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与虚的融合

传统社会忠孝仁义等基本的价值理念，既是士人的一种文化传承，又是上层社会所尤为强调的道德原则。因此，士人往往毋庸怀疑，只需在心理上接受和行动上加以贯彻。

1.忠君是士人的最高信仰。新城王重光，因平蛮督木事而死于贵州，明世宗皇帝特下旨赐祭，又赠公太仆少卿，在新城建立忠勤祠以祀。又以士民公举，入布政司名宦祠。同时，在王重光所专辖永宁又特立祠，取所奉谕旨表其额曰“忠勤”，以垂不朽。“自忠勤祠兴，而邑人知天道之不远，福禄之不可妄徼也，然则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私而公。公往来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知其必两有当也!”^[1]由此可见，王重光忠勤为国，体现了士人对朝廷的忠诚，这是士人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但是，当其家乡新城和所仕之地贵州永宁同时立忠勤祠以祀时，人们把王重光及其精神已经神性化了。从人到神的转变，本身就体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实与人们精神信仰中的虚的融合。

同时，一些人因有功于一方，往往也经历从人到神的变化，南旺湖疏浚之时，河上老人白英建三策:“以四櫃贮水，收惊澜遏汶，勿使西驰;筑戴村壩;河流出南旺，两分其水，三分向南，会徐、吕，七分入漳、卫。”从此，转运万艘无阻，建分水龙王庙，所谓“一水分南北，千帆自去来。”雍正四年，加封老人为永济之神，庙食勿替^[2]。新城王重光，“以采木没于王事。其孙某，于秋闱后梦至祠中，见公在龛，高不盈尺，躍躍欲动。某跪而请曰:‘公何来?’曰:‘吾自黔来，因秋闱近，来视汝辈。’某问:‘孙今科得中否?’公笑曰:‘未也!’问何由得中，公曰:‘积德和睦，文虽平顺可中;否则，佳文亦不中。’曰:‘然则吾家谁当中?’公曰:‘某也可!’又见西北隅有伞盖数十，公指示曰:‘此汝某伯家也。又指一处，亦有伞二、三，曰:“此汝家也!如吾教则此伞张，否亦无用。’是秋，所谓可中者果得售，而某竟落。其伯则官右布政，渔洋先生之祖也。人间科名岂偶然哉?”^[3]通过将神化的王重光之语，告诫子孙只有积德和睦才是入仕的前提，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和是不谋而合的。

2.普济苍生、积善行德。在传统儒家经典里，一直倡导施善与教化。一些士人也在各地三秋望绝、二麦苗枯、民不聊生之时，积极推行救助措施。王象晋就曾上《盂蘭盆会疏》，他指出:“丹诚墨运，通一念于鹫峰;焚呗高宣，转双轮于鹿苑。伏愿广舒莲目，俯鉴葵衷。引西极之慈云，洒东陲以法雨。现一灯，而明通三际;餐一粒，而果遍十方。剖慾瘴于铁围，烦恼场一系不罥。布慧光于泉路，逍遥镜大众同登。”^[4]实际上，王象晋在此所提出的建兰盆之盛会，以明确了以佛天浩荡、纳万流而并济的释家思想。蓝福盛，“雄于一邑，斥其赢余周贫恤孤，负者不计也……辄终日旁通方外之典，道官佛舍……若兴国寺，公独力成之，寺僧绘公像，迄今奉事也。”^[5]在此，志士义夫的实际救助行为与佛家的捨心普渡云云众生的理念融为一体。高鸿儒家贫，躬耕养亲，博学刻励。历应制科，不售，隐居教授及子捷举进士，俭朴如初，“里有窘婿，丧叹煢独者，则竭力賙之。常以放生为乐，一日友人馈生鳝七庖人且将烹之。公夜梦黄冠，七人乞命寤放之中流……晚年陶然自乐，不以俗物撄心。”^[6]

通常来说，无论士人自我道德修养，还是推己及人价值观的完善，往往是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为指导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家族内其他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在此层面，儒释道出现了融合的趋势，最典型的就是积善观念。在儒家思想主旨中，只有个人道德修养完善了，具有善心，做善事，才能做到与人为善。高汝登，虽为布衣，但是品行高尚，“自奉俭，衣履不敝不更，行于途履石棘，必躬自拾取置道旁，以利后来者。持身忍让，……乡人思慕无已，立之祠”，世代永享血食^[7]。据说淄川高中丞祠堂，当年创基实在邑书带东门外迎仙桥之偏北，后因邑有流寇侵袭而迁往东郭。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四月二十四日淄川有风灾，致使城内坊表倾颓殆尽。独高氏繡豸房下有个卖菜佣，听见空中有个声音很急切地对他说:“不可动，不可动，坊柱开裂”，次日自合。即墨周如砥有《异风赋》，之后高举与高珩同荐贤书，一时被乡里艳羡。“而祠祀每春秋仲月上丁日，邑侯尉职官昧爽起祭圣庙毕，即会祀公祠，家子姓有一命之荣者，相率公服迎侯于门，迨今无阙也，高氏为淄百世不迁之族。”^[8]其后世子孙依然遵循积德行善的理念。

高玮在《司理公为善于家》中就指出积善的不同层次。在个体具有善心的基础上，要救人于苦难之中，“人世苦厄，无过患难饥寒疾病。一当其事，逢人望救之心，百倍于平常。若漠不动念则仁心渐渐澌滅无余，而人心亦渐渐澌滅无余矣。若遇人患难，力可为排解，即为排解力可为出脱，即为出脱如力持公道剖白冤枉。代不能完债完粮者，完债完粮之类，但当酌其人于事之当否，不必市恩不可计利。若遇人饥寒则济之权在我，当力为赈恤，此则不计人之善恶。善者，当曲为曲全;恶者，亦不妨偶尔救济。如即有辠大恶极之囚，我偶遇其道途颠连，不妨稍救其一时，以全我不忍;而其应得之辠，不妨仍听其自受。若疾病，则当平日集善方储良药。一遇其人即行检與，勿以贫富贵贱为缓急，勿以闲忙为勤怠，若能将经验简易方，集刻施人者尤为善事。”与人为善，与物亦善，戒杀放生。“世上禽兽虫鱼，其护生懼死，与人无异。凡遇濒死诸事，无论大小俱当救护，即有费勿惜。若小儿辈无知，尤好以杀物为戏，皆当教之，平日禁之。当时至杀其性命以供我口腹，尤觉惨痛思之，岂能下咽。断当一槩禁绝，纵有不得已之需，不妨取充市上。又若牛为食之所由来，其为功于人甚大决当，誓断此味，并劝人勿食不止不杀而已。”然后要做到劝善，起到扬善惩恶的目的，“劝人为善是与人共为善也，人听不听不可知，而我不可不尽我之意。或因人而劝诲，或因事而诱进，不可因一事而灰心，不可因一人而阻志。即最不善之人，亦不妨以身曲为接引，只要有主意，不要反为他所引耳。能编集善言善事劝人尤玄玅。”此外，善的范围还要扩大，爱惜物力，不要暴殄天物，“习而不察者众见，无知少年食馒首必弃其皮，食饼必弃其边，后来贫穷不堪。近时贵人妾死而复生者，言冥官责其费茶费水，正是此等报应。”^[9]由此可见，随着人们对善的理解逐层深化，关于行善的价值观念已经和因果报应产生联系。为此，一些功名之家，也积极倡导子孙积善，东莱赵氏累世积德行善，赵植继承先人之志，“积金与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未必能续。惟积善遗子孙之有益也。”^[10]司寇公高珩，为官期间，以善政为准则，严于律己、厚德与人、为政仁慈、廉洁不欺、救人无算。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呼诸子孙前语之曰:“吾将逝矣，己所不欲者勿以施诸人，天之所恶者勿以行诸己。尔辈勉之矣，灑然而暝。”^[11]这也正是上善若水，不求名利、只求奉献的真实反映。邢侗之父如约广做善事，不惜家境败落。

为了彰显善行，一些善士之名往往被载入地方志和家谱之中。东莱赵吾麟善士澄，仗义疏财，排难解纷，教授一方，多所成立，远近称善士。十四世浩，宣德时出粟助赈，旌赐义民散官。十五世英、璪出粟助赈，旌赐义民。十六世寿、慷、庆、圭成化间出粟助赈，诏赐散官^[12]。人们除了对行善之人精神上的表彰之外，还赋予他们一些传奇色彩。耿温，好儒术，乐施予。负欠者或辄焚其券。常拾解户刘升遗金三百，卒还其人，不受一钱，里人以是多公之谊，称阴德翁。成栋，途遇遗金，候失主不至，后闻淄川王一元失粮银八两，验实给还，分毫不取。邑侯赵公文炳、分守道吕公坤，交旌其门^[13]。由于宗教信仰层面所宣扬的积德行善，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禄长寿甚至家族功名显赫的结果。因此，在士人的道德观念中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广善事、行善政，不断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

还有一些士人，因对历史上某些人物崇拜而逐渐形成信仰，“德州卢德水，平生嗜杜诗，园中作杜亭祀少陵，每岁元旦必拜祭……”^[14]山左任城东关外有泉，“相传太白浣笔处也。上有祠堂，祀太白及贺监、少陵三贤。乾隆辛亥，沈青斋观察启震葺而新之，土中得诗碣……”^[15]总之，在此过程中，他们感动神灵的原因，无非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孝、善仁、厚德。王麟，纯行笃行、强记不忘、待弟友爱、教子有方、师模两学、转导藩王、光前裕后、崇祀邑庠。王重光，孝友纯笃、文武兼资、督木尽瘁、不遗一矢、天祐忠勤、名贤世济^[16]。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一直是历代士人所尊奉的最高准则。当一些士人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对父母的孝敬之情，甚至达到感天动地的层面，实际上，这里的孝就已经升华到了神人合一的境地。

士人一种行为符合传统儒家标准，被人们所信奉的过程转换，是民间习惯的偶像崇拜的信仰转变过程。明末一些忠节之士，往往能够得到神灵的庇护。左懋第，南渡后，“睿亲王与辨难，责以六罪，终不屈。过大明门，痛哭尽节以死。”世传上帝使十殿阎罗送公升天，公大节如文天祥，固宜在帝左右^[17]。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些士人还唯心地认为自然灾害为人们获罪于天的报应，“二东饥馑之乡……敝邑淄川者获罪于天，降菑独甚，春夏亢旱之后，播种五次，而无苗(蝗虫助虐)。敝邑令长痛念民生彷徨无计，已据士民呼号之辞，以秋灾情形申报宪，某等目击乡邻之流转，同怀沟壑之隐憂……”^[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