.744，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58.140%，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具有基础的结构效度。
表3-14 职业认同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15 职业认同的因子负荷
宏观政策效果的效度评估如表3-16、表3-17。对宏观政策效果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561，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129.232，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576~0.871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1.798，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35.967%，显示了一定的相关性，具有基础的结构效度。
表3-16 宏观政策效果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17 宏观政策效果的因子负荷
工作组织作用的效度评估如表3-18、表3-19。对工作组织作用进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和KMO量数检验，KMO量数为0.706，适合对问项进行因子分析。近似卡方值为160.487，p值小于0.01，达到显著，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每个问项因子负荷均在0.655~0.840之间，萃取一个公共因子特征根为2.188，解释总体方差百分比为54.700%，显示了较高的相关性，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3-18 工作组织作用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
表3-19 工作组织作用的因子负荷
综合以上信度与效度分析，各个变量的测量问项设计基本上是合格的，变量的构思效度较高，分属各变量的各测量因子与变量相关程度较好，测量模型确实、适当。因此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是合格的，测量结构是可靠的、合理的。
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原始数据，将数据输入SPSS操作平台，在操作平台上完成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本研究中主要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这几种统计方法的采用主要是用于描述性统计，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简单的因果关系，具体方法的采用将在后面行文过程中加以介绍，问卷数据资料的分析也将在后文直接运用于理论假设的分析和检验之中。
综上所述，研究者通过文献研究形成初步的理论研究框架，通过个案访谈完成和完善问卷设计，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数据资料，通过统计分析验证理论框架。研究主题的选择既满足了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希望可以解决作者对于这个领域长久以来的困惑；同时又可以尝试探讨对住宅福利主题深入研究的一种可行性，为通过思考所构想的研究框架展开论证；还可以就论证这个主题所选用的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为相似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法。而对于中产阶层这一城市阶层住宅福利水平的考察方法和论证方法希望同样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和富裕阶层类似的研究中加以参考运用。
注释
[1] 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2] [美]Joseph A.Maxwell.质性研究设计[M].陈浪，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3] 秦琴，任慧颖.抽样调查手册[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4] 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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