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女性在“社会性”解放的基础上，“主体性意识”得到觉醒，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个性化生活，在保持自身中国特色的同时，逐渐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在整个世界女权主义领域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关注点肯定与西方不同，我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找对我们有用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在与西方交往中不会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68]。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女权主义，重问题甚于重理论。对中国女权主义的研究，是对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研究，并积极寻找对策。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无法磨灭的重要历史作用。国家也通过政权力量推动女性解放，在法律、政策法规等方面保障妇女权益。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不再以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国家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给我国广大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妇女问题。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过剩、劳动强度过大等社会问题，国家采取舍车保帅的策略，牺牲广大妇女的利益来暂时缓解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阵痛。当妇女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出现冲突时，妇女又再一次地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作为国家发展的奠基石。另外，一些封建意识有所抬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泥沙俱下。女童失学、女性回家、女工下岗再就业难以及拐卖妇女儿童、性骚扰和虐待妇女、纳妾嫖娼等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生理和生育问题让她们处于劣势，双重角色的社会身份让她们在改革大潮竞争中举步维艰。
2011年7月制定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妇女现状确定了一些优先发展的领域，如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社会保障、妇女与环境、妇女与法律七个优先发展领域。本着全面发展、平等发展、协调发展和妇女参与的原则，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利，争取社会对两性发展的平等和公正，解决与广大女性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
5．4．3．1 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女性参政问题
女性参政问题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以及这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新中国成立后，大幅度地推动了女性参政议政水平，实现了国外女权主义苦苦争取了上百年的政治权利。但是中外女性参政权获得途径并不相同，国外女性是通过漫长的女权运动争取到的，而中国的女性则是由国家政策法规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的。有学者称，中国的女性参政模式可称为“政府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69]。正因为如此，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民主参政意识没有国外女性强。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性参政的认同度也很低，使得多年来中国女性的参政觉悟和参政程度都不高。在国家权力层和决策层女性处于边缘化状态。不能说是政治花瓶，但女性的民主政治参与更多的是一种非权力的外围参与，呼吁的多，但是对于法律和政策法规的影响力却很小。有地区按比例分配女性参政的名额，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公平不但违背民主选举的原则，而且容易产生不能胜任的干部，损害的不只是女性的权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都是一种损害。这是政府对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照顾，并非真正意义的女性参政。
中国女性参政的基本制度是委任制，由上级单位决定女性干部的任免。在中国这个父权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里，女性参政还是主要以男性本位的意志为转移。“妇女参政”的履行演变成一种按男性本位格局进行职位分配的形式。始终没有将妇女群体要求与男性同等参政议政纳入妇女参政的目标给予支持和认同。[70]女性参政的目的是为女性群体的合法权益呼吁争取进而影响国家决策，从而维护女性群体的权益，扩大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但是一些女性参政议政者本身群体意识淡漠，不能积极主动代表女性这一群体的整体利益，这样不仅不能提高女性的参政议政程度，也严重影响中国女性群体的进步和发展。
5．4．3．2 经济竞争劣势化——女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在就业市场上，女性和男性相比明显居于劣势地位，许多用人单位明里暗里都排斥女性就业。究其原因并不是女性的生理性别，而是因为女性承担着照料家庭任务而显现的社会性别。女性和男性先天的生理差别以及后天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给女性带来双重生产的压力。哺育孩子、照料老人和日常生活等繁琐的家务使女性们无暇兼顾事业。就业市场对已婚和已生育女性充满歧视，同时，未婚的女大学生毕业生因为存在着结婚、生育以及照料家庭的潜在责任和负担，在就业市场上也处于劣势地位。据岳昌君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低于男生，而在工资水平和就业满意度上也不如男生。男大学毕业生在国家机关、国企、第二产业就业的居多，而女生在主要在事业单位、私企和第三产业等服务性行业就业的比例高于男生。[71]女生大多从事传统的“女性”工作，诸如家庭教师、文秘、护士等技术含量不高、薪酬水平较低的行业。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也是引发女性就业危机的重要因素。实行市场经济后，男性凭借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的优势，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原则来淘汰女性，使得大量女工称为市场经济和企业改制的牺牲品而纷纷下岗。那些40、50的下岗女职工再就业基本就是家政、保姆、餐饮服务之类的辛苦而工资低的工作，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成为中国女性主义关注的现实出发点。
20世纪以来，中国共有五次关于让妇女回家的讨论。每一次妇女回家的提出，都与就业相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关。讨论妇女回家的问题，除去传统观念问题，还有社会基本制度的问题。1933年—1937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日本侵华后，大量企业倒闭就业岗位紧张；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就业岗位不足；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不再实行上山下乡政策，大量知青返城回流，导致就业难；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贫富差距加大，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出现“全职太太”；2001年，政协委员王贤才提出让妇女回家，提倡女性阶段性就业。2014年人大代表王幼君提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三年，让人想起妇女回家论和女性阶段就业论，看似对妇女关爱，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就业及社会参与平等权，在既有的性别差异模式下让不平等固化和延续，将会使本已受歧视不公平的就业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妇女回家，是当代妇女双重角色向传统角色的回归，是牺牲女性的社会价值来获得男性的社会价值，此种不平等会对女性发展产生一系列社会深层障碍。
5．4．3．3 文化教育弱势化——女性教育不平等问题
消除教育性别不平等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在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据联合国统计，2011年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排名第35位。[72]尤其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性别差异还很严重。因为被繁重的家务和劳动束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女童失学率和辍学率都偏高，而入学注册率和毕业率则明显低于男童。女性文盲是男性文盲的两倍多。[73]在高等教育阶段，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女生要少于男生。[74]而且尽管女生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学术表现比男性优秀，但女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却没有男生的理想，也就是说社会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低，女性用教育来改变命运机遇的可能性比男性低。
究其原因，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文化是影响女性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这一长久以来受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影响的国度，由男性控制的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女性仍然产生歧视和束缚。“相夫教子是女子的本分”的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女从”，“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嫁观念等等，都会使社会上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向男性倾斜。虽然在2006年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是家长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认为女孩子去读书会减少干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不会选择让女孩去上学。所以，尽管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进步，城市的教育性别差异逐渐缩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幅度提高，但是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比男性要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性别歧视文化背景下，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教育回报也很难理想（高薪体面的工作和美满的婚姻）。女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和高学历的女性在婚姻市场同样遭受严重的性别歧视。所以，社会教育环境平等、教育资源分配和男女获得自身发展机会的公平是中国女性一定时期内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在。
5．4．3．4 社会人权私人化——女性家庭暴力及性骚扰问题
全国妇联针对家庭暴力的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我国，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数已经多达4．5亿，其中占比例高达90%的女性已成为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者。[75]国务院《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公布：全国2．67亿个家庭，有1．54%的家庭解体，其中25%起因于家庭暴力。90年代后期国家充分吸取了一些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使家庭暴力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法律之中。将人们一直认为的家庭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又将社会问题进一步转变为国家政策法规问题。但是由于条款规定过于抽象缺少可操作性，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传统的夫权本位思想和家本位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思想文化根源。有不少人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公权力不应该介入家庭私事”，把家庭暴力归入家务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家庭暴力虽然发生在家庭，但却不是家务事，而是违犯法律、侵犯人权的社会问题。其实质是维护男性在家庭里对女性的支配与控制的特权，是父权制统治下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思想作祟。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反对家庭暴力就是国外女权主义强烈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更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认为女性之所以遭受家庭暴力和压迫，低下的经济地位是其根本原因。历史上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分工导致了男性经济上的优势进而取得特权统治，而女性经济上的劣势决定了依附于人、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被男性虐待、控制。从人权的角度讲，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不仅意味着对单独某个女性的暴力，而是意味着女性这一群体缺乏社会安全。制定反家暴法，开展社会救助，唤起女性的觉醒，反抗男权中心统治，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性骚扰是性暴力延续的一部分，是性伤害的一种形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社会都把性骚扰作为个人的麻烦，而不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才得以逐渐改变。在这一次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兴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个人的也是政治的。从此性骚扰才成为性别理论研究的主流。女权主义者认为，性骚扰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心理或生理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和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同其他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样，性骚扰是男人在各种领域中用强权掠夺妇女资源的反映，是对弱者的欺凌、侵犯和使用权力的表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都是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欲望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
5．4．3．5 性别文化物质化——女性身体商品化问题
把妇女客体化、商品化是腐朽的物质主义性别文化形态的一种反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电视、网络、商场、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商业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或丰乳肥臀，或性感妖娆，女性身体被物化被商品化，女性沦为“身体化”的存在被作为客体广泛消费。各地选美、模特大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女性身体被最大程度地商品化，胸、大腿、嘴唇、脸等每一个部位都被物化成商品。所谓的“美女经济”把人物化为商品，把女性物化为经济。现在社会上的“富豪相亲”、“成人奶妈”甚至“女体盛”的存在都是把女性当作商品，对女性尊严的一种消费。在消费社会里，女性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她们的身体，并不是她们的精神内涵。物质主义性别文化把女性形象商业化，简化为身体商品。看似女性消费商品，实质是社会在消费女性。裹脚充其量会使女性肢体残疾，整形美容手术却会带来生命危险。即使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来看待整形美容手术，也是和女性身体美的本质相悖的。加拿大女权主义者凯瑟琳·摩根认为整形美容手术是消费市场“对女性身体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是资本市场和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合谋的迫害工具。女性一旦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审美机制中身体就不为自己所控制，成为“驯服的身体”（the docile body）[76]。女性身体被异化、被物化、被商品化，成为被观赏和利用的工具。这种现象是资本的逻辑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消费社会，男性掌握着财富和权力，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两性之间男性掌握着话语权，领导着消费市场的走向。媒体和广告制造的“现代”女性形象，大多由消费主义、传统女性气质和性感组成。[77]以男性的审美标准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商品来加以凝视，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伯格提出的“男性凝视”（the male gaze）问题反映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男性利用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观赏、占有和宰制，把女性当作被消费的客体用以陪衬男性，女性地位彻底被边缘化。女性被身体化，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精神内涵，她们仅仅被肤浅化和程式化地看作一个符号、一个工具，成为资本绚丽的符号和工具。她们作为个体的人的内涵被无视，这是资本的逻辑和父权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讲，资本主义普世审美标准和父权制对女性的主宰和压迫，导致女性主体性的缺乏以及女性自我人格认同的障碍。消费社会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和异化，在实现资本获利的同时也重构着父权制文化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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