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闲适生活

闲适生活，不仅仅是士人对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品性素养的外在表现。通过自然之品，感知天地精华，钟情山川之秀，在作诗绘画中陶冶情操，从而实现品味人生的目的。因此，士人对闲适生活的追求，体现了自然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一)自然之品

自然之品，实际上是士人与幽静、朴真的自然所沟通的过程，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的目的。士人对自然之品往往通过山川旅游、诗酒酬唱、论诗、品画、品茗、玩物、歌舞笙箫得以实现，如此构成士人的闲适文化生活。

1．论诗品茗。对于高雅之士而言，寒舍品茗、谈禅论诗是他们人生的追求与向往的境界，孙崇坛，“公独优游林下，寄情山水。短杖长眉，望之如闲云野鹤，好为诗，不事雕饰，如道家常谓阳湖吕心渊先生，谓有彭泽风味。晚岁于颜山之麓掘得新泉。时值十月清流涓涓，心喜之，名曰心泉，遂自号心泉道人。作心泉诗寄都中，一时达官名流和章云集。”^[60]松侣公，“工书喜诗，以植花种竹自乐。”^[61]可见，在自然中陶冶情操，感受涓涓清流，体现了士人云水禅心的幽静与淡泊。

2．放达山水。对于生活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的士人而言，自然山水的放达往往激发他们对动感生命的感悟。他们可以通过放达的笔触，实现物我交融的至高境界。同时，也可以在致仕之后筑景于园，寻求精神上的静谧与回归自然的甜适。张至发，“闢园西郭外，枕孝水之旁，颇擅林亭名胜，硕隐公题曰近郭山林。”^[62]高密李氏文在府君，“性恬淡喜交游，轻财乐施，悠然自适，读书外不问家什。少时有半塘秋月水离离之句，人咸称为半塘先生云。”^[63]后与邑中名流订莲花社，于诗酒间享受乐趣。张中发，“不好治家人生计，唯日饮酒对客，放怀山水间，题所居曰囘首道人。”^[64]

淄川韩氏，“累世贵盛，第宅巨麗，别墅、园亭随在多有，而莫盛于仙洲园。北地少水，此独源头活水平地汩汩而来，汇而储之，方四、五里。旁有小山，密栽松竹，间以亭榭楼阁。每风日暄妍，辄驾画舸，天魔小队，靓妆丽服，笛声箫韻，飘缥于烟波夕照间，闻者销魂。一时名人汇集，后来园渐颓废。高念东先生属题诗于竹。公自记云:‘虽有歌詠，而竹瘦细不盈指，难载如椽之笔。’今则水仅细流，山无寸木，曩日之画栋雕槛，殁于荒烟漫草，并遗址无存矣!宅亦易他姓，庭前古柏数株，鬻宅之后，旋亦枯萎，人谓之‘贞柏’。”^[65]透过园林兴盛时的自然之美与衰落时的萧条，可见韩氏家族的兴衰之史。

毕自严建有石隐园，冬日观红叶最佳，“园中积石为小山，磊落嶙峋，众石参差散布，奇态怪状，象形命名，不可胜记。”念东先生过之留题，有云:启户风欞驚簌簌，移床霜簟喜休休。老饕不俟新莲子，摘取荷花当酒筹。今园无竹无荷，或疑之曰:“园非旧地，移石来耳。”耿希尹有诗云:“我遊石隐园，怪石嶙峋峙。处处曲径通，到眼皆可喜。孤立锥倒悬，束筍连峰起。剨然洞壑开，潺湲来活水。伛偻石丈人，年与太姑始。瞥见双石鹰，恍闻风掠耳。虽非大力负，一夜安得徙。疑假秦皇鞭，都来供驱使。此园闢何年?少保归老矣!人拟米元章，地入平泉裹。招隐石作友，露坐时脱屣。高蹈足风流，过客空仰止。”^[66]高珩生性爱水，此所居有载酒园和栖云阁五楹，美不胜收。赵执信罢官甚早，独爱林泉之乐，“作因园，门外一溪，隔绝塵嚣，桥上復有流水。入园有坊，曰‘小蓬莱’。水阁之下，方塘净绿，红白鱼洋洋碧藻。幽亭曲径，花木蔚如，园虽不广，坐卧其中可以忘世。先生负异才，纵酒谐谑，不拘细节，老于烟霞者垂五十年。《论诗绝句》云:欲知秋色分明处，只在空山落照中。刘寄菴题因园曰:泰山东下到高楼，楼上人非第二流。绚烂大名争附熱，萧条深谷自悲秋。当轩尺水鱼龙远，绕屋层峦薜荔稠。”^[67]博山孙廷铨有沚园，自序云:“予有半亩蔬圃，在孝水之涘。面山背郭，梧柳深茂，清溪贯之。临水处因为高台，盛夏时解带婆娑，濯足其侧，白鸟连波，文鱼激水，四围山色，运近窥人。又双峰竝起于南峡间，故有横桥。循峡徐进，则泉湧山根，往往触石而出，晴澜渌漪，遥注此梁。梁下居人，为堤萦之，半入郭闾，用资浣潄，半萦沙石，泻于广川，齿齿潺潺，过予短垣而去。一水分流，皆为园有，因采《蒹葭》之诗命之曰:在沚之园。”^[68]由此，园林也是士人结交友人的重要场所。

高珩晚年书室“书带馆”，花木葱郁，长松巨竹。诸城太傅刘统勋曾祖西水公所居之地为槎河山庄，“纪晓岚参政诗云:千疊云岚四面开，原非无地起楼台。如何书里莱公宅，祗以孤村傍水隈。数椽老屋是家赀，选自西川宦橐遗。指点空庭读书处，清风一榻是吾师。晓岚先生为文正门下士，与文正公朝夕居处，而不知山庄由来已久，非西川宦橐也。”^[69]其他还有嬾水园竹甚多，孙氏万绿园在城中，冯氏冶园，唐梦赉志壑堂堆山栽竹，王士驪有就园。德州尊水园，邹平张忠定公之湄园，章邱焦大司寇之余青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园林构建者往往都是一些达官贵族，亦或是一些罢官闲居之士大夫。于前者而言，是他们身份和地位的炫耀与象征，对后者来说，则是士人寄情山水之说，他们将对自然山水的热爱融入到所居之地，并成为士人相互间吟诗作赋、交流心得之场所。

3．器物玩赏与书画收藏。器物本身是静态的，但士大夫在收藏、赠予等流动过程中，赋予了器物内在价值。毕秋帆用稀奇器物作嫁女奁具，以炫耀家势，由此抬高女性在夫家的社会地位，“尝抚吾东，与曲阜孔府结姻。其嫁女也，欲以宋瓷柴窑所谓‘雨过天晴’者镶耳环，或得以献，费千金;欲得双鸳鸯随奁具，生者难致，得其一亦不可养，并获雌雄更难，惟某地有之，县令悬赏千金竟得焉。”^[70]同时，它也是官僚相互赠予、互相利用的工具，曲阜颜衡斋藏犀杯，“铭辞云: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71]此杯最初是万历年间许文穆公刻玉杯赠吴中行、以犀觥刻铭赠赵用贤，但吴、赵二者因疏张居正夺情一事被廷杖，其后几番辗转才到颜氏手中，又完璧归赵五世孙。该故事比较形象地反映了一些士大夫的人生沉浮。

名人书画收藏，往往反映了士人闲情逸致与对自然的品味。堂邑穆孔晖友人何维挈，买李易安画。临邑邢侗，工书，与花亭董宗伯齐名，“太仆与新城王大司马象乾为戚谊，王氏得先生手迹尤多。其诗文集甚富，偶然涉笔，风趣如晋人，惜为书名所掩。尝见所书《白鹦鹉赋》，即渔洋得售为其祖方伯公所赐者。国初，诸名人题跋甚多，如入金谷园中，所见无非珊瑚、玉树，令人目不给赏。”^[72]还有一些士大夫根据自己的喜好，善于收藏书和砚等文房之宝，章邱李开先，“藏书之富，甲于齐鲁。明时文渊阁书，许臣工借钞故也。公工词，所藏名画，皆自为品第。王元美阅之，云:‘中麓画，无一佳者。’弇州耳目广，持论高，往往如是。其藏书，国初犹存，徐尚书元一购得其半，籤帙必精，丹黄如故。今其半，俱化过眼云烟矣。”^[73]纪文达公“好砚，蓄九十九枚”^[74]。

而一些普通子弟往往附庸风雅，因不懂书画鉴赏，致使一些珍稀书画散落民间，十分可惜。长山李氏，家多藏书，但不善保管，“自刻书目一套，其多可知。零替后，妇女于庭中雨落时以成套书藉地，履之而过，书之阨，至是极矣。又，其族积书于楼，上层皆满，鸽宿其中，粪盈三、四寸。其馆师约余往阅，计非累月不能徧，辞之。余邑先达藏书亦多，而家多不振。前县令某好书，一旧家子为之广售，藉以取利。令调阳信，殁后，其家衣物典卖一空，书则三、五钱售一册，散如云烟矣。迄今故家书籍，存者无几，可慨也夫!”^[75]平原董曲江与晓岚先生就曾风趣地谈及此问题，晓岚先生说:“我百年后，图书杂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曲江曰:“公此言，名心尚在，我已弗存，其他何有?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正如云烟过眼，不足复问，何能镌号题名，为后人作计?”王培荀，“先大父尝游市中，见一册字大径寸，笔势飞舞，爱而售之;细玩，乃先苑卿公自书诗也。又见一轴，一人危坐鼓琴，风神散朗，侧有草书，乃公自题小像，急以规奉祀。高伯鹏承逊于市见旧卷《江山清景图》，视题款，乃念东先生门人黄彭作，先生命二子之騃、之騊各题七律，遂售之。”^[76]淄川“孙氏余戚谊，家藏书画、古玩甚多。”^[77]有甚者，还出现了书画造假的现象。蜀中张船山墨迹，“多伪者。守莱州，罢郡日，求书者踵至，留于东者，反过西蜀。”^[78]赵秋谷手批《唐诗鼓吹》托名元遗山选，“识者知其伪。秋谷殆随手批评，然于人所熟赞，如曹唐辈，亦不置可否。惜皆七律，无别体，无从觅其金针。”^[79]

总之，从以上士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有以下三种态度，一是顺应自然，二是利用自然，三是与自然和谐，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是士人逐渐提升自己品位的过程。

(二)人生之品

首要，是读书中品味人生，加强自我素养。高珩居家嗜读书，随性而作诗，洋洋洒洒，且为人仗义，“凡海内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间未经见者购求务得之，居恒手不释卷。暇即命驾山陬水，曲屐履殆遍，周櫟园云遇浓阴茂树即繫驴而卧，其实事也。顾躭于吟咏，每意有所会，洋纚成数十首，不命题，亦不脱藁，开命小胥抄录，即错误亦不订正，曰千秋后亦未必有知其说者……戚友知其疎于财，往往称贷略尽，其复某友札云:‘通财朋友之高义，而亦不可以过通，向者贫儿暴富，今已暴贫矣’。”^[80]高玮，罢职归田，日以诗酒自娱。所著有《淄川辑略》、《为善于家》、《三要图说》、《家塾宝训》、《规训随抄》、《南游诗草》、《護生篇》、《遗言赘语》诸书。徜徉山水，“公殁后，河南所拔士李孝廉，不远千里匍匐会葬，盖文章遇合之感深矣。”^[81]

其次，日常生活中士人的品位。士人虽居高官地位显赫，但崇尚节俭。王教“性俭朴，常服浣袍，年已指使矣，厨无宿肉”^[82]，居乡仁惠，周济他人。高珩居乡，“好骑驴游村落，遇浓荫茂树，辄繫驴高卧。途逢一推小车者阻于崖，呼公助力，公欣然为挽车。性好浴，夏日与群儿浴于溪，有大吏遣隸持书相候，隸至，解衣入溪，公令洗背。洗毕，隸亦使公代洗，公手为去垢。隸徐问高侍郎家在何处，群儿笑指公曰:‘此即是也。’隸惶恐跪水中，公不之罪。其空诸所有，无富贵贫贱，无人我相，皆类此。在都时，与同乡诸友谈讌，问何事最乐。公曰:‘乞归可得，即日出彰义门，南面受风，缁塵渐远，望见家山，斯最乐矣。’亦热惱城中清凉散也。”^[83]展现出高珩平易近人的一面。

益都孙廷铨，告归于家筑有山雨楼，淡泊宁静，“退食之暇，双扉昼掩，万籁寂然，乃不知此中有人。人谓其门如水，愚谓先生之门如山也。”正如其自己在《还山吟》云:“守道在无为，吾自厌吾拙。解佩及兹晨，还山听鸣鴂。世态逐婵媛，进止心欲折。欣此素商集，缅想缁塵歇。逝将寻旧侣，茅屋阴崖结。瞑色下巉岩，苍然立积铁。林深倦鸟栖，谷静涓泉咽。夜凉四山空，云卧逼天阙。扪蘿想幽人，弄箫迟山月。”^[84]可见，日常生活中，他们展现给世人的则是平和、宁静、与世无争之品德。新城王书，渔洋从弟士驪之曾孙，不以金钱为重，“家甚贫，奔走风尘。亦工诗，或写山水自适，放笔随意，亦不屑屑前人矩。有客遊金陵，见肆中悬其画，问价，索千金。客笑曰:‘此吾邑王孝廉所为，乞之甚易。’市人骇顾。”^[85]

再次，士人与狎妓。明清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南北流通的频繁，社会风俗发生了重大变化，蓄妓，也成为明清山东士人闲适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士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集中反映。明代以来，山东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如茌平、东昌、临清、德州等地成为重要交通要道。丝竹歌舞，夙称繁盛。“临清有伎范氏、谷氏，以色艺擅场，才士某计偕北上，与名流燕集。”^[86]历城，“都会之区，多风流自喜”，同年姚以临，“偕朋好过妓门，强挽以入，坚不肯，门外伫立，以待其出。而接物和雅，绝非迂僻固执一流。”^[87]高之騱家宅第，曾临近某坊，每逢节日，该处舞台歌榭，“仅仿佛记一条，云迎春日百戏具陈，競胜争妍，士女倾城纵观。大家门垂廉幕，每一起过，呈艺既毕，金幣赏赉不赀，络绎塞途。过尽后，乃仪仗隊隊，而各官出矣。又，踏青之时，豪贵公子、钜商富儿，攜搕荷酒，嬉笑遊敖;逰女如云，拾翠寻芳。结对而往，约先至某寺，次至某水、某园，后会某山坳，席地笑语，歌呼相闻。”直至桃花山贼破城屠戮，“前日之舞扇歌裙，化为青燐白骨，铜山金埒，散如云烟矣。”^[88]

风俗如此，贤者难免。长山大司寇李五絃，名化熙，天性豪侈，喜好声伎。“晚年学道，开阁尽放诸妓。王西樵先生以诗规之，云:‘谁为公画此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渔洋亦柬以诗，有云:‘锦带明珠泪暗垂，烟波迴雪出门时。’锦带、明珠，妓女中最麗者也。公尝与一道士相善。一日，道士踵门募银，辞以无。道士笑曰:‘某日，命婢置银若干于櫃。櫃高，婢跪杌上收放，公自后戏捉其足，何云无也?’遂如数予之。观此，似情缘未断。”^[89]尤其是一些有名望的家族，家训中明令禁止，但狎妓之事非常普遍，刘鸿训家族严禁子孙携妓，“长公入赀为散秩，尝宴而呼妓。母操大梃逐之曰:汝家世清白，吾闻倚市门者面赤欲呕，乃使吾堂宇耶?”^[90]高珩作为“儒林硕彦，禅门尊宿也，而风情正自不减。戏云:‘居恒抱痴想，以摄魂碑法，追古名姝数人，勒令按部引喉麒麟罽上。易迁诸姊，复以红窗雅奏，琅璈柘枝，沓坐无休。居士以一石葡萄主之，箕踞其间’”，^[91]不愧名士风流。王渔洋家，虽然家训中严格禁止蓄妓，但“名妓月宝尝往来渔洋山人家。一妓自言月宝孙女，渔洋赠扇尚存。上画临水草亭，傍倚二柳，题‘庚辰三月道冲写’，左侧行书一诗，云:‘烟缕濛濛蘸水清，纤腰细对斗娉婷。樽前试问香山老，柳宿新添几个星。’不著名字，小印模糊。晓岚宗伯以为诗格风流，似新城宗派;特以渔洋卒于辛卯，庚辰则系前一岁，不闻有老友香山，诗意又非自指，疑他少年代题。按:渔洋书法非所长，欹斜如文士骑马，若索见其墨迹，真伪可不辨而明矣。”^[92]渔洋好友徐掖痴情于霍小玉，“尝托官西京者访霍小玉旧居零落否。家银台公为作佳句数首，以当嬉戏。渔洋诗云:‘珠簾甲帐皆黄土，何必陈仓卖酒楼’。”^[93]

从上述士人生活品位来看，狎妓作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士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也是他们宴饮、诗作中的火花。新城张象津，博学能文，“得一妾喜甚，作诗极婉麗。为人作联，别有风趣，似不从尘间来。”^[94]益都朱天门与数友集大明湖，“召妓至，妓忽援笔书一绝，云:‘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捲簾看。’掷一友前，友变色仆地，妓亦仆。俄妓苏而友绝气矣!妓素不识字，亦不记写诗。此盖有他故，而诗则绝妙。”^[95]为此，有些士人不惜铤而走险，齐河马公季荀，公名润，豪爽厚德，“里居无事，颇娱情声色，获美姝，潜置别墅。夫人探知消息，率婢往袭，则又携避他所，辗转追逐，命驾疾驰，如谢太傅……”^[96]

与上述风流才子对妓女的留恋与痴迷不同，当时也存在一些钟情之士。“长山曲公，家贫，幼定某氏，后家嫌贫另适他家，娶日过其家刺喉死。曲公成进士，终身不娶，置婢生子，官遊挈。”^[97]刘石菴相国不近女色，洁如冰霜，“生而身偻，不近女色，置妾惟供临池之役。”^[98]济东道孙星衍，“不近女色，酷好男风，有仆名郭芍药，常侍宴饮。洪稚存《岁暮怀渊如》云:郭芍药诗成本事，郑樱桃舍作安居。”^[99]总之，士人狎妓之风，除了社会风俗影响之外，因人而异。有些士人是出于天性，有些则是家庭特殊的环境所驱使，还有些则是明末社会动荡给士人心灵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往往以此弥补心灵上的空虚。姜垓，明季流寓吴越，“悦金陵妓李十娘色艺双绝，久不出户。”^[100]

(三)另类士人

所谓另类士人，从他们的行为上看，不依伦理办事，不尽循规蹈矩，处于主流士人的边缘。从形态上看，放荡不羁、随性自由、潇洒洒脱是他们个性的展现。虽然扮演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角色，但毕竟给那个时代的士人带来了鲜活的气息。

狂士，通常任性率性、风流旷达。邑狂士唐姓，“裸卧无中衣”。怀高士，“历城人，名晋，字麗明。明诸生，明亡，隐山中。居鑛村。著有《易训辑要》。年八十，预知死期;至期，沐浴而卒。念东赠诗有云:和靖比来翻旧本，梅花不种种荷花。”^[101]宋其桐，德州狂士。岁试劣等，乃大书“五等生员宋其桐”七字于坐前。科试即冠军，连中癸卯孝廉^[102]。诸城王缙绍，以孝廉为滕县教谕。生四子，金第、金策、金辅，幼者忘其名，皆天资英异。督课四子最严，“文不佳，捻纸然火炊其肤。兄弟文场互相后先，迭冠一军……金策丙子乡举，联捷成进士，入词林，散馆补黔阳令。为人嗜酒狂放，夏日坐堂判案，不冠，盘发辫于首，短衣，赤足著椶履，指挥自若……。”^[103]福山王余枚，“文笔敏捷，目无余子。嘉庆甲子解元，不刻朱卷。自号王箇，眼中微有白翳……才人负气，往往杀身，可惜也。为秀才时，学使刘金门先生首拔之，送入泺源书院;后知其多为人捉刀，驱之出。”^[104]由此可见，狂士的狂放态度，呈现出不同形态，其人生命运和结局也略有差异。

狷介之士毕世济，则孤僻高傲、洁身自好。“某科乡试，中魁选。题为‘君子学道’，二句破题，末句煞尾无虚字，通篇文奇崛古宕，不遵常解，主司赏拔，可谓具演。入春官试，天气偶热，脱衣裸处，号军稟官，扶出。自此不应试，而读书不辍。性孤峭，见俗客瞪目视不语，人目为疯子。语先君曰:‘不疯不能避俗。’生平喜食甜瓜，偶悦一妓，命人呼至，使妓脱衣仰卧，己亦解衣跨其腹，预买瓜满篮，踞坐啗瓜尽，整衣而起。卜其昼，不卜其夜，终不与妓交。言其行事，不循常规，而狷介自矢。晚年与妻一室分处，授受不亲，一物之微，有投必相抱。深于易，自为注解，册用敬神黄纸，写用镫煤，珍藏不与人见。一夕为火所焚，大痛，谓生平精力尽于此书，及此，天也。青州某县令不知书，县试日，揭书至‘后生可畏’章，遂为‘生可畏’命题。书隶稟云:‘题少一字’;即添一‘焉’字，人传为笑。先生即据题作文，甚工妙。其才如此，不与世谐，若古独行传中人物。”^[105]

其他还有洁癖之士，“家族有名者，余尊行，忘其号。性冷峭孤僻，寡交遊。洁癖如倪迂，偶有客谈，去后必滌其茶碗，洗其坐。生平不如厕，至村外幽僻处，还必数濯其手。晚年无妻无子，或寓僧寮。教读严厉，弟子衣履无声，咳唾不響，头容直，视容端，洒扫进退，皆有纪律。有富家儿不在门下数年矣，买得骏马，村外驰骤，望见先生，肃然下马侍立。先生责以轻浮，立令斥卖，唯唯如命。盖余生三十年前，吾邑师道无不尊严，而先生尤甚。好苦吟，作诗不求人知，每成一篇，点竄毕，团纸弃置，或付丙丁。不知谁何，检其残篇得二十余首，录之持示刘寄菴。寄菴深服，以为幽淡閒寂，四灵一派也。”^[106]总之，从另类士人的生存状态上看，他们大多数以消极、放荡的生活态度，表达着对传统礼教的抗议，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小结。士人在闲适生活中，自然之品与人生之品并非完全分离的，存在静态和动态的生活方式。静态生活主要体现在自身修养及对山水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玩好陈设、论诗品茗，反映了士人的内心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动态生活则是在游山玩水中感受自然、感知社会，在青楼文化中实现自身从雅到俗的转变。总之，诸种不同形态的士人，向我们展示了明中叶以来社会思潮和文化急剧变化所产生的危机感，他们需要一种身份认同，从而形成士人之间一种复制文化，而且愈演愈烈，形成士人所特有的雅文化，与其他阶层的附庸风雅划清界限。但是，过度的放纵与耽溺其中，容易使他们玩物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