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起源

潘守文

虽然同为人文科学，在观察人文现象、探索人性奥秘方面，文学具有哲学和史学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作为世界著名文学家，莎士比亚对普遍人性作出了卓越的探索，进行了超出一般的洞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这些作品思想深刻，情感丰富，入情入理，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珍贵标本，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作家，也为世界各国的人文教育指明了方向。在中国，英语专业的学生通常在入学后的第一课被告知：“读大学却没读莎士比亚，就等于没读大学。”^[1]

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继承了莎士比亚开创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借助美国南方文化素材，对人性进行探索，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的作品不仅为美国读者喜闻乐见，也受到了各国读者的欢迎。《中午酒》（Noon Wine，1922）是波特的代表作，通过一桩发生在美国南方农场上的悲剧，探讨了悲剧的起源，对理性、艺术、法律等抽象概念进行了形象的阐释，与莎剧一样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值得与莎剧参照阅读。

一、理性的脆弱

悲剧，无论是生活悲剧，还是作为艺术的悲剧，都是特指一个普通人，一个通常按理性原则思维和行动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突然丧失理性，大开杀戒，随后被杀。悲剧的程度取决于理性动摇的频率、理性丧失的速度、死亡的人数等。

从纯粹理性的角度讲，理性是本体生命的绝对、永恒、独立、不变、不由分说性，是生命的本源。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讲，理性或理性原则，是生命个体对生命本体的敬畏和信仰，以生命本体为标准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寻求事实真相的能力。实践理性有强弱之分，决定着个体生命活力的强弱。

生命有本源生命和衍生生命之分。《周易·系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生命在天地间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这种生命是本源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永恒的、超验的、完美的生命存在，是不包含异质因素，不包含死和恶的因素的一元存在，是至善，类似柏拉图的“善理念”^[2]和康德的“最好的世界”，^[3]孕育个体生命，生生不息。虽然本体生命在现象世界里衍生出的个体生命拥有理性，但是不拥有最高的理性。个体生命以不同方式模仿本体生命，张扬生命，创造和保护生命，不断靠近至善，试图进入永恒，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反生命因素的渗入、制约、威胁、瓦解。这些反生命因素的总和通常被称为死，或者恶。现象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世界，生死相伴，善恶同在，每个个体生命都依据各自拥有的理性，在不同程度上遵循抑恶扬善、避死求生的原则，虽然难逃一死，但过程是逐步的、渐进的。死亡未必是悲剧，真正的悲剧具有突发性和戏剧性，是指个体生命被幻象所迷，理性瞬间崩溃，原本稳定的善恶关系被突然打破，生命戛然而止，却又不明不白。

哈姆雷特怀疑叔叔杀害了父亲，但没有事实证据，不能采取行动，这是理性。他听到了鬼魂的叙述，但怀疑鬼魂捉弄他，这也是理性。他安排演出，模拟父亲被害的场景，看到了叔叔惊恐的反应，因此相信了鬼魂的话，这也是理性。哈姆雷特没有从背后将正在祷告忏悔的叔叔刺死，这也是理性，因为刺死叔叔不是目的，目的是向世界伸张正义。虽然行刺的机会可能很多，但是能证明行刺的合理性的确凿证据几乎没有。假如刺杀了国王，哈姆雷特就成了罪人，而国王则清白无辜。对此哈姆雷特十分清楚。此外，他怀疑忏悔状态下人的心灵最纯净，忏悔状态下死去会直接进天堂，这也是理性，否则忏悔就没意义。然而他终于没有将理性进行到底。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他一时冲动，失去理智，挺剑刺杀叔叔，结果误杀了波洛涅斯，并殃及情人奥菲利亚，最终被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杀死。真正替父报仇的是雷欧提斯，比哈姆雷特有理有据。虽然哈姆雷特最终刺杀了国王，但不是替父报仇，而是替母报仇，不是因为找到了叔叔谋杀父亲的证据，而是找到了叔叔误杀母亲和雷欧提斯并谋杀他自己的证据。哈姆雷特临死时托付好友霍拉旭向世人讲述他的故事。这句话受到马修·阿诺德的高度赞赏。^[4]但事实上霍拉旭同样拿不到叔叔杀父亲的证据，鬼话无凭，叔叔杀父亲的故事仍然不能大白于天下，正义仍然不能得到伸张。

哈姆雷特的伟大表现为他的理性抗争，不为鬼魂所逼迫，他的悲剧表现为不能将理性坚持到底，一时冲动，以至于前功尽弃。相比之下，麦克白这个武夫几乎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理性全面崩溃，在女巫的蛊惑下，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杀死了国王邓肯，而且是在自己的家中将国王杀死，随后又当着众人的面杀死了两个卫兵灭口，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弑君篡位的恶行，全体国民都有理由消灭他，麦克白可谓是在劫难逃。邓肯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替父报仇，替天行道。

麦克白的悲剧性在于其善恶两种属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麦克白原本是功勋卓著的将军，深受国王的宠幸和国民的爱戴，替天行道，是正义和理性的化身。然而这种正义和理性在突然间汹涌而来的虚荣面前，顷刻间土崩瓦解，以至于杀人害命。虽然良知迅速出现，但仅仅是后悔而已，并不能顿悟生命的美好，并不能使理性得到升华。他慨叹道：

要是我在这件变故发生以前的一小时死去，我就可以说是活过了一段幸福的时间。因为从这一刻起，人生已经失去了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5]

悲剧重演。发表于1922年的《中午酒》无疑是《麦克白》的现代版和美国南方版。尽管时间、场景、人物身份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悲剧的实质不变，悲剧的起因不变，杀人者最终被杀的结果不变，正义战胜邪恶的原理不变。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一个因杀人而被杀，一个因意欲害人而被杀，一个因杀人而自杀。这一切都应验了《圣经》中耶稣的那句话：“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与波特的其他小说不同，《中午酒》模仿戏剧特点，设计了这样的开头：“时间：1896年—1905年；地点：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小农场。”^[6]于是，短篇小说获得了戏剧的效果。此外，波特为这出戏精心安排了有乐器伴奏的反复出现的咏叹，由主人公赫尔顿吹奏口琴，咏叹的歌词是一段来自北欧的民谣。版本一：“你一清早起来，心情好极了，你欣喜若狂，因此不到中午就把酒全都喝光了。那酒是你准备中午休息时候喝的。”^[7]版本二：“你太痛快了，没到中午忍不住把手边的酒全都喝完了。”^[8]版本三：“一早起来多么快活，一快活便把酒统统喝光，酒喝完心情也就更加痛快。”^[9]这便是小说标题的由来，既是波特为这出悲剧设计的装饰，也是作品的主题，基本含义是：快活、快活、更快活，快活得不能自控，乐极生悲！这与麦克白所慨叹的“生命的美酒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理性脆弱，不辨善恶，不知品尝生命的美酒，貌似理性，自以为是，关键时刻冲动，剥夺他人生命，以至于遭报，生命戛然而止。这是哈姆雷特的经历，也是麦克白的经历，也是《中午酒》中三位男主人公的经历。

二、艺术对理性的遮蔽

理性遭遇的挑战多种多样，有些明目张胆，有些乔装打扮，关键时刻露出狰狞。哈姆雷特的独白：“有些人……生就一种令人侧目的怪癖，虽然他们此外还有许多纯洁优美的品性，可是为了这一缺点，往往会受到世人的非议。一点点恶癖往往遮盖了高贵的品性，败坏了一个人的声誉。”^[10]这番话不仅概括了哈姆雷特本人，也概括了《中午酒》中的赫尔顿，赫尔顿的怪癖是用口琴反复吹奏《中午酒》的曲调，痴迷，以至于忘记了生命的本真含义。

尼采把古希腊文化分为太阳神——阿波罗文化和酒神——迪奥尼索斯文化。他认为太阳神文化重视理性判断，是分析性思维的基础，强调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差异，认为最具有太阳神精神的艺术形式是雕塑，靠造型体现效果。但是尼采更欣赏酒神文化，更欣赏沉醉、疯癫、激情，致力于打破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消除个体间差异，认为只有音乐才能直接摹写意志的本体——太一，他欣赏“酒神音乐家完全没有形象，是原始痛苦本身及其原始回响”。^[11]叔本华也认为，音乐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化，是“形而上的自在之物”^[12]，是超越痛苦的生命意志的纠缠的最佳途径。音乐被赋予了宗教般的崇高地位，取代了理性。

与尼采一样，赫尔顿从未结婚，也从不喝酒，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口琴反复吹奏唯一的一个曲调《中午酒》。他从不去教堂，因为那首音乐曲调就是他的宗教，是他全部生命和灵魂的寄托。他的确具有哈姆雷特所谓的“纯洁优美的品性”和“高贵的品性”，也仿佛是一个神秘先知，以神秘的方式既向自己也向世人揭示一个神秘的道理。他是农夫汤普森一家的福音，靠勤劳和智慧给汤普森濒临破产的农场带来了繁荣。他还是一个孝子，将挣来的钱寄给了远在北达科他州的母亲，以至于暴露了行踪。事实上，这位现代酒神作恶在先。在北达科他州，他的弟弟弄丢了他的口琴并拒绝赔偿，赫尔顿一怒之下杀死了弟弟，随后逃出监狱，来到德克萨斯州汤普森的农场，一住就是九年。然而天意难违，捕快哈奇闻风前来追捕，赫尔顿受到惊吓，狂奔的过程中为了拾起掉落在地的口琴而被人追到，挣扎反抗过程中被人们打死，成为一名为音乐而殉难的圣徒。

表面上看，赫尔顿与麦克白不同，不关心权力和虚荣，却痴迷音乐，以至于完全无视生命的神圣，忘记了自己的生命，也无视他人的生命，与麦克白殊途同归。艺术的本质是讴歌、赞美生命，音乐的价值在于彰显生命的美好，为生命服务。生命是世间一切事物的试金石，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旦与生命对立，就会堕变为邪恶的工具。

三、法律对理性的僭越

作为《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夏洛克的形象颇具争议。多年来不断有学者强调夏洛克的犹太人身份，强调其受压迫的特殊背景和反抗的合理性。然而受压迫与被剥夺生命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威尼斯商人》中的基督徒远没有达到要剥夺夏洛克生命的地步，而夏洛克已经磨刀霍霍，迫不及待。夏洛克的特点不仅仅是报复，更主要的是盗用法律，试图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伤天害理的目的。他割裂法律与理性的关系，将法律置于理性之上，用法律遮蔽理性，把法律视为世间最高权威，置人类的怜悯心、慈悲心于不顾，执意要求执法，从安东尼的胸口割肉，合法杀人。

对永恒生命的追求是“一切愿望的愿望”，^[13]是人类最高的理性，是最本质的人性，是法律最牢固的基础。因为人类善恶同在，善护生，恶致死，所以抑恶扬善必然是人类最基本的道义诉求，是法律赖以存在的根本依据，是人与人之间最神圣的契约。只有体现抑恶扬善、求生避死的自然规律的法律（包括契约）才能行之有效，否则必然出现漏洞。具有高度人文自觉的鲍西亚很清楚法律与道义的关系，看到了漏洞。她耐心开导夏洛克，留下了一段值得传颂的经典台词：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慈悲的力量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14]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鲍西亚亮出撒手锏，击败了夏洛克，既执行了法律，也捍卫了理性，既保护了安东尼，也保护了夏洛克，避免使夏洛克成为杀人者，并且使即将发生的悲剧变成了喜剧。值得一提的是，鲍西亚不仅宣扬慈悲，而且践行慈悲，为夏洛克做了既合理又合法的安排。夏洛克遇到了贵人。

与夏洛克一样，捕快哈奇迷信法律，盗用法律，以给他人造成灾难为乐，试图用合法的手段达到破坏道义的目的，以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就可以为所欲为。尽管他非常清楚九年来赫尔顿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非常清楚赫尔顿被投入监狱凶多吉少，但仍要将其投入监狱。哈奇不仅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和无耻，甚至指责汤普森窝藏凶犯，威胁要毁掉汤普森的名声，激怒了汤普森，客观上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哈奇没有夏洛克的运气，没有遇到鲍西亚那样的贵人，汤普森不过是一个农夫，不会讲理，不会劝说，既没有理性，也不懂法律，一时冲动杀死了哈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哈奇迷信法律，却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他可以盗用法律，别人也可以盗用法律。汤普森被判正当防卫，杀人合法。哈奇被控非法私闯汤普森的领地，应对自己的死负全部责任。

四、理性的杀伤力

既然理性是个体生命对本体生命的敬畏和信仰，也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保护，也因此意味着对某些丧失理性，毫无理由地危害其他个体生命的个体生命予以制止、惩罚乃至销毁。销毁的力量来自理性的谴责，包括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谴责，这种双重的理性谴责往往足具杀伤力。

农夫汤普森试图说服法庭和社会，他的杀人行为既合法又合理，但提不出充足的证据。法庭判定汤普森的杀人行为合法，但拒绝承认汤普森杀人合理。无论他如何解释，就连他的妻子都认为他没有必要杀死哈奇。汤普森陷入了深重的道德危机不能自拔。失去了道义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汤普森最终饮弹自尽。

汤普森看到了哈奇的无耻，试图阻止哈奇伤害赫尔顿，体现了一定的理性。但是在没有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杀人，则违反了理性。其实上，汤普森的杀人动机包含了自私的因素，一方面是哈奇抓捕赫尔顿将威胁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哈奇不断地刺痛汤普森身为南方人的虚荣，与正义毫无关系。就这样，正义与非正义混在了一起，善恶难辨。他慨叹：“还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便已经走到事情的结局了。”^[15]

尽管汤普森不肯承认，事实上他为维护虚荣心而死。汤普森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坏人，却是一个非常庸俗的人。他经常醉酒，与其他农夫一起给山羊灌酒取乐。他很残忍，残酷地对待黑人雇工，而且打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的则是他的虚荣心。面对哈奇的嘲弄，汤普森感到虚荣心被刺痛，同时感到自己作为良民的身份受到威胁，于是产生了杀人泄愤的心理，失去了理性。将哈奇杀死之后，汤普森无力反省自己如何丧失理性，也无力忏悔以减轻心理负担，而是竭力分辨，维护自己的脸面，未果，最终饮弹自尽。

汤普森的前辈麦克白同样死于虚荣，不是为了维护虚荣，而是为了获得虚荣。真正害死麦克白的，与其说是外在于他的三个女巫，毋宁说是隐藏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虚荣。恶是对生命的否定，虚荣则是恶的一种，是伪装得最巧妙的一种，表现为当事人力图用正义善良的表象来盗得世人的尊重，哗众取宠。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最容易成为杀害生命的罪魁。

可悲的是，作为当事人，无论是麦克白还是汤普森，都没有弄清悲剧的真正缘由，没有弄清生命的真实含义。麦克白在行凶杀人之后，在陷入绝境之际，也曾有过类似的慨叹：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6]

麦克白的慨叹不足以概括广义的人生，但足以概括他本人的人生，也足以概括他的后继者汤普森的人生。汤普森曾经是一个“吵吵嚷嚷、骄傲的人”，^[17]而他最后留给世界这个舞台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无声的爆炸”。^[18]理性被无情嘲弄，说不清，道不明，但理性的杀伤力却不曾有丝毫的减弱。

生命是生活的前提和核心，是判断世间万物是非曲直的标准，超越阶级、种族、时代、地域等要素，是普适伦理的基石。恶意味着对生命的威胁、伤害、侵犯；善则意味着对生命的呵护、关爱、滋养、共生。利己是善，利他是善，利己以至于利他是善，利他以至于利己还是善。害人是恶，害己是恶，害人以至于害己是恶，害己以至于害人还是恶。善恶之间泾渭分明。唯有利己以至于害人、利人以至于害己、害人以至于利人、利人以至于害人等现象较为复杂，需要在生命的更高层面加以理解，本文姑且不论。虽然恶多种多样，但是最大的恶莫过于剥夺生命。从莎士比亚和波特的探索来看，杀人害命的恶果远非当事人和旁观者所能想象。尽管不能将一切杀人行为都视为恶，不能否认替天行道的存在，但为替天行道寻找一个符合理性的理由却不容易。理性遭遇挑战，艺术僭越本分，法律被滥用，悲剧重演。

生活的悲剧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文学中的悲剧则是对生活悲剧的探究、提炼和描摹，不是为了满足世人嗜血的阴暗心理，而是为了揭示善恶运动的本质规律，净化人类心灵，健全理性，鉴别善恶，明辨是非，让求知者找到良知和真知，健康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悲剧描写那些既不好又不坏的俗人，他们陷入悲剧，并非由于他们不断地作恶，而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恶习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这种人物

①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91页。

③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最接近生活，最容易对观众产生心灵震撼，引起一定的恐惧，对悲剧有所防范，对人生有所洞察。^[19]这既解释了莎剧成功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午酒》清醇浓烈的魅力。

作者简介：潘守文，美国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教授。

【注释】

[1]John Ciardi，Another School Year——What For？［A］《现代大学英语·精读·II》，杨立民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柏拉图：《理想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3]康德：《康德著作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4]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5]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747页～748页。

[6]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1997年，第68页。

[7]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1997年，第97页。

[8]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1997年，第104页。

[9]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1997年，第121页。

[10]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86页。

[11]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第19页。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4页。

[1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第775页。

[14]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5]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16]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91页。

[17]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8]莎士比亚：《麦克白·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19]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