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启蒙运动背景勾勒
晚清文化的俗世趋势和平民主义倾向在1895年之后得到了加强。1895年前后的社会变革来自于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刺激。外部是中国与日本交战中的失利，以此带来的对西学的重新考量与学习；内部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展示了政权对底层文化的吸纳与倾斜，从而打造了从传播无主流到主题提炼的运动与印刷结合的宣传技术。面对自身权威地位的动摇和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精英将民族国家重建的希望投向于底层民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各种白话报风起云涌地出现。其间，康有为受到了上海书商的启发，形成小说易于为市场接受的观念，这一感触使其精心编著了《日本书目志》，将西学书籍作了一个分类分列，大大放大了小说的功能，把小说纳入现代国家的论述结构之中。继严复等《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开始倡导小说革命，他的小说创作与启发民众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坊功最高焉。”[2]知识分子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冲动，行动上表现之一就是与出版业结盟，使小说成为联系民众与启蒙民众的工具。[3]
图2-1 《半月）的卷首铜图
《半月）第二卷第一期卷首铜图介绍作者何海噜与毕倚虹
（图片来源：作者实物拍摄）
在20世纪初，小说出版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盛况。陈平原认为在清末民初，“比起一些风靡一时的政治读物或者教科书来，畅销小说的印数当然不算什么；可比起其他书籍，小说的发行量还是相当惊人的。”[4]1902年，梁启超开始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并将小说提升到“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他不是着眼于小说的艺术，而是关注小说的影响力。在其影响之下，以“小说”为样式笼摄思想的创作成为强劲的时代之风，出现小说创作的繁荣景象。这场热度空前的小说热潮，导致了通俗出版物的繁荣。据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统计，仅1907年，商务印书馆就发行小说45种，小说林社发行小说41种，新世界小说社发行17种，广智书局出版5种，作新社和点石斋各2种，中外日报馆、鸿文书局、申江小说社、有正书局、时报馆、开明书店、一新书局、时中书局和文振学社各1种，共计121种。[5]另外，加上各种期刊上的小说，通俗读物数量是非常之大的。
2 .通俗出版物的形态变化
通俗出版物的繁荣，意味着“报章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内容组织结构与出版周期产生了新的变化。首先，中国传统的图书结构，是依据内容的内在逻辑进行排列；而在报章时代，以知识的内在结构来组织文本的样式转让给了以栏目的方式来编排，内容形成了版块的分布，自由的创作必须符合于版块的要求才能得以发表，于是创作必然趋向于向某个模式的靠拢。其次，出版周期的加快改变了文人的写作方式，使得以往穷首皓经、终成一书的精心著作方式已不适应文人身份的转变，职业化的要求是使写作能够提供生活稳定而持续的供给，这一生活的要求也与有节奏的写作规律相合拍，短篇和随笔就体现一个时代的写作特色。除翻译作品以外，几乎20世纪初的所有原创文学作品都是以节本方式出版的，而且大多数发表于期刊之上，“定期刊物变得如此具有群众性，以致作者大多选择向杂志和报纸副刊投稿，而不愿写书。”[6]这一结果，使得文学作者的刊载选择依次为报纸副刊—刊物—书籍。这一思路也是书籍出版机构创办刊物的初衷，同时也是近代文学书刊出版并举这一特定模式产生的原因。这一时期的通俗刊物在视觉上迅速适应了铅印技术的要求，植物花卉等被采用在封面上，内页中采用各种饰花修饰。选择的宽泛，使得中洋混杂的图像出现在不同的书刊之上。
在完成形态的现代转型之后，在1907年左右通俗书刊形态就进入对中国语境的调适，特别是对大众审美意识的适应，图像显现出通俗化审美的趋势。民权出版社的《民权素》，封面画是由胡伯翔、沈泊（伯）忱（尘）、但杜宇等作的仕女图，此为仕女图用于封面的较早实例。之后，大量仕女图被装饰于封面之上，成为这一时期通俗刊物的封面样式通例 ，如《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时报》《眉语》《女子世界》《礼拜六》《繁华杂志》等均如是。
1920年代初的通俗书刊发展进入了第三波的高潮。[7]与新文学的阳刚之气正好相反，旧文学刊物从其杂志名称看，即缺乏对社会切入的热情，它们引导读者回归家庭（如江红蕉主编《家庭杂志》、周瘦鹃主编《新家庭》），流连于人生游戏（如范君博、郑逸梅等主编《游戏新报》，周瘦鹃、赵苕狂主编《游戏世界》），强调娱乐与消闲（如平襟亚主编《滑稽新报》与《笑杂志》、赵眠云主编《消闲月刊》、徐卓呆主编《笑画》）。另外出现像《星光》《月亮》这样有阴性感受的刊名，像《梨花杂志》《蔷薇花》这样含娇柔审美对象的刊名，均表明了通俗文化温软的特性。这些刊物倾向于对生活的琐碎事件进行娱乐化的分析。1920年代通俗书刊的封面，继续朝向于仕女与幽默画的方向发展。而其中的卷首插图，更像通俗作家自我展现的舞台，作者小影、家人小影、文会小影，精致的收藏、名人的字画、戏子剧照、山水小品，一一刊出，风格倾向于柔、碎、微，表现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图2-1 《半月》的卷首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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