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价值观念的突变

传统社会，士人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则比较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当社会处于分裂时期或政局混乱之时，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之下，士人在行政空间内的价值观念就会突然改变成另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这就是价值观念的突变。就表面上的变化来看，往往是忠孝仁义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深层影响来看，则是士人精神世界的分离。

(一)明清时序格局突变与士人价值观念的冲击

从士人发展的轨迹来看，他们总是生活在传统政治体制的限制之下，多少制约了士人价值观念的实践。同时，士人自身道德操守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会因人知识水平、因时利益分配等因素，影响着士人的认知与判断，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士人在政治策略上的分歧、道德层面的冲突以及士大夫与政治集团关系的紧张、士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胶着等问题。

1．时空关系的变化。明清以来政治格局的变迁，使得士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于士人而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他们首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因此，生存的愿望使得他们在恪守伦理道德和改变气节之间徘徊，于是有些士人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后者，有些则固守前者。

首先，白热化的政治斗争。明代自嘉靖以来，内阁斗争日益激烈。于是，士人在风雨飘摇的政治斗争中，为政理念也在随时发生倾斜。张居正执政时期，“时江陵当事颐指使人，无不屏息顺旨者。”^[78]山东士人在价值观念上也曾产生分歧，因张居正夺情一事，“门人吴中行首疏攻之，继而联翩疏劾者不一”，当时士大夫形成群体抗议行为，江陵大怒，皆予廷杖。窎桥王晓，“公亦门下士，疏稿已具，意未决，持商座师沈。沈公曰:‘惟大义灭亲，此可不必’，遂止。”但是，明代的习气，“每藉一事，举朝讙努，号为公正。其附和沽誉者亦间有之，卒成朋党之祸。假令公疏遽上，不过添一廷杖之人，于事无补，徒伤师弟之情耳。”由于事迹已经败露，因此张居正执政时期，王晓始终未曾得到重用。佥事公王君赏按秦，临行辞首辅，于是首辅乃面嘱秦抚为其儿女姻亲。公到任，“然闻其莅政失僚属心，幸为周旋之对曰:秦抚而贤也。敢不唯命是听。若其不贤，亦豈敢枉朝廷之法，长揖而出。抵任后，遂露弹章，秦抚罢，江陵怒矣。会京察，因风掌宪者，使黜公以微罪谪判”^[79]。赵燿，隆庆五年(1571)进士。由庶吉士擢御史，“按江西，以忤张居正归”^[80]。象坤，“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壬申晋祠祭，升郎中……公与议奉先殿礼，据例争辩，意大不合，然无少，旁观者窃为啮指，其持正不挠类如此……”^[81]可见，张居正当权，他们依然不去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不去趋炎附势，举劾不避权贵，风骨棱棱。同时，这些群体抗议行动，反映了山东士大夫与张居正内阁关系紧张的状况。而礼部尚书于慎行，虽经张居正提拔与重用，但因张居正夺情问题，为赵用贤、吴中行等仗义执言，无奈辞官回家。直到张居正去世之后，才又被重新起用。可是，他却本着凛然正气，为张的母亲和儿子向同乡刑部侍郎邱橓求情。于慎行的门徒临邑邢侗也因此受到牵连。邢侗少年得志，24岁中进士，25岁就任南宫知县，政绩突出，30岁就升为监察御史，代替天子巡视天下，手持尚方宝剑，权力威盛一时。但是，在万历十年以后，随着张居正的去世，邢侗因此受到牵连。1584年任湖广参议。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曾三次请求归隐，最后得到皇帝恩准，1586年5月辞官居家，建立来禽馆，一心攻读诗书26年^[82]。

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又形成了一个擅权乱政的时代。因利益休戚相关，士人价值观念在此时也发生分裂。滨州杜方伯友白诗，“当是时，魏珰生祠徧天下，巡抚某议欲毁澹台祠为之，公持不可。抚曰:‘孔子圣之时者也!九原可作獵较，亦或为之。’公曰:‘不主侍人瘠环者何人?’抚语塞。然公由是罢官。”^[83]益都王若之，“明季以荫官南京参议，管仓储事。空乏之余，极力撙节，稍至充羡。忤太监，为所劾。督堂某媚监，共攻之，遂致挐问。其女闻变痛哭。湘客出狱，女已死。”^[84]可见，面对明末宦官当道的现实，士大夫要么以谄媚获取高官厚禄，要么坚持正义，但个人力量微薄，很难形成对抗局面，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明末党争问题也对士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淄川张至发，因被温体仁所荐用，而温氏又大肆排斥异己，所以张至发也卷入其中争斗，与其他势力集团产生冲突。“体仁不能沮，荐其党张至发以间之，而日伺震孟短，遂用给事中许誉卿事，逐之去。”对于东林党，他们也是坚持一贯的打击政策，“当是时，体仁已前罢，继者张至发、薛国观皆不喜东林，故所司不敢复奏。”^[85]直到温体仁去世后，“其所推荐张至发、薛国观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86]还有一些士人定位因党争问题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御史安伸居官清正，“崇祯元年定逆案，乃列之魏党。其兄为之辨云:‘当珰焰方炽，无不颂德归公。每衙门有疏，通署列名，其人不必知，亦不必心愿也。’文藏于家，不达于朝，人鲜知者。予观《东林籍贯》、《盗柄东林夥》、《伙坏封疆录》，皆有御史之名。其为魏珰所恶久矣，安得谓之同党?定案精审，犹有疏失，恐含冤者不止侍御一人也。侍御遗有当日计典一册，各官姓名，有圈、有×、有评语，亦有全无者，皆蝇头细字，手迹犹存。尝见其乡、会对策，多是淋漓血指之语。盖明季沿习陋套，如今时之策，腐烂抵塞，其为无用陈言一也。”^[87]

至明清交替时期，是士人价值观念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时期。面对社会伦理的责难与生存问题的需求，一些士人的政治理念出现了模糊倾向，他们在隐与仕之间犹豫不决。淄川孙之獬，字龙拂，明代天启二年中进士。后因依附魏阉逆党，被削籍为民，回归故里。但他于1644年又潜入京城，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他归顺了义军。清朝定鼎之后，“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88]由此可知，在明末清初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孙之獬的内心产生了三次动摇，当然，每一次都是对他人格和人生价值观念的考验。毕自寅，万历三十四年考中举人，之后五次进京考进士都没有被录取，被封为吴桥县令。崇祯四年冬天，登州孔有德反叛，吴桥兵变。叛军在李九成、李应元父子带领下，血洗沿途的陵县、临邑、商河、东平、青城、新城等县城。自寅在此事件中受到牵连，后朝廷罢官，他消极避世，回家乡建立“拱玉园”。

其次，明中叶以来的经济和社会风俗的变化也对士人价值观念的选择产生了影响。对于兼济天下的士人来说，他们往往会及时调整其社会责任感。“齐东东南乡九户集，闤阓小市也，而农商之贸迁者必赴焉，以办国税利民用繫重也。年来牙侩、县胥倚公攫利，商民裹足、盖市无人矣。余与邑文学潘生、郑生、王生、善人李某等恻念之，具词邑令愿捐金纳税以去市蠹除牙杂课程。每岁额银即依期完纳外，县衙并不遣一役入市。余有田一厘在市之北，岁雇四人司斗秤之，役不取市中一钱，于今数年远近称便。”可见，唐梦赉以贤者之功德，被罢官后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以求益于世。^[89]同时，他还敢于揭露民生利弊，要求国家应根据地方形势适当调整赋役数字，“国朝赋役，皆以故明万历年间为定额。盖当其时烟火繁盛，则海内无旷土。明季兵燹岁侵，疆宇多事，地荒人迯，非其故宇矣。以万历为额，以广为额也。淄川山高而水激，山高则石田难耕，风起沙飞，不生榛莽，水激则隄岸莫定，淫霖怒浪化为溝谿，自昔瘠土食贫，夙称山国，至崇祯末季草窃丛生，饥馑荐至，燐火遍野，父子相食，岂有垦田反盛于万历之理。载稽顺治十四年奉旨修定赋役全书，内开万历年间四等共地六千三百五顷零。崇祯年间四等共地六千六百七十二顷零。较之万历之额反多三百六十余顷。闻之父老皆云:崇祯间有蠹书罗思信、韩三荣欺隐田粮，经某令严讯得实，遂误报为额外之数，此田之所以多也。往岁奉旨度田，时凡山堰溪曲皆入荒田之籍，以求足额异时，若按数而垦之，其必石可耨也而后可。夫国赋皆以万历为额，独淄以崇祯年为额，恐后来视事者必有棘手之一日矣。”^[90]蒲松龄为了缓解饥荒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困难，还提出了“今吾所劝之积，积于民，民自为政”^[91]的主张。同时，社会风俗的变化，也使得贤者难免，“士大夫居于乡，毋宁惟裙屐交游侈华，声华宴笑而已哉。凡父老之呻吟，里井之好恶，苟存心于物者，虽偶尔磬骇，所及亦足以扶名教而厚风俗，何可自处于凉也。”^[92]

此外，一定时期内家庭突遭变故，也往往使得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发生突变。象坤殚精竭神，凡事关地方，事无巨细，都躬亲经理。迁江西副使，“弟泰卒，公自伤其孤。欲弃官归奉太恭人，太恭人不可，两台使复固留，乃弗果。”^[93]总之，明末以来政治格局的变化，无论是对坚持正义之士，还是见风使舵之士来说，都面临着严重的心理考验。在固守与改变气节之间的抉择，反映了他们应对社会突变之时的心理承受能力与自身价值观念。

2．士人利益选择与价值冲突。除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士人个体的利益选择也往往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有些士人因利益相近往往能够惺惺相惜，而有些士人则严格恪守道不同不足与谋的原则，使他们的关系一直处于胶着与紧张的状态之中。

从士人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来看，传统社会士人一贯遵循的致君尧舜、奉儒报国的理念，未必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其中最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君主权力的限制。在二者不能同舟共济的情况下，士人的道德操守往往与当朝者发生冲突。明原任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刘鸿训，天启六年，忤逆阉削夺归，“崇祯元年二月入直，时国讨虽伸，而群氛未靖”，崇祯帝欲肃清魏忠贤余党，刘鸿训上任不到一年，将魏余党阮大铖、孙之獬、杨维垣、贾继春等治罪，又“因荐南户部尚书毕自严善治赋、兵部尚书王在晋善练兵，幸帝纳用。”皇帝对他非常信任，“上必霁颜受之一时，以为房杜之遇”，但终因“鸿训性伉爽，遇事敢任，特为帝分别黑白奏之，而一二宵小先附珰”，被魏忠贤余党袁宏勋所报复，“锦衣张道濬群和之”，因张庆臻一事被陷害，“前总督京营惠安伯张庆臻敕有增入延军字，系中书田佳璧未经呈明，朦胧添入，乞赐推问。御史吴玉、给事中张鼎延遂纠鸿训，及尚书在晋俱受贿有据。帝敕怒下鸿训狱”，大学士李标等极力辩解，“御史虽专指鸿训，而臣等抚心自问，实四人同体之事”，终因百口难辩、皇帝疑心太重，群臣力救得谪戍雁门，“革在晋、思顺职，庆臻夺俸三年”。鸿训“奉命坦施，北向稽首，臣罪天死不足塞，幸承贬窜，夫复何云。”^[94]可见，刘鸿训一生大起大落。既与魏忠贤余党有关，也有与田嘉璧等人为求利己而开脱责任相连，当然崇祯皇帝的喜好变化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从而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利益问题决定了士人的人生走向。

就士人内部而言，由于他们价值观选择的相近与相远之差异，致使一些士人在交往过程中，即使在同乡、同僚之间也不会因人情而缓和各种潜在的冲突。临清张宗衡抚大同时，与总督王公乾同里不相能，王公于插汉主抚，宗衡主剿，上言:“抚赏需银百万，抚敌何如抚士?资寇何如灭寇。”终不见用，至是殉难^[95]。刘松岚，“为同乡初颐园尚书劾罢”^[96]。同僚之间往往在选拔士子、政治策略方面，存在诸多分歧。海阳鞠氏，乾隆二十三年，典浙江乡试，为副考官。正主考武进庄存与，“庄负鼎甲重望，刚愎自用，喜短篇，士子相率为假成、弘。乌程监生高毓龙，文甫成篇，奔走荒废，卷已为房考斥弃。庄搜罗得之，必欲以为元。”而鞠氏作出让步，“知其素性，争亦无益，遂听之。”^[97]张至发，“丁丑充会试正主考，取吴贞启等三百余人，如陈子龙、夏允彝辈，皆海内名士也。会温体仁去位，遂为首辅，旧例考选衡文后合以乡评，顾奔競易起。公建言有官评瑕瑜互见者，即先予别职，其优者糊名考试进呈上裁，各省人数不必取盈，推知上选位台省，更有文望着授翰林编检，奉旨定为例。肰以考选事与词臣议不合，而公始有去志矣。”^[98]从上述所举鞠氏、张至发在与其他官员存在不同意见而采取的态度来看，还是以自我的让步与隐忍为指导的。但是，有些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往往升级，匿名告发或者弹劾对方。“邻川，名允辉，官给事中，皆历城人。嘉庆年间有匿名揭帖，朱某录寄邻川;邻川奏之，奉旨严讯，不得主名。中有‘刘东礼破口大骂’语，遂疑东礼所为。”^[99]司农公王鏊永在山海关理粮饷，杨嗣昌见公事事精核，“亟称其才，及为督师，公时抚陨，意见始不合。因军法斩一都司，嗣昌遂劾公。”赵执信，二十五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长生殿事件得罪黄六鸿^[100]，二十八岁，因在康熙佟皇后国丧期间观演洪昇的长生殿传奇，又反被黄六鸿上告，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被削职除名，断绝仕宦念头。由此可见，当士大夫与一些擅权、刚愎自用之势力意见相左或发生利益冲突之时，往往是以牺牲弱势一方的仕途作为结果的。

总体来看，士人在行政空间内，因个人或群体利益问题所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分化，势必造就了他们内部的清浊忠劣之分。对于一些正义之士而言，即使当时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良好宽松的环境，他们在行政空间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王重光立身持正，强直奉法。守云中时，“大将军仇鸾方有宠，势甚张。公每见，以礼胜之，不为屈，仇亦敛容。”^[101]窎桥王鳌永，为政廉明，“时太监四出，暴横恣雎，监司犹畏之。”而公独不向权贵低头，“公令宜城时，守陵太监遣使至，捶驿使几毙，公缚而笞之。中贵大怒，行檄诘责。公批檄尾曰:‘吾非太监属员，何用此式耶?使吾邮符，已笞之矣!’中贵得檄，愈怒，诉抚台。抚台劝公谢罪，终不屈。”^[102]及抚陨阳，总理熊文灿受张献忠、罗汝才之降，杨嗣昌主之。“乃始以熊文灿妄主招抚，继以阁部杨嗣昌忌嫉，撃时监门之图，宣公之奏数十上，皆沮抑不行，志竟未酬，终为嗣昌论罢。”^[103]公上疏于朝曰:“今认定抚之一字，听其盘踞，恣意掠夺，有言及者，即以为坏抚局，抚有局乎?狡贼翻然擎縧，我犹徘徊于空架之旁，欲其就我臂鞲，亦愚矣!”又上疏曰:“官军临贼，贼先行赂;及战，鎗砲皆不装子，谓之打活仗。贼非不畏官兵，官兵不肯尽力耳。试问不打活仗者有几?”后为嗣昌所忌而劾罢。冯君擢处理政事则一视同仁，“居官风采甚烈，参劾不避权贵，一疏参至三、四十员，虽有戚谊、同年、同乡不顾也。”^[104]

(二)突变效应

1．位置效应。从时序格局的变化和士人利益的突变来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人精神层面的选择与取向，由此而导致了士人为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对自我价值观念及时作以调整，并改变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在传统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忠孝往往是一体的，即使二者存在所谓的冲突，也是以孝让位于忠为前提的。在明季宦途多变、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些士人还是无奈地将优游家乡、孝亲养亲作为首要义务，“二疏曾贤汉大夫，都门今写送行图。缘无材略酬君德，为乞恩私报母劬。自古宦途关宠辱，谁人廊庙不江湖。桓台山水佳无限，任尔优游不可乎。”^[105]还有一些士人，因坚持正义而不顺应突变的社会现实，却牵连自己的仕途与命运，面临被罢官或谪戍的命运，海丰吴树堂垣在部曹时，因太监漏言一案，干连被议，后官湖北巡抚^[106]。王君赏，嘉靖三十八年(1559)联捷进士，授中书舍人，充册封朝鲜副使，赐一品服，擢监察御史巡盐河东，巡按陕西以忤权贵，谪河南开封府许州州判^[107]。

2．精神效应。忠谏、强谏乃至以死相谏，作为士人忠君报国的特殊形式，一直被传承与延续。王之猷为礼曹时，“主事卢洪春以直谏杖于廷，上遣小璫视谁与卢主事语者，同舍郎稍稍引去，公独与周旋，而后偕卢出。在颍州，盱眙令不善谀，触直指使者，直指使者欲因事倾之，公抗言令无罪，令卒赖以全。在河北，亲藩或鱼服以游，公上书诤之。书凡五上，王亦寐其正直不阿类如此……世称王氏世家，非以缨组，其为忠臣，为子孝，盖若弓冶云。”^[108]因此，社会动荡之时，忠谏等形式往往是检验士人价值观是否突变的重要途径。但是，“值缙绅交争，舆情未惬”^[109]的情况，一些士人的抗直精神往往会逐渐丧失。

相应地在为政治理之时，他们也一改积极入仕精神，采纳静观理念，长山刘青岳相国颜其堂曰静观，取其词曰万物静观而自得。治理陵县亦以此为理念，“譬造父之六驭历鸟道之千盘，虽执辔之瞿瞿亦舞鸾之翩翩，此万物之所为自得，而我侯之所谓静观者也。”^[110]

3．价值观的分裂。明末，面对利、权、力相争，士人在价值观方面产生了严重分裂。以淄川毕氏家族中的一些核心人物为例，毕自肃，天性廉直、兢业服官、信心信理、任劳任怨、一心为社稷安危着想。崇祯元年春天，毕自肃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担任辽东巡抚。提出了平定辽东的九条方略大计。为人正直，直言不讳，把在边关反映出来的朝廷弊端上奏皇帝，由此得罪了朝廷权臣，“先是熹庙遣阉刘应坤、陶文、纪用等出镇关宁，势甚张，弟与分庭抗礼，不少让，阉衔之。”^[111]魏忠贤加以陷害，“弟孤立寡援，请马价不应，请器械不应，请抚赏不应，请月饷亦不应……当是时，署计事者少司农王家祯见云中告急，遂缓东而急西，移辽饷而饷云中。积欠四月至五十余万两，军中闻之……弟抗疏催请凡八九上，而军中不信也。”^[112]有意拖延毕自肃部队的粮饷，致使部队的军士饥寒交迫，“中有广武一营者，川湖兵也(有人怂恿)。七月二十五日而难作，弟与总镇朱梅皆被辱。”十三天后自肃绝食而死，不明真相的皇帝革除其职位。后来，任户部尚书的自严三次上书皇帝为其申诉，陈述兵变是由于缺乏粮饷所致，请求保留其原来的官职待遇。实际上，自肃刚至宁远时，军队内部统帅之间就存在利益分歧，“其时督师者王公之臣，抚辽者袁公崇焕。一居关，一居宁，积渐成隙。(后袁被罢黜，王驻宁远，北部五千余人归附弟弟)。”^[113]自肃为治理边关，“在辽三载，头发尽白。”^[114]但仍然摆脱不了悲惨的结局，既与明季动荡的社会相关，又和当时的党争、同僚之间的矛盾分不开。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曾被余应桂所弹劾^[115]。毕氏另一清官毕道远为官清正，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凡四十五年，四朝元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力主抗战，甘愿以死报国家社稷，并因此得罪了肃顺。在关于是否修浚运河问题时，沈葆桢与毕道远、桂清、广寿、贺寿慈等发生分歧。毕氏等主张“请将有漕省分酌提漕项，及将海运粮石分出十数万石改办河运”，而沈坚决反对，并力言“河运决不能复，运河旋浚旋淤，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路亦随为转移。而借黄济运，为害尤烈。前淤未尽，下届之运已连樯接尾而至，高下悬殊，势难飞渡。于是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设令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又不仅徒糜巨帑无裨漕运已也。”^[116]由此可见，由于与同僚之间价值观的分裂，使得毕自严、毕自肃、毕道远不同时期面临的遭遇有所不同。

除了同一家族之士共同的价值观遭到外来的破坏外，同一家庭内部成员也往往产生分裂，如明清交替之际，孙氏家族出现了效忠清朝与不仕之分裂。孙廷铨，1640年进士，授魏县知县，又调知抚宁县，再改监纪推官，清朝定鼎，于顺治二年(1645)召征入京，荐授河间府推官，司理分司天津，后先后于1654年廷推兵部尚书，1656年晋户部尚书，1658年晋吏部尚书，屡覃恩加阶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少保、1663年拜内秘书院大学士参机务^[117]。孙稔，清朝定鼎，随孙之獬招抚江西，后之獬因抵抗谢迁所率领的起义殉难，“公自是无进取意，乃弃旧第卜居西山之麓，构茅屋数间，琴书自娱。乘兴则腰矢出，猎射雉兔于荒野草间，以快意肆志焉。客至则饭酒赋诗拔剑起舞，往往泣数行下。既而狂笑不止，众莫测其端倪也。醉则辄命竖子走百步外，执鹄立连发数矢，皆连贯如一。”^[118]

总之，面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士人价值观念出现了突变倾向，为政行为也因此产生分裂。有些士人顺应恶俗势力，改变自身气节。还有一些士人则在坚持传统士人责任感基础上，力图在自身价值观念上有所突破。但是，作为“王道”理想的殉道者，他们只能是专制王权的忠实守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