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失衡

中国扭曲的城市化还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扭曲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从生产方面来说，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经济发展路径相比，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速度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陈钊、陆铭，2008）。工资增长的速度被压低，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增加生产能力，但因为消费增长比产出增长更慢，于是，中国经济形成了依赖低劳动成本和依赖出口的局面。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在2009年，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仅为48%，而扣除掉政府消费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仅为35%。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是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亚洲文化下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更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主要就是因为居民的消费率低。

扭曲的城市化起到了抑制消费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受阻，农村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被压低，这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内部有无本地户籍的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而在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之下，工资增速相对缓慢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被压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劳动收入占比进入持续下降阶段，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陆铭等，2008；Lu and Gao，2011）。^[20]由于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增加消费（杨汝岱、朱诗娥，2007；Jin et al.，2010）。

除此之外，现有的户籍制度还制约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消费。根据我们近来的一项研究，如果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将居民（或家庭）的特征控制住，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低大约30%。由于农民工的数量庞大，我们大致可以测算出这一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损失”究竟有多大。算出来的结果让人吃惊，它相当于数据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费的4.2%，或者中国GDP总量的1.8%。中国每年GDP的增长不过10%左右，这相当于是说，户籍制约的消费相当于每年GDP增长部分的1/5（Chen，Lu and Zhong，2012）。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不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一项数据，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9.7%、20.7%和1.8%（盛来运、王冉、阎芳，2009）。不难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仍然比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来源来看，他们签订短期合同的比率和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均远远高于城市居民。

农民工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还会制约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一方面，农民工跨地区的流动性非常强，于是，他们的行为就将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买，因为耐用消费品的移动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各种有关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均显示，大约在三十几岁之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就会下降，农民工形成了这个回到家乡的预期，那么，他们后半生的收入将有所下降，于是，他们也会增加现期的储蓄以备未来所需（Chen，Lu and Zhong，2015）。

户籍制度如果不改，那么，它对于消费的制约作用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从数据上来看，户籍对消费的制约作用对相对较高收入者更大。这其实很好理解，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他对于非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将上升，而吃穿的消费比重则下降。如果将消费分成若干项来看，外来移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在吃、穿方面的消费虽然也较低，但更明显的差别出现在家庭设备、健康医疗和文化教育这些方面。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户籍制度制约非必需品消费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同时，没有工作地户籍的农民工的数量仍在持续稳定增长，这也会在总量上加强户籍对消费的制约（陈斌开、陆铭、钟宁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