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弹性与就业弹性的关系

表9.2　基础回归结果

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首先尝试用政府税收—GDP比值去解释就业弹性，结果见表9.2中的模型（1）到模型（3）。模型（1）中我们仅仅控制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在模型（1）的基础上，为了识别政府干预影响就业弹性的间接机制，在模型（2）中加入了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GDP比值的交互项。为了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偏误，在模型（3）中控制了城市化水平和代表中部、西部的地区哑变量。中国的一些发展政策（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是在地区层面实施的，因此中部和西部的哑变量能够捕捉这些政策的差异。除此之外，一些地形和气候的差异也能够部分地在中部和西部的哑变量上得到反映。

在这一组回归中，政府干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系数都不显著。在模型（2）与（3）中，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开放程度更高的城市，就业弹性更高，这说明相对于国内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税收—GDP比值与外商投资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干预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去影响就业弹性。在模型（3）中，结合外商投资及其与政府税收—GDP比值的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得到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为零时政府干预的临界值为0.082 1，所以对于那些政府税收—GDP比值大于0.082 1的城市，外商投资影响就业弹性的净效应为负，在税收—GDP比值程度小于0.082 1的城市，即使考虑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外商投资仍然促进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我们的样本城市中，有14%的城市税收—GDP比值高于0.082 1，从而外商投资有降低就业弹性的作用。

人均GDP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呈现倒U曲线特征，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在5万元左右的水平，几乎全部样本都位于转折点的左边^[35]，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确伴随着就业弹性的上升，而且这一趋势是逐渐减缓的。理论上，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工业部门（在早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长，城市中单位GDP带来的就业吸纳数量会上升。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熟以后，单位GDP带来的就业吸纳数量会趋于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机来实现赶超和增加税收，那么，这就会进一步使得人均GDP低的城市反而就业弹性更低。

城市化显著降低城市就业弹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业弹性大约下降0.003 25。在中国，当城市化水平提高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应减少，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城市化有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农民工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保留工资相应提高，劳动相对资本变得更贵，就业弹性相应下降。相对于东部城市，中部与西部城市的就业弹性没有显著差异，但系数为负，这说明，在统计上中、西部城市的就业弹性更低是可以由模型中其他变量解释的。

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税收，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去增加税收，但税收收入还是受到税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由于地方的经济活动还有一部分由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来支持，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才真正地代表地方政府的规模，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能够更好地度量政府干预，也是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对于政府干预程度的度量（Barro，2000；陆铭等，2005）。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的政府干预来解释就业弹性的回归结果见表9.2中的模型（4）到模型（6）。与税收—GDP的比值一样，支出—GDP比值的系数符号仍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之间存在严重的双向因果关系，就业弹性高的地方，政府更会有激励通过加大政府干预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地方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农业支出、行政费用支出、公检法支出与教育支出等非生产性支出，而这些支出可能能够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地市级城市数据中我们不能区分这些支出类型，用全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不能够有效识别支出—GDP比值影响就业弹性的直接机制。模型的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