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

李　龙

一、对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认同问题如影相随，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一定要放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才会得到恰当的认识。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民族文化的意识不能容忍‘西化’，但是会为‘现代化’所激动。”^[1]从新文化运动书写现代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再到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引进和学习，“现代化”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希望。然而，历史实践证明，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事实上是模糊的，而在文化认同问题上则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文化上的焦虑和不自信。于是，对传统的批判几乎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旋律。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中国模式”、“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等随之成为中国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等文化景观。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些表明，经历了几十年现代化观念洗礼的中国文化，开始逐渐走出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自主的身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化认同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再次成为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

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身份的困惑。全球化使得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同倾向，从而导致在文化形态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征，亦即流动性的出现，全球性的人才、市场、文化的流动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从而导致连接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纽带出现了断裂，很多时候，人们认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人们的实际生存经验不一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带来了一种身份的困惑。因此，这必然会唤起不同民族、国家内在的身份意识，人们需要一种认同的力量，从而能够凝聚在一起。

其次，进入“后冷战”时期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甚至融合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同一性，不同的国家需要在文化层面确立自己自主的文化身份，从而构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是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对西方文明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文化身份的诉求，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它既是中国文化自我更生、融入世界的努力，同时，也是在为人类文明和人类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如有的学者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体意义上丰富的西方文明，而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2]时至今日，文化的自觉意识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具有自我更生和创新的可能，也具有建构一种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形态的可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文化不仅要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一席之地，还要能够和其他文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流，在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要用自己的文化影响世界，从而真正推动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文化的建构，而这涉及的是“中国形象”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以什么形象走向世界，并影响乃至改变世界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需要寻求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要思考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中国的新的文化形态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对新的文化身份的诉求，仅仅是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的开始，而并未结束。换言之，如何建立文化身份，建构何种文化身份，从而实现自我的确认，依然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多元的当代文化生态

一种新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多元思想共生，并未有一种稳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被普遍认同，多种不同的思想资源构成了我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3]不同的思想形态往往决定了对不同的文化的认同，怎样理解并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构成性力量”，进而唤发它们内在的力量，应该是建构新的文化身份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概括起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形态：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如同“国学”概念一样，“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相当模糊，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代表，但“传统文化”又绝非仅仅是儒家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它所涵盖的范围和精神特质，对其进行挖掘、复兴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对待传统依然要保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精神，因为“问题在于应该意识到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4]所以在理解传统的同时应当具有一种现实感，理解传统不是为了牺牲现在，更不是为了牺牲我们日常的生活。文化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动态的、演变的，不是简单地就能用进步和落后这样的观念来解释。当支撑一种文化存在的具体的礼仪制度和价值秩序已经消逝了的时候，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就应当具有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应该具有建构性，而非某种僵死的对象化的存在。充满悖论和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张扬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在不断地消退，反而是传统中那些惰性的、负面的东西却很顽强地延续下来，不断地构成对我们建构现代文明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传递的应该是那些经受过现代观念洗礼的传统思想，使这些思想能够为建设现代社会、建设新型的文化形态提供思想资源。换言之，应当让传统更具有现代感，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构成性力量。

第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自身对现代性观念及其问题的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形成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现代性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更进一步，又变成了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所说的“宏大叙事”。而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亦即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在今天对于已经走上现代性的不归路，社会发展问题丛生的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建构现代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理性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强调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文化上的中西对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百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建构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话语的绝对支配权，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生硬地撕裂中国文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学习、借鉴西洋学说，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本民族的文化立场。正是这种观念撕裂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我们应该认识到，“依我看来，‘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做成的；那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种行动都改变行动者的心灵”。^[5]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体验，正是这些独特的体验才使民族共同体成为可能。事实上，在今天，完全可以跳出这种文化身份的撕裂和困惑，因为重要的不是怎么复兴传统文化，也不是到底学习西方什么的问题，而是要站在今天的语境中建构何种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没有这种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向，建构文化认同就必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三，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书写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打“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改造国民性，都是建构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必然组成部分。理解“五四”，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和演变脉络来考察，还应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五四运动是要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伦理秩序、文化观念、思维范式以及知识框架等失效之后，重估一切价值，为中国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而从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也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正在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正在努力对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为自身文明寻找出路和救赎的可能性。而很多“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并非盲目地全盘西化，而是在这种世界性的反思和批判传统、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为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资源，寻求建构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所以，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端就已经被思考并融入中国的现代文化之中。同时，由于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又使之内在地包含了民族独立、文化自觉等因素。因此，五四运动对传统文明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对民族的独立、进步的追求，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使其具有了一种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是在新的知识框架内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为现代文明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也应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需要具备的胸怀和视野。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经过二十几年的革命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尽管它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品格。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离开这一维度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一维度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就是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同样不能忽视这一指向，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离开现实性和人民性，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不指向当代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念、行为理念，不能进入精神世界，只是几个知识精英的话题，那么，它就缺乏一种有效性，而其生命力自然就是可疑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中国，强调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价值理念，还具有更为耐人寻味的意义。

文化具有一种扩张性，寻求话语主导权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共性和内在特征。但是文化又具有一种包容性，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单一文化形态的存在。梁启超先生说过：“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6]今天的我们，更应如此。从建构和谐的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不管站在何种立场、用何种视角来审视不同的文化，都应该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襟。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个，常常会遮蔽了其他思想存在的事实，并破坏了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体现了对历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诉求。但无论如何，确立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是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建构什么样的文化身份

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考虑。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前文所述的对现代文化价值秩序和价值指向的建构。而从微观层面讲，这种价值秩序和文化理想最终还是要指向人的基本生存。文化认同问题虽然是一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但讨论文化问题最终离不开个体的基本生存。人们的言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等都是文化的显性表现，个体经验的表达更容易让我们贴近一个时代的文化理念。

如前文所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理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但是这种现代性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西方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关现代性的叙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刘小枫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7]而如果从这一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知识精英的观念和话语实践中，大众被看做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力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的增长变成了社会发展唯一的目的。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地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两点纠缠到一起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因为“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他们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底层的形象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他们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而这种观念正是源自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开端所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塑造了观念的等级，更成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内，“底层”和“弱势群体”既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的无数的农民工和城市的弱势群体，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文化、身份意识的双重迷失使得“底层”群体既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权利，也失去了被表达的机会。毕竟，他们曾经是构成这个国家认同的基础，当他们是现代性的他者的时候，如何让他们实现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所以，这种现代性理念必然导致社会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乃至身份阶层上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建构，就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它的价值指向和文化理想到底应该是什么？怎么才能让人对这种文化形态有认同感？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卑微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的边缘和阴暗的角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语境中，被排斥的底层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建构？换言之，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底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底层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力量还是必然的缺席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已经走出“革命”的宏大叙事，力图建构现代文化身份的当代中国，是否依然还有“革命”的必要？“革命”，不是抽象的自由和解放，更不是血与火的暴力革命。这种“革命”，如威廉斯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实质上无法在不改变现有基本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吸纳它的所有成员（整个人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需要革命的社会。”^[8]所以，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理解这种新的文化身份的话，它应该首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实现每一个个体向现代公民的转化，走出对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单一关注。因为我们很喜欢为历史命名，并将希望投向未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问题往往被看成是历史阶段的一个部分，并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这实际上遮蔽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应将视角投向微观的小叙事，将个体的生存经验有效地表达出来。如果文化身份的建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它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作者简介：李龙，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

【注释】

[1]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576页。

[2]汪晖：《面向新世界图景的文化自觉》，《文化纵横》，2012年第2期。

[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卷），三联书店2004年，第2页。

[4]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7页。

[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8页。

[6]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3页～94页。

[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

[8]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