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

世界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发展也体现为城市群的发展，其背后的原因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接近市场便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地理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中国也不会是例外。

“城市群”这个概念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区域规划中。国家发改委分别于2009年1月和2010年6月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1]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先后于2015年和2016年被印发实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省之间的市场分割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Young，2000；Poncet，2005），经济增长可能在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低效率（陆铭和陈钊，2009b）。在此背景下，城市群的规划可以使属于不同省份的城市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经济单元，这似乎更有利于区域经济逐渐走向集聚。而刚被划入城市群的城市则可以从这一划分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从而分享经济集聚和核心城市辐射效应，因此，一些处于城市群边缘地带的城市会为自己能否进入一个城市群规划而兴奋或焦虑。然而，行政划定的城市群边界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在根本上，只有市场才是决定城市群辐射范围的根本力量。

另一个相关的背景是，在经历了2008年来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对出口的冲击之后，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内需的重要性，而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因而各级政府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一个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内需越来越重要，而服务业又是未来内需增长的重点，这将使得地理因素（特别是到沿海的距离和到大城市的距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内地和中小城市将成为新的增长中心，这一观点是否正确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经济在大城市周围集聚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中小城市只是在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中的组成部门，其发展有赖于核心大城市的辐射力。从这一理论出发，如果认为通过限制发展大城市就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将导致决策的失误。相反，经济向核心大城市的集聚才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协调。

工业在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候，集聚的作用非常明显。那么，在服务业的发展上，地理因素是否仍然重要？随着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地理与服务业的关系的研究影响到对于未来中国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判断，也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道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围集聚的趋势仍在继续。以美国大城市为例，在经历过1950—1980年期间的人口规模下降后，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一些老的大城市（如纽约和波士顿）又重新进入了人口和收入水平同时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金融、专业化服务、新技术等思想密集型（idea-intensive）产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像底特律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发展起思想密集型的产业，其人口则出现了萎缩（Glaeser，2010）。一些传统的港口城市和大城市在历史上集聚了大量人口，并具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因此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对于集聚高技能劳动力仍然占据优势。如果是这样，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例外，也就是说，服务业发展并不会降低地理的重要性，不会导致城市体系的离散化。

具体来说，本章针对上述两个背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本章将基于“中心—外围”城市体系理论，构建地理与城市发展的实证模型，为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寻找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说来，本章所说的城市群是在地理上较为邻近且有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的一群城市的组合。而另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都市圈”对应于英文的metropolitan area，一些世界最大的都市圈是指包括中心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在物理上基本连片的建成区，并且在基础设施上高度连通，在经济活动上密切往来的城市蔓延区。例如东京都市圈的地理范围大约为13 400平方公里，其面积远远小于本章所说的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积。因此，本章使用“城市群”来指代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城市群。^[2]

不同的城市群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边界也不同，换句话说，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空间维度的差异。本章试图刻画和分析近20年以来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大港口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正是由于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存在着差异，并且可能不断地发生演变，人为地“规划”一个城市群相当长时期的边界需慎重考虑，特别是应防止“规划”所带来的行政力量人为地限制了市场机制对于城市群的塑造。甚至可以用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说法，如果城市群是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之下形成的，那么，城市群规划的边界就不重要。

本章的第二个内容是考察到大城市、大港口的距离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检验地理因素是否影响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本章还将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上的差异。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服务业贸易成本^[3]高，其中有不少是不可贸易品，因此，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向核心大港口的集聚力更弱。理论预期是，服务业的地理—劳动生产率关系要小于制造业，而且服务业更容易在城市体系的“∽”形曲线上出现第二个波峰。利用中国的城市数据，我们的确证实了这个猜想。利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贸易成本的差异，我们也间接证实了运输成本对于集聚力和离散力相对强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