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所讲分解，指的是士人因个人兴趣、群体或者家庭及其社会原因所造成的士人核心价值观念的分化与瓦解过程，往往表现在不同层面。
(一)分解原因
1．家道盛衰影响生存观。对于望族之士来说，家族兴盛之时，往往为其交往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他们自身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家族的走向，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交往过程。
2．个人经历与观念改变。为政或群体交往的需要，使得士人能够在不同的交往空间游刃有余。曹佳和，“太翁刻有诗集，以孝廉为吴桥令。先生随侍佐理，故于吏事精明干练，归里后多从逰者。先生与先君同学荀以文艺请益，示以书，言先王父与其尊人交好，每过从，己执壶觞以待，翦烛谈讌，尝听余论。既与先君共砚席，又相得，及荀交三世矣。许以文无山林气，将来必达;又教以文必熟作，日成一篇。相待如家人，深佩其言。”[103]还有一些士人不固守创作风格，对诗作往往进行灵活性的改变，如赵进美，“与莱阳姜如须、宋荔裳，桐城方密之，华亭陈卧子，以诗名雄视南北。在都与诸文士会，作古今体诗，擎钵立就。”渔洋以为:“公少时，诗清真绝俗;使江西时，刻意二谢;在京与诸公倡和，一变而高华尚声调，而风致犹不减青邱。”[104]王揆一，“名绍先。于书无所不读，临文汩汩，有不能自已之势。晚年，更归简练。”[105]
3．交往意境的追求。从士人的交往来看，求真、善、和、美是他们所追去的交往意境。具体而言，既有道家倡导的真、佛家提倡的善，还有儒家所一直强调的和睦相处、和谐一致。但是，激烈的社会竞争与纷杂的世俗生活，往往瓦解士人的斗志与求同存异的向往。因此，士人在交往过程中往往在诗、书、画等不同层面进行分解，体现各自的人生境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三种影响因素外，士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也往往容易产生彼此的分化。
(二)分解方式
1．诗画与交往分化。在文化空间，士人虽各抒己见，被分解在不同群体之间，但体现了士人个体的道德素养，这种由于兴趣不同所产生的分化，有时也能增进士人之间的感情，促进彼此的文化沟通与精神的升华。
诗取法自然，是士人感情的自我流露。鹿雪樵与刘寄菴善，“来游吾淄，交孟柳谷。柳谷诗和平乐易，以自然为宗;一切雄奇险怪语，谓不自肺腑流出，不取也。”[106]丁耀亢晚游京师，“与王文安诸公倡和，其诗亢厉无此风致，盖亦有所不满也”[107]，表达了心中的不满。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诗在士人交往层面，已经脱离了它本意，在士人交往层面发生了分解，成为士人交往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如此，当诗被分别赠予不同的主体之时，更是体现了诗作者择友的取舍。高密李星五先生，“忘其名，石桐之族也……四方以诗请质者不绝，以故交游甚多。”[108]莱阳姜学在侍妾陈素素，江都人，自号“二分明月女子”，毛西河、吴茨园皆赠以诗[109]。渔洋，“盖与徐东痴以诗往来，渔洋题字刻其上，亦韻事也。至今犹在，胡乙垣见之，述于刘寄菴，慕而赋之。”[110]蒲松龄之诗在不同时期，寄予不同友人，表达了作者不同的期望。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先生四十八岁。是年春，先生挚友张笃庆赴都入监，应顺天秋试，有寄留仙、希梅诸人诗:清明时节杏花风，有客南来类转蓬……故人诗酒迟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竟谈空。康熙二十六年，同邑解元毕公世持卒，先生赋诗。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邑令张嵋来淄，先生有送别诗三首，并赋悲喜十三谣[111]。
虽然志趣相投者容易产生共鸣，历城北极庙来一道士，“号醉琴，南人也，以诸生出家住此。弹琴、围棋、唱昆曲，亦好作诗。初至延宾，一日会诗，一日会琴，围棋、歌曲，皆分日而集。一时士大夫多与往还。”[112]但是，因欣赏水平和价值观念不同，有些士人之间也容易产生差异。即墨张阳扶，“古文能手……与周肃斋、先王父交善。往来寒舍，每手录其诗。书法亦工……论文以左、史、庄、骚为宗，以是课徒，人多卻步。卢雅雨先生延之课子，见其步趋太高，作七律讽之，遂辞去。官建宁同知，告归。家贫，以山林、朋友为乐。”[113]总之，诗、书、画与士人而言，是士人寻求静谧心灵与知己的一种方式。当他们彼此能够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时候，交友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快乐。但当彼此的审美意念与文化品位不同之时，这种志不同道不合不利于士人友谊的缔结。
2．以酒会友。当现实的苦闷无法解脱的时候，士人往往在酒中寻求知己，酒后吐真言使士人的郁闷与忧愁得到暂时的慰藉。因此，酒也是士人交往的媒介。益都王遵坦，放荡不羁。“日与其叔闭户酣饮，不见客，独与长山刘公子节之善，以诗酒往来，学诗于吾邑王玉琴。玉琴学于王考功季木。”[114]明韩茂材，鼎性敦厚，与人无竞，“言昆季友朋共处饮必尽欢，有靖节遗风。顺治初招抚部院王鳌永檄请入幕，力辞不就，曰:‘吾已决意恬退二十年矣’。”[115]交往中不同士人群体也产生分化，一些中下层士人聚合一起，在诗酒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历城张文简，辛巳同年。“词辨纵横，尤豪于饮，拇战轟雷。翟鳞江凝、周二南偕同人访之西郭书馆，适他出，诸君谋小饮，捡其笥仅一青衫，送质库沽酒命酌，疊青字韻七绝，似打油体，极谐妙。匆匆一阅，仅记鳞江一句，云‘这回气煞稜头青’，土语也，传以为笑。”[116]
3．结社、诗评等纽带。明季復社，“声气徧天下，每会，至二、三千人，几罹清流之祸。国初犹染余习，吾淄韩氏为主盟，新城则三王倡首。西樵、礼吉主‘晓社’，渔洋举‘秋柳社’。此外，又有‘因社’。‘秋柳社’中著名者，如东武邱海石、清源柳公窿、任城杨圣宜。原立社之初，诗酒文讌，特讲学之变调。后乃学步效颦，陋习相踵;甚至学使纳贿，生员之外復取社生，无定额、不达部。乡间诩诩，滥膺冠带。会言路条陈禁止，其风乃息。否则，覆辙相寻，未有已也。”[117]清高密李氏文在与单氏绍伯订莲花诗社[118]。
除了社会整体影响之外，士人仕与罢的转变也往往改变他们自身的交往方式。《刘氏家谱》刘一相，“先是公未第时，与淄川韩惺菴、韩约菴二公及同邑带溪公讲蓺董孝子祠，及是皆贵。一日会饮于祠，各赋诗寿石，遂结为五老社，情致淡远，宛矣香山洛下之风焉。”[119]刘孔中，官江南兵备道。“罢官后，搆一楼，曰‘倦飞’，日与同邑李五絃先生昆仲、王雨岚、鲍素垣诸公为五簋会。佳时令节，折简相召，或试茗听歌，登临雅詠，香山洛社之风如再见焉。性爱古帖，手自题跋，字极遒劲。有句云:从桂联吟幽梦足，苍葭感遇素心违。其笃于朋友可想。”[120]孙宗昌，一病五年，“遂废举子业，怡情诗酒，父宦湘谭，趋省，留佐案牍之暇，继以歌咏，文采照耀，湖湘逮归。家居求词章翰墨者接踵于门，有两生者或载名酒，或搆佳墨……晚年与昆季老友倣耆英而为会。每会日，有既醉者，有老更狂者，有醉而昏睡者……”[121]因此，时局、罢官、生病等外在因素，也是造成士人个体及其交往产生分化的关键因素。
4．交游。明末以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发展、晚明心学没落等原因，士人逐渐放弃官场的名利角逐，转而选择在自然中去探究诗文乃至人生真谛。
山水于士人而言，是属于整个士人群体。青州有社首山，故称青社，“有稷山，山下立馆，以栖遊士，故多士谈于稷下。”[122]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山水是士人的精神源泉。因此，一些士人天性善于交游，孙宝仍之弟“英才卓荦，好交游，声名日隆”。[123]毕世持，自肃曾孙，“其文传送海内，善交游。”[124]而一些士人则希望借助于名山大川，提升自己的诗文水平，孙宝侗“思非名山大川，无以发文章沉雄之气，于是乃登泰山、拜曲阜、涉淮泗、泛大江，凡东南胜迹无不徧游。所在名流无不订贮，尝于月夜泛舟西泠，独酌微吟，适梅村吴公遵舫相次，询知为公，旦日偕宋公荔裳过访，握手谈诗，流连三日，遂缔忘年交。”[125]孙震在总角之时，与父亲一起交游。“晚贡太学生，廷对第一，同乡在朝者争欲馆公。公皆不就，思得关塞之游，可助文章雄浑之气，乃东至渔洋山海，北谒天寿诸陵，由居庸入宣云，出塞数百里，复自陇泉关入，历上谷，渡滹沱，过邯郸，欲再西至秦陇返中州，纵观黄河嵩洛伊阙诸名胜，更南向荆襄，泛洞庭，访衡岳，然后探兄于长沙署。”[126]
纪晓岚先生视学八闽，还专门邀请擅长诗画的赵春涧同往。“先生先行，春涧自山东日驰二百里及之，一路唱和。晓岚先生以长句首唱索和，戏促诸友;春涧诗后至，又促之。春涧善说鬼，数十昼夜不穷，在京有‘鬼董狐’之目……因春涧好饮……宾主相得之乐如此。及见春涧诗，和韻皆在集中……晓岚先生诗云:山东健儿天下勇，土风标悍连滁濠，当之洵不愧也。春涧善画，诗笔敏捷。京师诸大僚扈从出塞，每邀与共往，阅山川之奇险，历风霜之凛冽，诗情愈豪。每有翰墨事，操笔立就，故多属其捉刀，而终身未列科名，隐居田园。(似德州人)”[127]通过交游，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文学素养的提升。
除了山东境外的交游之外，一些士人往往也游览了山东境内的山山水水，在自然的意境中有感而发，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渔洋在观劳山之胜后，作《赠劳山隐者》云:何许藏名地，秦山海上深[128]。赵执信《大风登天镜亭观潮》有云:海腾银屋翻，沫吼白雨乱。万灵助呼吸，百怪忽隐见[129]。王渔洋还经常邀同乡游览中作诗，相互砥砺，王渔洋一生经历颇丰，因此其交友范围十分广泛，顺治十年(1653)，二十岁。家居读书，始与徐夜(1614－1686，号东痴，山东新城人)定交……每雪后，与夜必有倡和之作，又曾向其借阅《边习诗集》[130]。顺治十三年(1656)春，二十三岁时，与表兄徐夜同游长白山。三月，赴莱州，与州人赵士完、赵士冕兄弟游甚洽。八月，西樵与莱州刺史万代尚同游大泽山。顺治十四年(1657)，二十四岁。八月，集诸名士于大明湖畔，举秋柳社。未几，西樵、朱彝尊、曹溶寄和《秋柳》之作，陈伯玑叹赏不置。咸宁知县梁熙入都，亦寓慈仁寺，与公定交，并刘体仁、汪琬最为莫逆[131]。
总之，士人在诗、画、酒等不同层面的分解，因士人自身兴趣与经济条件侧只是重点有所不同。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而且不能混淆:传统文化是不可分解的，也不可能彻底断裂。
(三)分解效应
士人交友过程中，因个人择友的不同，对自身及所属士人群体将产生不同效应。良师益友，可以肝胆相照，与人生有助。狐朋狗友，则往往违背交友的原则，随眼前利益而漂浮不定。
1．良师益友。首先，师之引导对于个人的走向具有激励作用。“曾南村尚增，历城人，吾邑张榆村先生高弟子也。有自记一篇，云初受业于先生，当时新入泮，见坊间墨卷多是官样浓重之文，以为应试必如是，捉笔效之，不为先生所喜。一日偶出，先生翻案上书籍，见增童时课艺，本轻灵一派，大加激赏。”[132]尤其是一些爱才惜才之官员，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士人。“翁宝林先生典试山东时，拔取五十三人。是时，山东额数无六十九人也。都中称山左是科文空前绝后，其时毕世持、赵执信、冯廷櫆、汪灏、潘应宾、李桢诸名士，皆从落卷搜得，非遇宝林先生，俱落孙山，将向何处声屈。”[133]
其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友之良好品德也有助于士人群体道德的提升。魏环极先生，寄吾淄高念东云:“先生以真字为本，故待人真切，论事真实。”又云:“阮亭才品卓然，不止诗文”，此真知己。又问唐济武近日学问如何?魏公以程、朱为宗，念东、济武两先生兼及二氏之学，而水乳相契如是[134]。新城毕理品行廉让，“居乡无师傅，学理经自得奥旨。为县学生，累试弗售。天顺己卯次当贡，有伊某者，亲老且贫甚，怜而让之，遂领山东乡荐。”[135]新城何世璂，“学诗于王渔洋，著有《然镫诗话》。制艺亦原本先正，超出流俗。李文贞公光地授以经学，一时清节著闻。殁后，贫至无以为葬。卢雅雨称其‘清不近名，宽而有制’;袁简斋以为‘廉如秋水，惠若春风’。”[136]有一些士人因互相欣赏其品德，竟然成了忘年之交。孙宝侗，喜欢交游，“所在名流无不订贮，尝于月夜泛舟西泠，独酌微吟，适梅村吴公遵舫相次，询知为公，旦日偕宋公荔裳过访，握手谈诗，流连三日，遂缔忘年交。”[137]
2．个人交往圈的扩大。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与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王渔洋出身于世家兼书香门第，其高、曾、祖、父辈考中进士做官的有二十六人，同辈兄弟间有六人。其中二品官阶者四人，五品以上者十四人，明末清初一百八十年间，海内视为大族。曾祖父名之垣，官至户部左侍郎。祖父象晋，父与敕。谒见前辈诗人钱谦益，很受赏识。在扬州五年，被调任京职，后官至刑部尚书。出使遍经秦、蜀、楚、粤、吴、越各地，平生交友颇广，如杜浚、施闰章、朱彝尊、陈维崧、邵长蘅、洪升、宋琬、金怀、彭孙遹，都相与交好[138]。可见，家世渊源与自身丰富的经历，促进了个人交往圈的扩大，而这又是一往复循环的过程。随着个人交往的逐渐扩大，家族文化得以不断延续，亲朋好友遍天下，门当户对联姻多。总之，就上述士人社会交往总体而言，范围之广，为本身及其家族提供了发展的广阔空间与经济基础。而望族的繁荣，又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这也正是萧凤霞所强调的“个人总是在特定的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多层网络中，运用这个结构中文化象征和语言，去确立自己的位置，也就创造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结构。”[139]
2.背信弃义之友。处于这一层次的交友，往往容易误导甚至将朋友引入歧路。于己而言，意味着品德恶劣，失去朋友的信任。于他人而言，将是对他人乃至整个群体的诋毁。
为政之士，终日要面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若无防备之心，往往要被小人所弹劾。姜埰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一百三十六名，出倪元璐门，殿试三甲一百六十三名。二十八岁时，“丹徒令某谋调江都巡漕御史，禹好善为某姻娅，好善主之”，因好善恚甚疑埰，欲劾埰。丹徒令从中劝解，但最终二人均不能调动。而凤阳令颜某以二千金贿宰相，遂调江都，按例颜某论劾必被贬，但依赖埰论仅仅夺俸五月。之后，埰三十岁时，按例聘扬州府属县令一员，因颜某从中舞弊，“埰虽俸在前，竟被抑。”[140]有时一些正直之士因交友不慎，往往被出卖，“阮亭薦汤潜菴，潜菴为当时柄臣所恶。翁铁菴受指，劾汤为伪学。姜西溟移书责之，一日其书徧都下。卒谥文正、入文庙者汤也。铁菴贤者，此举岂止输阮亭一筹!泰安赵仁圃入阁，佥人谓係方灵皋引薦，思攻去灵皋。卒之为本朝名儒者方也。昔士有以举主重，举主有时以士重。阮亭尚书引正人，仁圃相国为正人所引，二公之品，不从可知乎!阮亭不与要人为缘，仁圃相国去位，以细事为朋辈所卖。人皆知二公文章经济，而生平纯白无疵，固正人所依赖云。”[141]还有一些士人往往被朋友所连累，尤其是一些政治事件而被罢官之士，一些名流因与之相交而相互受到牵连。“赵秋谷以事罢官，牵引多名流，查初白其一也。初白云:‘饮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风，旁加指斥，意虽不在苏子美，子美亦不免焉。’《送秋谷归里》云:‘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南北纷飞怅各天，输他先我著归鞭。欲逃世纲无多语，莫遣诗名万口传。’后初白为有力者吹嘘，而秋谷终身落拓。”[142]
关键时刻，一些士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免受牵连，惧怕祸及身，违背朋友的忠诚，甚至与朋友绝交。明末清初之际，曹州刘泽清宴请刘孔和降清，孔和掷不视，大言曰:“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今敌骑旦夕饮江淮，不闻北向发一矢，而沾沾言诗，即工何益?况不必工耶!”拂衣径出。由此得罪泽清，为其杀害。“是时，王遵坦以总兵官亦隶泽清麾下。遵坦与公子素好，懼祸及，跳身走免。尝作诗云:‘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画出钓鱼山。’后果抚蜀，诗亦为之兆焉。”[143]谢，“茂榛脱卢柟于狱，义声震一时。王、李结社燕市，山人以布衣执牛耳，后乃绝交……王、李名盛，而后来指摘亦多，论者惜二公之交道不终焉。”[144]在面对利益诱惑之时，一些士人之间因难以达成一致，做出身败名裂之事，即墨李毓昌，“性刚直，少年登第，分发江南，委办山阳赈务。山阳令王伸汉吞食，与毓昌商同隐匿;毓昌不可，即具稟欲上制府。令恐，使人与李家人置毒，更悬之，作自缢报上宪。”[145]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因传统士人誓盟缔结为友人之后，其肝胆相照的侠义心理存在，处理事情不理智，导致两败俱伤之事经常发生。
小结。士人在交往空间所表现出来的同僚、门生、交游等形式，说明了传统社会士人血缘、地缘、业缘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重组，这种交往本身是士人价值观念选择与转换的过程。基于公平、公正等基础上的正常交往有助于士人的社会流动，而因利益所产生的滥交等不良行为，势必对士人择友与人生价值观念产生分解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士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扩大自身影响，妄自吹嘘，“前抚院铁冶亭保，嘉庆年间在吾东谕诸生:一时门生有七省学院、九省主考。虽属鼓舞士子，意在誇诩及门之盛，要为艺林佳话。”[146]还有一些地方则产生了关于士人籍贯问题的地域性纷争，如东明，“仅三状元。其实尚有二人，因寄籍他处，遂多不察。一茌平朱之蕃，万历乙未状元;一日照焦竑，万历己丑状元，皆南京旗守卫籍。朱竹垞犹知朱居茌平，而直以焦为上元人，非明纪科名录，谁为辨之者。然见他书纪焦弱侯为山东人甚详，惜忘其书名矣。二人非徒以科名重。弱侯藏书甲天下，多手自抄录，物望所归，名盛一时……昔谢茂榛客中州，子孙家焉，遂为河南人;然谈者无不以为山东人，河南特入之流寓焉。”[147]“郑康成墓在蛎阜，界高密、安邱间，两邑人士相争，各以为其土所产，而官祭实在高密。”[148]可见，随着士人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和流动范围的扩大，其籍贯问题成为地域之争的焦点。
【注释】
[1]本小节已发表在《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1期，见《从〈志壑堂文集〉看唐梦赉的社会交往》。
[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78页。
[3]［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4]［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中目录，高振东进士祭文。
[6]《高氏家模》，卷下《预制遗命》。
[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89页。
[8]［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9]［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二。
[1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四。
[11]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84册第674－676页。
[12]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84册第674－676页。
[13]［清］王士祯:《蠶尾集》227－192页。
[1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4页。
[15]［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一。
[16]［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艺林石印局印，卷六重修文学。
[1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9页。
[1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50页。
[1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0页。
[20]［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21]［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七。
[22]［清］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之一。
[2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44－146页。
[2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2页。
[25]《淄川高氏族谱》，卷八《答田侍郎问》。
[26]《王氏一家言》，卷之十一《银台公》。
[2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4页。
[2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9页。
[2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0页。
[3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40页。
[3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02页。
[32]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56页。
[3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7页。
[3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89页。
[35]［清］高珩:《栖云阁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2－165、169页。
[3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1页。
[3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页。
[3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3页。
[39]《天启新城县志》，《于冏卿传》。
[40]《天启新城县志》，《于冏卿传》。
[41]《颜山孙氏家乘》，《伯纯公》。
[4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89页。
[43]［清］高珩:《栖云阁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2－266、267《三君子序》。
[4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5页。
[4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94－195页。
[46]《王氏一家言》卷之十。
[47]《吕氏族谱》(昌乐、寿光)，1912－1949年铅印本。
[48]《颜山孙氏家乘》，《封尚书公》。
[49]《杨氏世谱》，1908年。
[50]［清］高珩:《栖云阁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2－338－339页。
[51]［清］高珩:《栖云阁文集》，202－355页。
[52]［清］孙廷铨:《沚亭删定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200－79。
[53]《高氏家模》，卷下《司理绳东公录》。
[5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3页。
[5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3页。
[56]《颜山孙氏家乘》，《待诏公》。
[57]《天启新城县志》，《沈司成传》。
[5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30页。
[59]《刘氏家谱》，卷三。
[6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10页。
[6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8页。
[62]《颜山孙氏家乘》，《湘潭公》。
[63]《清史稿》502卷，第13884页。
[64]《颜山孙氏家乘》，《鲁山公》。
[6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4页。
[6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5页。
[6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3页。
[68]［清］毛奇龄编:《易斋冯公年谱》。461页。
[69]《天启新城县志》，《中宪王公曙峰传》。
[7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5页。
[71]《颜山孙氏家乘》，《湘潭公》。
[7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11页。
[7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8页。
[7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17页。
[75]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92、295页。
[76]《天启新城县志》。
[77]《高氏家模》，卷上。
[78]《东莱赵氏家乘》，卷六《传记》。
[7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1页。
[8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83页。
[8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86页。
[8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3页。
[83]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41－42页。
[84]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27、246、262、266、276、384页。
[8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0页。
[8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0页。
[8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87页。
[88]《高氏家模》，卷下《司理绳东公录》。
[8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4页。
[90]［清］高珩:《栖云阁文集，》202－326《会馆会约》。
[91]［清］蓝润:《余泽录》，《蓝氏祠堂碑记》，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5年版，《送蓝处士还即墨序》。
[92]《天启新城县志》，《沈司成传》。
[9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0页。
[9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9页。
[9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5页。
[9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57页。
[97]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59、284、287、325页。
[9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80页。
[99]［清］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11－16页。
[10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2页。
[101]《淄川高氏族谱》，卷八。
[10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2页。
[10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2页。
[10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3－34页。
[10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页。
[10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94页。
[107]［清］丁耀亢:《丁野鹤诗钞十卷》，235－404。
[10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4页。
[10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0页。
[11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63页。
[111]路大荒:《蒲松龄年谱》，49、52、58页。
[11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57页。
[11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88页。
[11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5页。
[115]《淄川韩氏世谱》，1997年重修。
[11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6页。
[11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60页。
[118]《高密李氏家谱》，清光绪34年(1908)刻本。
[119]《刘氏家谱》，卷二。
[120]［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4页。
[121]《颜山孙氏家乘》，《六如公》。
[12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65页。
[123]《颜山孙氏家乘》，《仲愚公》。
[124]《淄川毕氏世谱》，西铺家祠藏版，光绪十三年刻。。
[125]《颜山孙氏家乘》，《仲愚公》。
[126]《颜山孙氏家乘》，《潍县公》。
[12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9页。
[12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78页。
[129]［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84页。
[130]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0页。
[131]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27－34页。
[13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91页。
[13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76－77页。
[13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30页。
[135]《天启新城县志》，卷十三《毕赠公传》。
[13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30页。
[137]《颜山孙氏家乘》，《仲愚公》。
[138]参考孔繁信、邱少华主编:《王渔洋研究论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39]转引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40]［明］姜埰编、清姜安节续编:《姜贞毅先生自著年谱》，708－710页。
[141]［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57页。
[142]［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08页。
[143]［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51－52页。
[144]［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221页。
[145]［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04页。
[146]［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0页。
[14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427页。
[148]［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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