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世价值的文化态度

李　艳

“普世价值”被关注，始于世界性交往的深入，中国在现代化的追求中，与各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广泛，交流、沟通、融合已成为国际事务中必须面对的常态，而不同族群及其文化主体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应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础上交往所依赖的共同基础则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对于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普世价值”的理论争论和现实分析就具有了实际意义。对此，本文是从文化哲学角度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普世价值”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使普世价值成为可能的理性基础是什么？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对待异己存在，才能在实现交融、和谐中各取所长，有效生存和发展。我们认为世界上不曾有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绝对的、至上的真理。黑格尔能够用“绝对精神”统摄主观与客观世界，也只不过存在于他的逻辑推演之中，关键是在当今世界面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意识形态时，应该以理性的文化态度进行对话，这是我们必须探讨、给予回答问题。首先，批判借“普世价值”推行文化霸权等，确立自觉的文化态度，自觉到世界性文化发展的事实，尊重多样，追求和谐，实现在理性自觉上的多样和统一、普遍和特殊、交流和坚守的辩证统一；其次，普世价值的传统，发扬中国的文化态度，中国文化固有的“和”的理念，“通”的思辨、“谐”的状态是我们今日的生存理性，是我们面对世界性对话的文化态度；再次，实现学术的文化态度，这是以现实为基础，人文为尺度，对待“普世价值”问题，要防止三个误区，形成正确处理价值关系的理性智慧。

一、确立自觉的文化态度

在学理上，自觉的文化态度就是理性地认识、能动地反思、积极地创建等，能够使表达主体通过一定的价值观基础而形成的自觉的文化心理、文化追求、文化愿望和文化行为倾向的状态。在基本内容上，有三个方面的意蕴：一是主体能动地以思想、观念、理论等形式自觉地概括出历史的发展的世界图景，从而在展现世界中揭示对世界的自我认识和相互认识。因此，从文化哲学研究范式出发，要回答的是世界的文化样态怎样，我们在这种文化样态中是什么地位，有什么关系，应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二是运用精神能够反映生活的文化力量，理论能够提炼世界的文化使命，发掘历史地发展着的思维智慧，为人们处理复杂的文化问题提供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如何把握、描述、解释和解决世界的文化存在。三是自觉地以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形成处理各种困境、争端的文化立场，以“价值范式”的文化方式自觉地给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坐标，提出解决的文化问题的解释原则，因而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追求等具有导向作用。

在上述三重内涵的规定下，对于“普世价值”的分析就必须确立这样的自觉之中：

（一）对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的自觉

当历史划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坚定地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就意味着走进了以“地球”为空间的世界性关系之中，各种文化形态以各自的力量在交流、冲突和融合中展现着，中国的发展不仅仅要理性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更要不可回避地面对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拓展和加深。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文化的主体的差异性、多样性使各主体间交往不断充斥着矛盾、纷争和冲突，那么，如何拟合不同主体的差异、不同文化的矛盾呢？当然，寻求一条能够解决此问题的建设性逻辑，已经变得很迫切了。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各利益主体和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确立一种以“共同性”为基点，形成统一的价值选择和文化追求具有了现实性，异质性文化、对立性观念、差异性价值的消极对立将被一种积极追求“和谐”和“兼融”的建设性理念所扬弃。以往在理论上被当做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上仅仅被看做一个界域性概念的“世界性”作为一种赋有内涵基础和共同价值选择变为一种可经验的现实，逐渐生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思想境界和价值依托，“普遍性”、“共同性”、“整体性”的文化逻辑和视野将扬弃由不同文化所形成的理解视界的差异性和形成特殊的认识事物的局限性等造成的种种隔绝。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既是各主体的，又是面向世界的，进而使我们在世界性交往中理解内在的文化冲突、价值矛盾问题具有了革命性的转换和彻底解决的可能。

（二）对“普世价值”的文化态度自觉

世界的发展使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作为普遍的文化视野和价值选择的结构性转换和理性重建，自觉到此，显然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在现实层面上我们能够自觉进行判断和反思，这是促使一种新的观念的产生，并与单维相对立的新世界观念形成的条件。同时，将深深地影响各主体的思想境界和理解方式，从而形成更加全面的文化视野，这也是自觉所包含的一种力量。实质上，目前，我们正自觉地面对已出现的种种理论分析和思想资源。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现实问题的回答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性框架和文化推理问题，而且掺杂着国家利益、民族惯习、文化心理、价值目标等因素，这些问题和因素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不易于理性地回答问题。围绕“普世价值”问题的争论，就触及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普世价值”的文化态度的自觉，实质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文化取向、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具有的评价和行为倾向能够进行理性判断。从“普世价值”的由来看，显然是出自西方文化背景下，在宗教意义上演化而来的，即“普世”的宗教。后经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努力，脱去了其宗教的外衣。人们使用这个概念，一般是面对全球问题，在伦理学框架下从“全球伦理”、“普世伦理”角度上讨论“普世”，不过“普世价值”概念在世界被正式提出来是20世纪90年代，1990年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出版了《全球责任》一书，提出来关于普世伦理的构想，一些西方学者又进一步将普世伦理论证为普世价值。今天，随着讨论的深入，“普世价值”问题已跨越了伦理学领域，进一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使用，如把它作为“代词，即‘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http://zh.wikipedia.org/zh-cn/）。显然，把这种“普世价值”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具有局限性的。原因如下：首先，它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化态度，所倡导的规范，具有某种政治性的解释原则；其次，用来描述和思考问题时，甚至在理解、解释现实时也往往使用西方文化格式和思路，是一种从自我出发的单维的文化态度；再次，这是以一种优势的强大的理解方式，力图改造其他理解视角的可能性，排挤其他文化的独立性，而以绝对的方式使用西方格式和思路的文化态度。因此，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已经对其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共同基础提出了质疑。

（三）对塑造“时代精神”理论的自觉

源于人类实践的理论，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概括，对实践问题的觉示和解决，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实践的反思，能够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对时代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进行深层把握，以此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时代精神的价值规范，从而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实践。“理论不仅规范和引导人们‘做什么’，而且规范和引导人们‘不做什么’。人们总是以某种理论、观念去观察现实，并用这种理论、观念规范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显然，历史正在反思以“两极思维”为特征的时代。以辩证理论为指导，当下，人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逻辑出发，批判地反思人类的文化态度，去揭示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自觉到辩证思维智慧，就能够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处理好所遭遇到的矛盾，为时代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可见，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其话语方式、思维逻辑、意识形态都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质的“普世价值”作为解决文化交往中矛盾的出路，是有局限和弊端的。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事实上是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西化了，西方文化成了主要的解释原则（解释了什么是先进的和落后的，什么是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什么是人道的和不人道的，等等）。”^[2]这是我们反思的重要内容。

二、发扬中国的文化态度

与推行某一种价值观念，排挤多样文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的文化态度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和”理念。就“和”的概念而言，远古时期，人们主要是在音乐方面强调“和”的境界，意味着一种不同元素的结合过程，产生一个新的统一体。在先秦史籍和诸子论说中早有记载，《国语·郑语》说“和乐如一”，后经先秦诸子的争辩，使“和”的内涵不断丰富，萌生了“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的理念的重要特点是存异性，也就是“和”建立的基础是组成整体的个体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孙子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也。”不同事物应以此之长补彼之短，每个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体之和谐，“和谐”是“和”的主体状态。“和”的理念还具体表达为天人之和，也就是人与之主宰之天合一，人与自然之天之合。《春秋繁露》所载“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惠施宣扬“汜爱万物，天地一体”。儒家的“大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而不同，如此等等。表明“和”理念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态度。时至今日，我们以“和谐社会”这一价值理念共识，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态度，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从制度设计与制度伦理文化的高度，在学理层面，解决社会同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有社会、人、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状态，还有社会内部各不同利益群体的良性互动，是支撑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理念，是对一种新的生存“共同体”价值的文化追求。“多元社会”实践难题的求证与“社会合作理性”的人文公共性价值理念找到通路，“和谐社会”作为新的生存智慧，是人际互利共生、共赢的合作理性，可以看出，“和谐社会”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新自觉，另一方面是解决国内发展的实践问题的重要理念，也是处理国际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式态度。从重建新的社会理性而言，“和谐社会”着眼于切实体现“实质合理性”内容的文化价值理想追求，以奠定公共性、共同性、相互性价值基点为生存智慧，显然能够在操作层面的实践追求目标中，获得其丰富的世界意义和魅力，这也是处理中国对外交往中闪烁着中国式理性的文化态度。

对此，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过更为朴实和直接的表达。1990年12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为费孝通80华诞祝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讲演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在正确理解和对待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以及源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当代文化霸权主义的情况时，尤其西方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别人，都使费孝通感到端正的文化态度的重要性。为此，费孝通先生还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表达了十六字箴言的基本思想。

（一）“各美其美”的文化态度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文化的优长，每个民族都有在自己的文化中发展的权利，保持自己的优良。“文化的生与死不同于生物的生与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3]

（二）“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

在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在国际交往中能够肯定和认识其他民族文化，在与世界的文化互动中形成开放的文化胸襟，有一种宽阔的视野，用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多元文化的事实，有容乃大。只有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在和谐相处中，取长补短，博采众长，多交流、多对话、多共识，才能获得共同发展和繁荣。当然，在历史上，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从19世纪末叶开始，就经历了由“中道西器”演变为“中体西用”思想公式的文化态度。而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仍然是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不同态度。可以划分为“全盘西化”派、东方文化与复古派、马克思主义与古今文化结合派三种不同的主张。这为形成中国当代的文化态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三）“美美与共”的文化态度

显然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和推进。强调不同价值文化形态，都能各自欣赏对方，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要批判“文化割据主义”。“批判西方文化支配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文化偏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4]因此，当世界对我们敞开空间，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时，只有形成一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讨论、共同追求的文化意识，才能出现“美美与共”的不同价值标准的融合，达到在实践中找到能使各个民族都可以接受的价值标准，进入“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各美其美”是文化态度的基础，“美人之美”是文化态度的要求，“美美与共”是文化态度的取向，“天下大同”是文化态度的追求。

当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文化态度，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面对更广泛的文化往来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还有自身的局限性：这就是以“和”为圆通的整体，高于有差异的个体，追求“和”的境界和群体的整体价值，而忽略构成整体的个体人的存在之独立性和价值性。因此，作为个体人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文化中，主体的人和主体性没有发育的过程和存在的理念，所以能动的、有目的、积极的、具有选择能力的个体没有得到推崇，文化发展就缺少了有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个体的支撑，文化活力受到限制，文化创新更是缺少了驱动力。这对于当下中国文化来说是需要反思和超越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研究。我们认为，当前发扬中国的文化态度极其重要，关键在于如何超越自己，实现发展，从而更好地面对世界：一是充分重视个体性思维的文化取向，推动具有发育良好的个体存在和活力，才能发展出更具民族特色且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在国际文化往来中，才会散发出文化魅力，形成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价值。二是奠定在充满活力的，具有独特价值文化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文化交往中带着文化自信，而赢得尊重，才会获得平等对话的资历，因此，文化自信是在发展中形成的信心和气质，而不是盲目自大。三是超越自身局限性的重要途径在于开展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就是有能力对古对今对他者的兼融并蓄，开拓出文化的新发展，以具有活力的个体为基点，创新就具有了现实性。当然，这种有活力的创新的文化，才能更理性地有能力面对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念，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和排斥；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思想文化观念，共同面对人类性的共同问题。

三、实现学术的文化态度

谈论“普世价值”问题，实际上蕴涵两个基本的逻辑判断，一个是现实的逻辑判断，一个是理论的逻辑判断。显然，任何问题最实际的来源在于现实，“普世价值”的提出及诠释话语，由此形成的相关问题，都与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事实直接相关，毫无疑问，如何看待和理解“普世价值”，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在分析、理解和反思的过程中，既要努力走进历史的实际中，又要主动超越历史局限性。虽然如伽达默尔所正确意识到的那样，任何提出者、认识者，包括阐释者都无法清除时代的烙印以及时代造成的先入为主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来自历史的原意的梳理，以及通过引入当代视域而不断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无可争辩的是引起争论的那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去衡量一切，而人们一时无法通过这个标准获得真正普适的认证，目前，又陷入缺乏学理根据支撑的困难。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当下，对“普世价值”的讨论同样处于活跃时期，一方面表明“普世价值”已超越了原意，而折射出世界性文化往来中迫切达成共同基础的诉求；另一方面引申出普世价值何以可能，普世合法性问题等学理追问及困境的理论难题，无论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都无法绕过与现实的关联。

的确，任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深厚基础是现实，由现实引发的问题滋养着学术的田园，学术的活跃又是打开现实难题有效的思想资源，对当下的重要问题给予解释和回答，并从理论上给予合法性方案，是学术的秉性之一。同时，也表明进入了学术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提升对问题的自觉意识，给出解决问题最理性的方案，而且通过学术研究还要获得一种最明智的选择，正像学者汪信砚在一篇题为《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的文章中指出的：“对于这种把西方价值观念所肯定的西方价值冒充为普世价值，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兜售西方价值的欺世盗名的西方普世价值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论而走向否认普世价值本身。”^[5]显然，面对现实，“普世价值”问题已经存在，以完全否定，或简单推崇，或淡然无视，都不是理性的，真正有价值的态度，应是通过深厚的学术探讨，给予解决问题丰富的理论资源、充分的知识积累和灵通的实践智慧，开世界之门，行中国之路。所以，从现实意义来说，实现学术的文化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直面现实

学术的文化态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直面现实，它包括：首先，直面问题的提出，就是世界性交往客观要求了相互间的价值基础。如何解决这个价值基础也是要依据人的共同的现实的实践。其次，直面有差异的文化存在。如果现实是不可能彻底消灭异己文化，就应该尊重他者为智。再次，直面发展协同之要求。在世界性的发展目标中，发展所面对的难题、障碍及创新等各问题，只有在协同共商、同心共智中方能有效解决，所以现实在决定这样一个指向，由社会实践引发的“普世价值”问题，决定了学术研究予以关注的课题。而以学术态度所进行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对概念及观念给出的重新理解和关注，更多的是以普遍、共识、互利、和谐、双赢等相关联的世界态度，体现为学术所推崇的一种宽阔的精神，只有在一个多样性交融中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和认同，才能达到人类意义上的发展。

（二）严谨思维

学术的文化态度最重要的要求是理性，就是通过一定的思维模式实现对对象的研究，在对待“普世价值”问题上，理性更主要地表现为主体性思维。我们知道，对普世价值的分析，内透着一种价值主体，即价值关系问题，是能否满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关系，显然，这个主体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否则无法达到普世和共识，那么，主体是谁，是抽象的，还是现实的，类原则（人类性）是否适用，正是讨论此问题不可回避的。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指出“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6]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共同性”类原则是以感性的具体的实践为基础的个体性为前提的，是类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辩证统一。

（三）重视人文

从人文意义上看，价值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而是发生于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实践之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指出，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因为外部客观世界是多样性的，人也是多方面存在，关系更是具有多重性特点，人与世界多方面的关系和多向性，决定了价值的丰富性和多向度，所以目前一些学者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无论是从某一角度剖析，还是简单地划分为生活话语体系的“生活层面的‘普世价值’”、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层面的‘普世价值’”、政治话语体系的“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7]其讨论的结果都不会是令人满意的。显然，这是一个多向度的问题，在主体方面有人类性问题，在认识论方面有知识共识问题，在价值方面有利益共赢问题，在矛盾论方面有发展和谐问题，在文化方面有多元融合问题。无论是我们追求理念的，还是设计制度安排的，都不能是单纯的，因而运用多向度人文视角，进行以整体性为平台的分析，是我们深入探讨现实问题的学术态度，也是解决“普世价值”问题的人文尺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防止三个误区：一是简单地、片面地否定普世价值，或把普世价值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价值观，或片面地以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永恒的价值来否定各民族间文化往来的共同性基础，从而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二是过度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以不同国家、民族、阶级和集团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就断然否认人类所具有的共性追求和基本价值准则，通过极端强化社会差异、阶级属性乃至意识形态分歧，而忽视对共同理想、共同发展、共同生存的追求，那么将失去积极进步的机会；三是普世价值的认识基础和实践要求有待不断提高，不能因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多重关系、多因素、多方面，而对普世价值存有疑虑。

总之，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既不能无视“普世价值”问题，也不能在国际交往中迷失自己。在积极回应多文化交往中的矛盾冲突和困境中，一方面保持中华文化特色，为世界呈现绚丽的光彩；另一方面要积极努力探寻多文化交往的共同基础和路径，正确处理好内部核心价值观和外部价值共识的关系，为自身发展打开智慧大门。

作者简介：李艳，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注释】

[1]孙正聿：《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4日。

[2]赵汀阳：《赵汀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3]费孝通：《费孝通文化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5]汪信砚：《普世价值·价值认同·价值共识》，《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

[7]侯慧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反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