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李小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她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妇女研究。她发出“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84]的疑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在理解和使用上有着较大差异的词语，如“解放”、“平等”、“意识”、“妇女研究”等，正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约定俗成的、拿来即用的词语，却正是在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应用中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李小江80年代的全部论著，包括了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对中国快速的市场化环境中革命现代化提出的批评。她实质上利用了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修正80年代的马克思人道主义，补充后—毛泽东时代的人道主义文化批判，为女权主义主体在后—政治市场经济中重新定位。市场女权主义（market feminism）并不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终止的中国进步论女权主义那里重整旗鼓的。它既没有重建，也不是中断了的民族传统的延续。李小江的研究广泛涉及当代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刻的政治影响，也涉及优生进化论、性选择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长期关注。延安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发掘和反思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与现在像李小江这样的思想家在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研究相互关联。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女权主义学者网络，着重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发展妇女解放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如何才能适当地安置“妇女”主体？李小江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她率先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谴责革命现代化，特别谴责毛泽东主义的文化形式使女性的身体非自然化。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李小江曾经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大跃进”精神武装头脑去改造物质和文化环境，敢于揭示国家与妇女利益相悖的做法。李小江对处于主体性中心的“自然”受欢迎的生动表述，确定了性别主体的中心地位。它使李小江自己的经验变成了女权主义理论的数据。尽管她的市场女权主义将经济改革、女性主体性、家政服务、妇女的性爱主体以及消费者选择等问题联系到宏观经济关心的问题上，如剩余劳动力城市发展，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进化中的性权力问题。李小江在80年代的理论著作《性沟》很好地把她那一代人的独特经验与国际女权主义中的理论—如贝蒂·佛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特别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马克思存在主义《第二性》——融合在一起。
到了90年代，李小江提到，经济效益和公正原则之间的冲突集中在妇女的身体上。然而妇女解放要有先决条件，即使有了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也必须伴随着妇女意识的觉醒这样的主观条件。[85]中国理论现代性仍然是“男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那些基于僵化或不发达的女性主体之上的中国现代性理论一样，承载着阐述与男性化的现代、文明和人道主义概念相似的重任。李小江信奉现代主义的观点，她认为，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女性的经济地位和主体的形成必须被提高到这一点上，即女性要享有平等但却有不同的主体性，要享有男性自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在历史上享有的与主体性同等的权力。
李小江对于为什么要搞中国的女性研究这个问题，是这样认为的：人类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民族性原则，抽象的人类是不存在的，除了最基本的性别差异外，在李小江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民族因素更重要。这种根植于“妇女”的抽象范畴与特殊的民族或本土意识的辩证法，在她的思想中至关重要。她说，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的研究起点，首先就是对人类整体中的妇女进行抽象。在这个抽象中，它既要把妇女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部分加以考察，从而使它获得一般的规定；同时，又要把它看作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一个包容着多种范畴的总体，从而确定它自身的基本规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丰富整个人类科学，为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比当代乌托邦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更为进步，因为他们的确提出了性别和阶级压迫的物质起源，他们的批判理论的确为中国共产主义提供了获得成功的策略。但是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等同于无产阶级解放，鼓励妇女自己抛弃女性气质，并倡导“先做人，再做女人”的策略。对于这种相对偏左的国家政策，李小江寻求一种新生的妇女理论——能够容纳妇女的女性气质，探索一种再生的妇女自治的解放道路——能够动员起更具自我意识而极少缺憾的女性主体。她认为，就妇女问题来说，迄今为止阶级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薄弱之处的方法，就是采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明确地宣称要突破毛泽东主义所限制的性的禁区，证明性别与阶级的可分性以及正视全球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历史。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在理论工作中重新思考妇女问题，她指出：“妇女理论本身就隶属于人类科学。”[86]“妇女理论是对妇女所做的哲学上的抽象。在实际运动中，妇女理论研究可以面对不同的对象，形成各种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而妇女解放，作为实际运动本身，则是妇女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具体的对象之一。”[87]妇女理论并不是现成的教科书，它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研究更具潜力。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革命的变迁，尽管中国妇女研究目前比西方国家晚了二十年，但是它仍然超过了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中国学者现在正在做的事，因为中国妇女研究可以从已经被解放了的主体开始，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中国妇女研究在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是社会发展在当代提出的新的任务。[88]
李小江所有论题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妇女双重负担的概念。她认为，双重负担包括两方面。首先，它意味着，在欧洲妇女放弃了封建社会形式而呈现出现代矛盾时，中国妇女只是在她们已经继承下来的封建角色上又加上了现代角色，使她们加倍疏离于人格。更常见的是，按李小江的说法，双重负担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布命令超前“解放了”中国妇女，其结果是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而与此同时她们还要从事自然生育和基本的家庭工作。为“唤醒自我意识”，当代中国妇女必须以她们自己特殊的方式解决双重负担的矛盾。必须自己能够获得主体地位并对解放的真实需求进行历史的反省。人类解放取决于妇女的进化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