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上的辩证统一。他们认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理论上的辩证统一演变出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他们看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因为过分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所以忽略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双头兽所起到的作用。
父权制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社会学，从理论上讲它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父亲就是家长。”[9]从广义上讲，父权制指的是父亲占主要地位的一种社会；从狭义上讲，父权制是家长制，通过父亲一方来确认子嗣和家庭关系的一种社会组织。父权制英文译成patriarchy家长制。1969年，美国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ite）在其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第一个开创性地论述了父权制理论。在她看来父权制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结构，特别是心理结构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作用在于男性对女性实行统治，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和心理结构。一些按照所谓天经地义的权利行使支配权的集团逐渐在消失，而另外一种久远而又普遍的容忍一个集团按照天经地义的权利去统治另外一个集团的格局，则在两性之间被遗留下来。这种格局要比阶级分化、种族隔离更牢固、更持久、更严峻。[10]“父权制”这一术语成为女权主义解释女性受压迫和不平等根源的主要概念，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代名词。推翻父权制，争取两性平等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11]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著作《性的辩证法：为女权主义革命辩护》（The Dialectic Sex：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1970）中认为，生物性的父权制根源存在于两性的生殖关系中。女性由于承担生育职责而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女性解放需要进行生物革命，只有利用现代科技把女性从生儿育女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恩格斯对父权制的阶级分析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研究的基础。“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2]恩格斯确定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关系，为女权主义探究资本主义和性别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各具优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试图把它们的精华综合起来，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其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纲领性文件——1969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中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中对论述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提出理性批评，指出其不足。相对从生物关系来理解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从社会关系来探究父权制，得出妇女的受压迫地位是由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作用而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激进女权主义父权制概念的普遍化和缺乏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尽管父权制是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要想深刻理解父权制就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同样，要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也离不开对父权制的研究，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实施了对女性的压迫。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只有父权制能够解释为什么是女性被排除在社会主要劳动力之外被男性奴役。海蒂·哈特曼问：“如果说消灭劳动者地位的差别，使所有劳动者在市场上一律平等是纯资本主义理论的倾向，那么妇女为什么要在劳动力市场中甘居男人之下？”她指出，这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13]因为在父权制社会女人附属男性存在，男人有权力限制女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分工更加强了。这样妇女即使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的也是低工资的工作，妇女依然要依附男性生存。如果说男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资的奴隶，那么女人就是奴隶的奴隶。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受压迫地位低下，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互相影响、互相结合的作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父权”（capitalist patriarchy）”或者“父权的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父权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父权制资本主义不仅使得妇女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导致了新的女性生活异化。阿莉森·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异化现象。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异化包括同自己的身体、生儿育女、母亲职责甚至是精神智力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结构内，使妇女与所有人、所有事甚至她自己相异化，就是对妇女进行压迫的最有力的证明。要想消除对女性的压迫，就要消除对女性的异化。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就要向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只有消灭父权制资本主义，才能有妇女的解放和自由；只有深刻理解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从而找出有效改变妇女解放的途径。
女权主义者盖尔·卢宾（Gyle Rubin，1994）指出：“如果不了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与新左派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间既亲密又冲突的关系，就难以理解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女权主义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女权主义思想也承袭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使人们能够提出一整套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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