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秦以来历代士人的研究，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内容涉及士产生的源流与分化、士与君主的关系、士风、士与经济活动关系、士的政治功能、儒学与士等诸多方面。如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卷7期1940年6月)、钱穆《释侠》(《学思》1卷3期1942年2月)、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以儒学为文师说》(《大公报》(上海)《文史周刊》10期，1946年12月13日)、郭沫若《秦汉之际的儒者》(《中苏文化》15卷2期，1944年2期)、罗尔纲《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中央日报》(南京)，第3张第2版，1936年5月21日)等。其中，关于士人地域差异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主要论述了唐时期的山东士人，指出了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研究士人群体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唐长孺先生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士人研究，发表了《清淡与清议》(《申报文史》，1948年2月28日)、《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等论文。
吴晗作为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潜心研究并发表了《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大公报·史地周刊》31期1935年6月10日)一文。关于明清士人结社问题，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择取明清之际大量的正史、野史资料，论证了明末党争、复社等集会结社的行动，与当时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紧密相关。受到明清史启蒙老师谢国桢先生的影响，李洵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1957年第8期)。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李洵先生又先后发表了《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史学集刊》1984年4期)、《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史学集刊》1991年第3期)、《说“卢柟之狱”》(《史学集刊》1994年3期)三篇论文，集中论述了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及其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主张。政治上要求地方势力参政，经济上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说为我们研究士人及其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此后，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纵向还是横向研究士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刘泽华《先秦时期的士》(《文史知识》1987年12期)、刘厚琴《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齐鲁学刊》1995年3期)。由于篇幅和研究问题所限，笔者主要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研究以及与明清士人价值观念相关的成果，加以归纳整理。
(一)关于士人整体研究的论析
九十年代以来，针对士人政治生活、生存模式、思想意识等问题，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剖析了士大夫的社会分化，即知识分子和官僚分化的根源。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姊妹篇《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者主要从明清转型之际士人的分化方面分析了士人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式，侧重对士人性格、心态的分析，后者则分类集中论述了明清之际文化现象(经世、任事、谈兵、游走、师道与师门、士风)和明清之际士人话题(君主、井田、封建、文质)。总体来看，赵园先生的关注点，正如其所言:“对于明清之际，我的兴趣始终在士大夫的处境与命运，包括展开在上述伦理关系、日常情境中的命运。”[7]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将江浙、湖南、广东三地的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知识群体，分析了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儒学地域化使不同文化群体中知识分子群体思维范式相对凝固化，在近代则直接从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上诱发了对西方文化不同选择机制的产生，只有深入研究这一选择机制的地域背景，才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差异。”[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针对汉朝以来知识分子的演变、士风和士商转变等问题作了整体考察，强调了士人明道救世、化民成俗的精神，主要对士人伦理政治的实践模式进行了讨论[9]，引起了学界的共鸣。
除了上述有影响的专著外，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明清士人心态、学风、价值观念、日常生活等问题的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心态史学等多学科融合的趋势。
1.士人价值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的学者强调将士人置于政治角色的地位，将其视作政治产物，从而就上演了一幕幕士人与皇权合作或对抗的影像。如赵令扬《论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1970年)、胡成《略论士与皇权政治的分离与对立》(《光明日报》1989.3.22③)、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粤海风》2006年3期)、［法］麦穆伦《明清鼎革之际忠君考》(［法］龙巴尔，［中］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谢景芳《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学习与探索》2000年3期)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明代士大夫“致君尧舜”的志向与君主专制极端对立，他们借谏奏劝喻、联名抗章、集体请愿或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等方式施加压力，却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除了政治环境对士大夫的从政心理和人生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之外，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潮等客观环境对士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方面，明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时人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士人弃儒业贾与商贾文人现象并存，如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4期)、许敏《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3期)。此外，商业发展还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化，牛建强《15、16世纪之交市民文学新的萌动和明代社会的初始变化》(《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1期)一文，随着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面向市民的文学作品涌现的状况。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深入士人心灵深处。陈宝良《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3期)、李孝悌《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史学月刊》2006年5期)、王守稼《晚明上海士大夫及其社会思潮》(《史林》1987年第4期)、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3)等，则强调城市发展、阳明心学等对士人学风及思想的影响。商传《试论明中晚期士大夫的事功思潮——以临海王氏家族为例》(“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2002年学术研讨会)，通过对明中后期浙江临海王宗沐家族的论述，阐明急功近利的风气是导致导致晚明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和明政权最终失败的一个关键。当一些研究者认同晚明人文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潮有着相同之处时，范立舟《晚明人文精神分析》(《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一文，认为晚明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有深刻的本质差异，可以定性为“批判理性思潮”。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遵循经世致用的观点，如邢兆良《晚明社会的士与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1期)。
2.社会转型时期士人价值观念的飘摇。近些年来，赵园先生一直致力于明清之际士人心态、士人生存等课题的研究，相继发表了《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6期)、《原君·原臣——明清之际士人关于君主、君臣的论述》(《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等一系列论文。有些学者关注了明末遗民生存问题，孔定芳《明清易代与明遗民的心理氛围》(《历史档案》2004年4期)及《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明清史》2006年8期)、《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其符号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3期)、《明遗民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4期)等系列论文，深层分析了满汉文化冲突，使得明朝遗民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对清朝从对抗到合流的变化过程。相关的研究还有陶清《明清鼎革与文人心态——关于明清之际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安徽史学》2006年6期)。还有些学者则把时间段放在清初至嘉、道时期，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社会变革之际士人复杂而又多变的内心世界，在行为上则表现出忧患和经世意识，将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联合，朱丽霞《嘉、道时期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兼及儒家“经世致用”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4期)、钱家先《论嘉道时期的文人心态与社会走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王聿均《清代中叶士大夫之忧患意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期，1982年7月)、杨国强《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群体意识》(《史林》1990年第4期)等。
与上述研究不同，一些学者则倾向于通过士人文化行动来分析其人生理念与价值选择。如徐泓《清初江南士大夫心目中的明太祖及其开国规模》、朱鸿《情系中山:清代人士拜谒明孝陵的活动》(“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会议，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主办2006年3月28至30日)、王鸿泰《迷路的诗——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12月，第50期)。林丽月《衣冠与认同:明清之际的服饰变革与遗民心态》(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NSC－89－2411－H－003－049)。何冠彪《陈榷对生死之抉择与回应——明遗民自我肯定生存价值一例》(［日］《中国史学》，第三号1993年，明清专号)等。
值得注意的是，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77－138页)一文，则关注到了常被学界所忽视的元明易代时期的士人，指出元朝作为多族群社会，由于士人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他们对元明鼎革的反映也不同，其政治抉择大致分为忠元、背元、逸民三大类，而影响他们抉择的政治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
3.士人价值观念与地域社会的互动。明清以来，随着科举作为士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加之各区域对教育的理念不一，使得各地人才分布也呈现出不均衡性。如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4期)、毛骁阳等《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4期)、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1期)、龚延明《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3期)，都是对明清进士群体地域分布的整体研究。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两宋以来，士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韩明士《官僚与士绅》(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指明南宋以后士人开始推行以家化乡的理念。刘志伟《从乡豪的历史到士人的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初广东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6期)，在解读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基础上，作者认识到:元末到明初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书从社会角度，考察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的社会流动及其“社会性动作”，即他们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和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许多创新之见。相关研究论文还有王先明《晚清士绅阶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陈江《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史林》2004年2期)等。
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研究视角放在士人与地方百姓以及社会风俗的改造等方面，如林丽月《黜奢与崇礼:晚明士绅的礼俗改革》(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编号NSC－88－2411－H003－001，1999年10月)、李孝悌《十七世纪以来的士大夫与民众——研究回顾》、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学界对“士大夫与民众”问题之研究》(《新史学》第四卷第四期)。
4.士人生存观念的变化。由于政治、经济、科举、生活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士人在生存层面价值观念出现了分化。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2期)及《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l期)、《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等文，其《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赵毅、刘晓东《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学界所忽视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群体社会生活模式进行了广泛探讨。
隐士与山人文化也一直成为明代社会所困扰的问题。王恩俊《归隐: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退避与个性张扬》(《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期)及《明初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与道德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1期)，对明代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道德实践进行了考察，并从与社会联系、狂放之习、离心倾向等方面对明初与晚明隐士加以对比。徐林《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认为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赵轶峰《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深刻指出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作为一个寄生的阶层，山人之主流的社会行为为谋食所需而污。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识分子脱离传统儒家人生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上则是对晚明飘逸闲适的文风颇有影响，陈万益的《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4页)、与铃木正的《明代山人考》(《［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大安1962年版)。此外，有些学者则注意到了山人所担当的信息源角色，令人耳目一新，如金文京《明代万历年间山人的活动》(《东洋史研究》61－2)，描述了聚集在高级官僚周围的文人兼信息源的“山人”的活动。同时，山人之外，医师、占卜师等下层知识分子也时时进入北部边境，传播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对文人幕友、进入边境地带的知识分子为了仕进而进行战略性的移居，“移动的读书人”给予关注。
5.士人结社、讲学、日常生活等活动。关于明代士人讲学、结社等活动，学界主要关注点在东林党、复社等，林丽月《“擊内”抑或“调和”——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载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认为晚明东林领袖与司礼大珰的关系，其间有合作，也有冲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对明代怡老诗社、杭州西湖的诗社、西湖八社、南京的文人社集、复社南京社集及其影响、《谭元春集》复社成员考、竟陵派与复社关系探析等重新加以考证，对明代文学流派、明代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甚至明代文学与社会演变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较先前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有较大的拓展。此外，还有郑克晟《明代的江南士大夫与东林党人》(《江南论坛》1994年6期)、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时龙《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史学月刊》2003年8期)等。
面对晚明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士人生活、消费、交游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刘晓东、赵毅《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认为士大夫为摆脱交往困惑走向“纵适游讨”和“狂狷自现”两个极端，这虽然导致了交往质量下降，但也催化了理性的产生。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一文，指出自明代中期以后，旅游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明代的游人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收于《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侠少之游出现的原因是明代中期以来，士人科考的竞争压力使得他们另辟人生路径，从而构建科举之外的人生活动场域的结果。王鸿泰《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明清间知识分子出游城市以广交友已成了他们极重要的人生经营项目。士人的交游活动除了个人与个人之间但凭一时意气相投的结交外，更进而发展成为结“社”的方式。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活动与论述——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期，1992年6月)、吴智和《明清山人休闲生活》(《汉学研究》2002年6期，101－129页)、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联经2007年版)、王次澄《明清文人觞政——会饮的礼仪与规范》(《汉学研究》第10卷第1期，1992年6月)、吴存存《清代士人狎优蓄童风气叙略》(《中国文化》1997年1期)等。
此外，有些学者还以敏锐的视角捕捉到士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期);(美)艾尔曼《明清科举旧问题之新回答——情感焦虑、成功梦想和科举生涯》(2007年3月10日复旦大学光华楼学术讲座)，分析科举考试的预言技术有《易经》、算命、看相、扶乩、拆字测字、占梦、卜兆、风水等多种形式，体现了士人思想与佛、道的交融;衣若兰的《誓不更娶》(《中国史学》2005年15卷)一文，通过对明代男子不再婚问题进行研究，较为新颖地提出应该进行不同于士大夫论的、包含私人领域在内的男性生命史研究。
(二)明清山东士人研究学术回顾
与上述明清士人整体研究所取得的硕果相比，关于区域性士人研究自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的风行，在学界才开始起步。也正是在此时，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关于明清山东士人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1.关于明清山东进士的地域性分布，主要有王耀生《明清时期山东进士地域分布特点及与经济、区位、民风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05年9期)，依据大量山东地方史志资料，深入分析明清两代山东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和规律，论证了当时教育和人才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学校建设、当地民风的密切联系，揭示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张增祥《明清时期山东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运用统计学、文献学等方法，对明清时期山东进士数量的整理、时空分布的不均衡及导致这种不均衡分布特点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系统论述明清山东进士的分布。通过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资料进行整理，利用山东各地的地方志进行校正，得到明清山东进士数量分别是明代1825人、清代2260人，与王耀生统计的明代进士1630人有所出入。此外，还有曹立会《临朐进士传略》(齐鲁书社2002年版)、刘希伟《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上海嘉定博物馆、上海科举博物馆编《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册，海风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相继问世。
2.不同阶层的士人与不同的人生轨迹。明清时期的山东，人们对教育理念的变化加之士人的努力，山东科举发达。首先，关于山东状元的研究有:玉千《父子同榜》(《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3期)，论述了文登于鹏翰与子于涟是清顺治十二年(1655)同榜进士，父子二人均作官也为民办好事。孙新生《明万历朝戊戌科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历史档案》1991年2期)，讲述了赵秉忠万历二十六年(1598)中状元的一生起伏的经历。他从取士姚希孟、周顺昌等皆为一代名臣，后晋礼部尚书。到因忤魏忠贤，致仕归里。之后又坐刘钟英案被削官夺俸。天启六年(1626)，在家愤懑而卒，年53岁。傅以渐作为清朝的开国状元，同时也是康熙帝的授业老师，尊荣至极。政治上清廉，学术上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如王凤刚《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山东档案》2008年4期)、任诚仁《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春秋》2006年2期)、陶陶《傅以渐生平学行述论》(《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2期)等均对此有所研究。
其次，就上层为官的士大夫来说，致君尧舜的价值理念，使得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刘阶平《从白阳传疏论晚明军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在充分探讨了晚明政治与军事、晚明军事与民生的关系后，叙述了毕自严奏疏与晚明军政的关心。吉尾宽《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兵饷运用观》(《秩序》2004年)，以明末崇祯年间兵饷数据作为论据，指出户部尚书毕自严的管理，一度使得明末兵饷的征解和支给保持了相对平衡。刘墉作为清中期的重要人物，近些年来随着与其相关的电视剧热播，也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如赵秉忠、吴永兴《略论大学士刘墉》(《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陈连营《略论刘墉──兼论清中期的政治人物》(《史学月刊》2001年4期)、黄继林《“浓墨宰相”刘墉》(《档案与建设》2000年8期)、崔善伦《一代名臣——刘墉》(《山东档案》1994年4期)、夏勇《刘墉祖籍日照考》(《中国地方志》2005年7期)。铁面御史郭琇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晏路《郭琇弹劾靳辅案中案》(《满族研究》2001年4期)、肖冰《郭琇:成也“三疏”败也“三疏”》(《炎黄春秋》1998年7期)、经盛鸿、沈岚《吴江知县郭琇洗堂》(《档案与建设》2000年7期)等，都是对其一生廉洁清正的高度概括。关于于慎行的研究，涉及其政治思想、史学著述、社会交往等方面，李庆立等《于慎行及其著述之研究漫议》(《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6期)、张仁玺《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6期)、崔建利《明代聊城双璧——谢榛、于慎行》(《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3期)、朱凤云《“山左三家”公鼐与于慎行、冯琦交游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5期)等。张捷夫《左懋第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1期)、一丁《南明爱国使臣左懋第》(《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1期)、丁鼎《寸丹冷魄销难尽——南明殉国使臣左懋第》(《文史杂志》1997年4期)。丁鼎、王明华《左懋第史事辨正》(《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1期)，均反映了左懋第仕途虽短，但却以崇高的民族气节永垂史册。王玉杰《论刘鸿训在中朝交往中的贡献》(《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论述了明朝末年为联络朝鲜共同抗击后金，刘鸿训克服困难出使朝鲜，完成了朝廷赋予的使命，为明末中朝友好交往做出了贡献。刘富伟《孙之獬与剃发令》(《教师博览》2000年3期)，讲述了孙之獬仕途因依附魏阉逆党，被削籍为民，放归故里，却于1644年又潜入京城，见风转舵归顺了义军的经历。此外，还有朱亚非《邢玠在明代援朝战争中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
再次，就明清山东士人艺术成就来看。关于王渔洋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内容涉及诗学、人格思想、为官等多个方面。刘怀荣《论王士祯“神韵说”与兴的美学关联》(《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3期)、朋星《论明清山东诗派》(《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1999年2期)、黄河《王士祯初登诗坛心态与诗学观念》(《江海学刊》2001年1期)、裴世俊《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2期)、王小舒《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文史哲》2005年5期)、王小舒《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4期)。王利民《王士禛诗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黄河《王士禛与清初诗歌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均论述了渔洋在诗作的成就与影响。程相占《王渔洋与禅宗》(《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1期)、何绵山《王渔洋与禅》(《齐鲁学刊》1995年2期)、孔正毅《王士祯人格思想新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2期)、《王渔洋罢官事考》(《长江学术》2006年2期)，则具体分析了渔洋的信仰与人格。从社会交往层面的研究来看，张宝申《王士禛居京轶事》(《北京档案》2007年10期)、刘书鹏《宋荦与王士禛交游考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1期)、黄金元《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2期)、顾启《冒襄王士禛交游考》(《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2期)、蒋寅《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5期)，则从多方面论证了渔洋与本地士人和其他区域性士人的社会交往。李孝悌《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1660－16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1分，2005年3月，81－116页)，改变学界一直习惯于在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对士人的探讨，强调从士人生活的细节建构明清士大夫的本来面貌。
除了渔洋之外，明清山东诗坛和文学创作方面涌现了一批具有文采而且作品产生深远影响的士人。有些学者则关注与渔洋有不同观点的赵执信，赵蔚芝《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文史哲》1982年5期)、裴世俊《“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王淙《论赵执信的诗学理论及创作实践》(《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年10期)。其他还有关于田雯研究，有黄金元《试论田雯的生活诗》(《德州学院学报》2006年6期)、李景华《清初诗坛和诗人田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李世英《论田雯崇尚奇丽的诗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天津商学院学报》1994年2期)、朱兴泉《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田雯》(《山东档案》1994年4期)、蒋星煜《田雯与〈桃花扇〉及其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4期)等。关于谢榛的研究评论不一，孙青玥《谢榛诗学理论批评研究》(南昌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赵旭《谢榛的时代及其诗学》(辽宁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邵传永《谢榛论》(苏州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李妍《1994年—2007年谢榛研究述略》(《安徽文学》2008年6期)、周潇《谢榛与李攀龙“绝交”始末辨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4期)等。作为嘉、隆诗坛“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研究成果有，蒋鹏举《复古与求真:李攀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伯齐《李攀龙及其诗歌简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5期)、李庆立《明“后七子”结社始末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等，对李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作了中肯评价。边贡则为“前七子”之佼佼者，许金榜《边贡的文学成就》(《济南大学学报》1993年3期)、王春晓《边贡及其诗歌探析》(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纪锐利《边贡的诗学理论与创作》(《东岳论丛》2001年5期)为之评述。另有朱玲玲《儒念根深，释道并用——清初诗人宋琬思想解析》(《滨州学院学报》2007年1期)、俞荣梁《蒲松龄及其农学著作》(《中国农史》1984年4期)。刘富伟《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齐鲁学刊》2000年1期)。近些年有些学者对卢见曾开始关注，有胡晓云《卢见曾年谱》(兰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黄金元《清中期“山左”名贤卢见曾诗歌简论》(《德州学院学报》2009年1期)，李瑞豪《卢见曾与“扬州八怪”》(《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2期)，鲍开恺《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考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2期)。
关于孔尚任研究多集中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桃花扇》与孔尚任的思想观念与民族意识等内容，如井维增《〈桃花扇〉主题思想略说》(《齐鲁学刊》1987年5期)、徐振贵《〈桃花扇〉的主旨与纲领》(《东岳论丛》1987年1期)、高夙胜《桃花扇底看南朝——《桃花扇》的诞生与孔尚任的悲剧》(《春秋》1998年5期)、徐爱梅《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与孔尚任的交往有关，如张崇琛《张石民与张瑶星及孔尚任的交往》(《潍坊学院学报》2006年5期)、刘世杰《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3期)、赵科印《孔尚任罢官原因再探——兼与程荣华先生商榷》(《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4期)。王卓华《邓汉仪与王士禛、孔尚任交游考》(《中州学刊》2006年4期)等。
丁耀亢是明末清初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及戏剧理论家。由于明清交替及清文字狱等诸多原因，丁耀亢其人其作一直被学界所忽略。张维华《跋丁耀亢的〈出刼紀略〉和〈问天亭放言〉》(《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3期)、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顺康年间〈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审案》(《历史档案》2000年2期)、岳力《丁野鹤续书案始末》(《文史春秋》2005年5期)、王瑾《丁耀亢思想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3年5期)、其《丁耀亢交游考略》(《理论界》2007年7期)，都是对其政治思想、交游等问题的充分论证。
总体来看，明清时期山东士人在文学创作、戏曲艺术、学术成就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周潇《“齐风”与“齐气”——万历朝山东诗坛》(《管子学刊》2006年1期)、周潇《晚明山东文坛宗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1期)、刘英波《明代山东散曲家及其创作内容简论》(《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6年2期)、范建华《清初山东的遗民诗人》(《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4期)、陈公水、徐文明《明清杂剧在山东的流变及特征研究》(《齐鲁学刊》2008年1期)，从总体上纵向加以论述。赵俪生先生则作了比较研究，如《东痴·渔洋·秋谷——十七十八世纪淄博地区三大诗人之比较》(《齐鲁学刊》1995年2期)。
此外，从学术成就来看，林威《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东岳论丛》2004年3期)、汪学群《张尔岐易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论丛》2002年)、张维华《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术公案》(《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4期)、陈冬生《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东岳论丛》2004年3期)、仝晰纲《泰山学派的缔结及其时代精神》(《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论述了泰山学派缔结的文化背景、泰山学派表现出来的独立、结党的时代精神。
当然，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在戏曲和书法等方面亦有新论。徐扶明《李开先和他的“林冲宝剑記”》(《文史哲》1957年10期)、卜键《李开先疑事(上)(下)》(《戏曲艺术》1986年12期/1987年4期)，说明了李开先的戏曲创作与思想意识。何宗美《北曲南歌优游词会——李开先与章丘词社考论》(《文艺研究》2008年12期)一文，指出社团在明代的兴起，直接影响文学艺术家的生存方式、艺术心态和创作行为。关于书法等方面，有王树春《清末书家丁佛言》(《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1期)、张茂荣《清初诸家赠王士禄册页》(《文物》1997年6期)、李方玉《读法若真的〈鹤梅图〉》(《东岳论丛》1983年4期)等。
由于在诗作、小说创作等文学方面的成就与共同经历，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具有一定的基础。张其凤《刘墉家族与赵翼交游考》(《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4期)，论述了赵翼与刘家三代人之间的亲密交游与切磋技艺。李圣华《王士祯与明遗民交游事迹》(《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张宇声《从〈东莱行〉看吴梅村与明末清初莱阳诗人之关系》(《东岳论丛》2004年3期)、王小舒《陈廷敬与王士祯》(《文化月刊》2006年1期)，虽是集中讨论了王士祯的交友，但也正是明清时代士人交往的普遍原则，那么这种影响也是深远的，如宫泉久《论清初山左诗人的结社交游》(《理论学刊》2008年10期)，指出清初山左诗歌的创作实绩甲于天下，与山左诗人的结社交游活动是密不可分的。近些年来，运用田野调查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秦海滢、赵毅《明清时期淄川士人的社会交往与空间转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5期)及《从〈志壑堂文集〉看唐梦赉的社会交往》(《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1期)、《明清淄川望族与地方社会风俗的改造》(《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明清时期的淄川毕氏家族》(《明清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明清时期的淄川望族与祭产管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1期)等论文，翔实考证了淄川士人的社会交往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载许纪霖、刘擎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演讲集》第2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则为我们研究士人提出了新的命题:逸乐作为一种价值、宗教与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检讨、城市生活的再现、商人的文化与生活等，提倡对明清文化的多元理解。
3.对士人价值观念与宗族的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安作璋、王克奇《临沂士族与民族文化》(《文史哲》1995年6期)，认为汉魏晋时期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使楚文化和鲁文化的交互影响，形成了古临沂独有的文化特征。至东汉、西晋末年，北方连年战乱，使得部分临沂士族徙居江左，他们不仅对东晋南朝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南方经济的开发起着重要影响。
最近几年来，关于山东宗族研究飞速发展，也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该地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关于新城王氏研究，有于瑞桓、何成《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2期)、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学海》2002年1期)、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盛原因述论》(《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2期)等系列论文，还有其博士论文也是论述此题: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山东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王蕊《明清高密单氏文化述论》(《潍坊学院学报》2007年5期)及《明清高密单氏兴盛述论》(《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3期)，主要关注了高密单氏文化成因。一些学者研究视角转向临朐冯氏，王瑞卿《明代山东临朐冯氏家族进士传略》(《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5期)、李简《冯惟敏〈山堂缉稿〉说略》(《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4期)、梁娟娟《明清临朐冯氏家族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齐向东《惠民魏氏家族的兴盛》(《滨州师专学报》2002年1期)、赵兴胜《社会变迁与文化选择——近代山东的孔氏家族》(《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5期)。刘少华、张雯《明清时期日照丁氏科举家族成因探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3期)。玉千《一门六进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3期)。
近五年来，一些硕士、博士论文集中研究山东名门望族，如李瑶《诸城刘氏家族与乾嘉政治》(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宋祥勇《明末至民初山东科宦家族的发展与转型》(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还有刘少华《科宦家族与道德权威:日照丁氏家族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王淑静《冯琦与〈经济类编〉》(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黄金元《明清之际济南府望族与诗歌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从家族角度分析明清之际济南府望族的家族文化特色。此外，秦海滢《明清时期山东孝妇河畔的望族》(2006年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朱亚非《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也都对明清山东宗族与士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综合来看，以上关于山东宗族的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宗族研究南强北弱局面。其他如张利民编写的《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蒋惠民《黄城丁氏族谱》(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韩喜凯《邢氏兄妹》(山东省临邑县文化体育委员会、政协山东省临邑县文史委员会主编，2001年版)，使我们对山东宗族发展脉络能够通俗易懂地掌握。
总之，从目前所掌握的明清士人研究动态来看，大多倾向于从文化和行政意义上对明清之际士人社会交往、科举与士人心态、士风、士商互动等问题的讨论，研究对象也集中于上层士人，缺乏对中下层士人的普遍关注。研究区域上，更多的是关于江南士人的研究。同时，对培养士人的生活、行政空间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就山东士人的研究来看，学者还应深层分析士人群体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士人群体的共性与个性。
(三)研究意义
有鉴于此，针对以往研究集中于上层士人，缺乏对中下层士人的普遍关注，研究区域上更多的是关于江南士人的研究，本文尝试摒除原有对士人的定性标签，通过空间划分，对士人生活的家族空间——地域空间——行政空间——交往空间——生存空间的转换作以集中论述，分析上述因素对士人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使士人群体研究与地方史、家族史、朝廷政治有机结合，拓宽了士人研究的领域。
学术观点上看，山东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在对士人的分析中凸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文化主流的特质。滨下武志认为:“需要在与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的人的集团之间的相互平衡中，发现其特性。换言之，他们是该社会内部所固有的、共同的家值判断问题。”[10]可以说，士人是解读中国文化的钥匙，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我们重点讨论士人作为传统伦理政治的载体，如何构建伦理政治观念，凭什么社会力量扩散其影响?解读了此问题，也就是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核心。
从方法上来看，本文从空间角度分析明清山东士人群体是基于这样考虑的，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士人具有相近性，有利于将山东士人及与其他不同区域之间的士人作以横向比较。纵向方面，则针对明清山东社会变迁过程中士人价值观念加以比较，分析其历史特征，进而研究空间转换与士人结成社会群体的历史意义。同时，本文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明清时期的山东士人文集、家谱等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并结合社会史的研究理论，把士人置于冲突交融的历史大空间和基本的生存空间中，宏观揭示家族空间——地域空间——行政空间——交往空间——生存空间的转换与士人价值观念的塑造之间的互动，从而较为客观地展现士人生活图景，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微观上来看，理性分析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的演进，往往交杂于频繁的动荡与忧患之中，初步构建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框架体系，合理评价士人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四)所用文献资料的分析
其一，《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中关于山东士人的传记是我们了解社会变迁时期士人人生价值抉择的重要史料。同时，明陈镐《阙里志》、毛纪《归田杂识》、莱阳张允伦《德平县廉吏传》，清孔尚任《阙里新志》、朱纁《尽节录》、朱履庆《文献汇略》、王驭超《海岱史略》、王之垣《历仕录》、孔尚任《节序同风录》等也涉及一些山东士人的传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为我们研究明代山东士人参加科举详细状况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资料。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未收书辑刊》，为我们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清代孤本方志、天一阁方志丛书等，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如中国地方志集成中保留了一些人物传记，如《同治即墨县志》、《民国沾化县志》、《光绪德平县志》、《民国莱阳县志》、《道光东阿县志》、《宣统聊城县志》、《民国寿光县志》、《光绪临朐县志》、《民国续修广饶县志》等。还有些地方志详细记载了该地一些名门望族的发展与影响，《民国济宁县志》(潘氏宗祠、潘氏条约)、《嘉庆掖县志》、《乾隆福山县志》保留了王氏、孙氏家族的相关史料。《乾隆莱州府志》专门记述了赵、蓝、毛氏等家族渊源与变迁。同时，我们也不忽视当时山东士人为保留与传承地域文化所撰修的方志，如冯惟纳《青州府志》、李先芳《濮州志》、于慎行《兖州府志》、贾三近《峄县志》、邢侗《武定州志》和《临邑县志》、钟羽正《青州风土志》、清张尔歧《济阳县志》等。
其三，家谱方面，以山东士人为中心的望族家谱，如德州田氏、即墨周氏、福山王氏、东莱赵氏、高密李氏、淄川毕氏、淄川高氏、淄川韩氏、淄川孙氏等资料的发掘，足以使我们了解望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家族繁衍的情况。明代冯子咸《祭礼事宜》等书，则说明了士人对家族礼仪，礼以义起的改革，反映了士人对家族文化的建构及其对所在地域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较为客观地、完整地展现区域社会士人生活和交往等图景。
其四，该时期士大夫文集、年谱等则为我们研究士人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等提供了重要史实。清代淄川士人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一书，提供了研究当时民生、士人社会交往等问题的重要资料，同时其禁籴之说、铸钱之说又为我们了解当时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北京国家图书馆整理的系列年谱中，所保留毕自严、王渔洋、张笃庆、冯溥等士人的年谱，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士人的生平及其各种社会关系。同时，蒲松龄、王渔洋、赵执信等文学士人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其中，清末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以记述山东及游宦山东的名人嘉言懿行、逸闻佚事为主，兼及地方掌故、名胜古迹、山川风物、自然资源诸方面的笔记体文献杂著，利用家谱族谱反映士人的家族生活，为我们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士人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的重要资料信息。
此外，我们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集中的鲁西、鲁中和鲁东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从士人当年生活的区域，以及这些士人的后代子孙获得了口述史和家谱资料，从而真实再现当时士人的生活空间。
【注释】
[1]张增祥:《明清时期山东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出版社1993年版，176页。以下此书均属此版本。
[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52页。
[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6页。
[5]朱熹注:《孟子·滕文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赵琪修:《东莱赵氏家乘》，卷三《世谱》，青岛永厚堂1935年铅印本。以下所引该书俱此版本。
[7]赵园:《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8]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140页。
[9]何晓明:《评近年来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史学月刊》2001年6期。作者指出:学界近年来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呈现体验中的理解、建构中的阐释、批判中的反思三大特点。
[10]转引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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