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乐(1)
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女权，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2)
不知何日方能比得上美国呢。(3)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妇女运动者通常向日本、欧洲、美国等海外资源寻求灵感或借鉴经验。因为他们相信“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女权，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所以借鉴经验的重要途径是找出美国妇女运动成功的关键。因此，中国当时的妇女杂志上出现了大量译介美国妇女生活的文章，并且尤其注重介绍她们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遇。这些译介活动仅仅是把女权主义嫁接到中国语境吗？译介活动的参与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算作女权主义者呢？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考察中国早期妇女杂志对美国现代妇女形象的译介与利用。尽管中国的妇女运动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日本妇女运动的影响（参见本书所收江勇振的文章），并同时对欧洲的妇女运动也有所关注（参见本书所收高云翔的文章），但本文的研究重心将放在美国的现代性及其为中国女权主义者所利用的可能性上。我的论点是：中国早期妇女杂志并不是单纯地译介美国的女权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效法一种外来的现代性模式，而是对美国妇女的生活进行选择性的吸纳，以帮助创造现代中国妇女的新身份(4)。本文的论述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国家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复杂关系，现代性与新女性概念间的张力，中美新女性视觉形象之比较，以及中国女权主义被反过来译介入西方的情况。
尽管20世纪初中国的妇女运动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现象，在目标、话语和理论思想方面皆呈现出含混和张力，但就那一时期的语境而言，从总体上看，我倾向于认为这些作家和活动家们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5)。如果女权主义者的基本定义是要求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待遇，这些早期中国妇运者显然符合该诉求。不仅如此，她们在争取妇女教育、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深层原因是社会性别差异所构成的权力不均。另外，中国妇运者的努力在当时也受到了国际妇女运动领袖的认同。
除“女权主义”以外，本文涉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中国妇女对现代性的理解。在相关研究中，由于现代性被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使用着（有的情况下，它甚至被滥用了），因此有必要首先澄清本文对现代性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最好的切入点或许是非洲史专家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对现代性含义及其分析能力的质疑：“现代性是一种在全球对政治、经济权力运作的条件吗？或者说是一种再表现？一种以时间变化的语言谈论世界的方式，同时造成共时的全球不平衡，在其中一种描述有些人如何变得‘现代’的故事生产出‘传统’来？”(6)
在我看来，现代性不是一种客观的状况，它不是由所谓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客观性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现代性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深层的、主观的文化意识或思维模式(7)。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者们自觉地吸收“新”观念，支持变革，质疑和反思中国与世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两种关系在当时都正经历着重新定义），同时也反思改革者自身与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因而他们可以说是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
然而，现代性也是一种表现。正如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者们强烈地意识到了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不平衡(8)。联系到中国当时的状况，他们对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衡也有深刻的观察和体会。另外，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依据自己对日本和西方的观察来再表现现代性，她们将自己再表现为中国女性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新女子”有唯一确定的定义；“新女子”本身是个不断被改写的流动过程，其中充斥着矛盾和不连贯性。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对现代性的任何霸权性定义，也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中国妇女的，建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参照系。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怎样具体地看待现代性，以及通往现代性的途径。
本文处理的材料为20世纪头20年里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妇女杂志中的一部分。如许多妇女运动史专家所知，这些材料相当缺乏完整性：很多杂志非常短命，有些杂志只有零星的留存或再版的合集(9)。因此，我的研究也许并没有涵盖所有资料，但是希望仍然能够呈现出中国女权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某些饶有意义的关联。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者通常向海外学习新知和获取灵感。19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中国知识群体开始崛起，他们被张灏称为“自由知识分子”(10)。自由知识分子大多数独立于科举制度和官僚机构之外，通常经由带有政治性的学会组织在一起。他们在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发下出版报纸，聚焦国际国内时事，倡导变革社会和挽救国家危机。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很多知识分子尝试涉足政治哲学，并为中国设计现代国家之前景。他们的思想资源当然包括西方的政治理想。这些观点有的来源于直接的观察，有的以日本为中介，但更大多数则是透过严复等人(11)的翻译。这批知识分子并不倡导全盘接受西方的观念和机制，但他们深信学习西方国家是奠定现代中国基石的必要步骤。
1905年之后的十年间，妇女作为新生力量积极加入改革中国社会的话语当中。像秋瑾一样，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受了激进思想的熏陶，投身革命或者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中。与这一部分人相交叉，其他的妇女活动者也利用新兴的政治、文学期刊作为运动的工具。因此，大量的刊物得以创办，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生命周期并不长。这些刊物中，有的完全由妇女撰稿和编辑，并以女性作为目标读者，延续了“才女”的传统。也有的刊物实际上由男性捉刀，并主要将男性设为目标读者，它们的基调有严肃的，也有戏仿和调笑的(12)。虽然这类刊物如《女学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妇女杂志》《妇女时报》等，内容迥异，但在形式上几乎都囊括社论、专题、短篇小说、自传和与妇女生活相关的翻译作品（主要译自日本和西方）。有的刊物专注于传统的女性话题，如养育子女、道德教育和家庭职责，即那些成为“贤妻良母”的必要技艺。其他的刊物则受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讨论中国新女子在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应该怎么发挥作用。此类民族主义话题包括教育、选举权、社会自由和经济独立等(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妇女社会地位的看法已经与经典儒家道德有所区别。早在19世纪中期，他们就开始批判对女子言行的一些传统要求。例如，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领袖洪秀全（1814—1864）倡导男女平等——在太平天国里既有女指挥官，也有女士兵；很多改革家也开始谴责妇女缠足的习俗。然而，这类批判在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
19世纪晚期出现的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而传教士对女性教育权利的强调影响尤甚。这种影响不仅仅是“西方影响”论的又一例证，它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部分中国史学家的承认。例如，江亢虎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肯定传教士将女子学校教育带到中国来的努力……尽管笔者不是基督徒，也不赞同传教士在中国的很多言行，但是必须承认，在发展女子教育方面，中国必须感谢基督教传教士。”(14)中国大陆的史学家吕美颐和郑永福也持类似观点。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具有反讽意味的节标题“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妇女启蒙”(15)，以此来肯定传教士与妇女教育的关系。
传教士认为，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该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他们以基督教教义中理想的妇女生活为这方面的最高标准。因此，即使是男性传教士也积极倡导改善中国妇女的生活和地位。比如，林乐知（Young J．Allen）在他编辑的《万国公报》上就常常刊登批评缠足，支持家庭、婚俗变革，以及描写欧洲、美国妇女状况的文章。另外，教会学校的入学条件一般也要求学生放足。学校教师还鼓励毕业生反抗包办婚姻，尤其是同非基督教徒的结合。但是，如夏洛特·贝汉（Charlotte Beahan）所论：
传教士的真正成就不是他们19世纪改革的有限功效，而是他们持续地向中国输入新观念、信息、实践和榜样……传教士们有责任宣传：妇女同样拥有精神和物质的权利，而如果她们信仰基督，加入教会就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16)
通过教会学校和报刊文章，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传播了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新观念。
然而，传教士的努力和影响并不能够培养女权主义者。根据郭佩兰对中国妇女和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传教士和中国女基督徒关注的主要还是传统的妇女话题。例如缠足、纳妾、包办婚姻（尤其是与非基督徒结婚）以及家庭与子女健康等(17)。我自己也曾论述过，教会学校确实培养和鼓励学生到公共领域中去发挥能力，但女学生实际能够担当的职位却局限于为妇女和儿童服务的教师、行政人员或医务人员。教会学校还重视教授学生持家和养育子女的技能。由此可见，尽管女教士和女基督徒的活动是反传统的，但她们活动的重心是提高妇女及家庭的生活品质，而不是改变中国社会的社会性别等级关系(18)。据叶维丽的研究发现，早期美国大学的中国女生倾向于学习文科和家庭经济，以便成为教师、主妇和母亲。这种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妇女成为能干的妻子和母亲(19)。
实际上，20世纪初期从事妇女教育的并非只有教会学校和教会资助的海外留学。戊戌变法（1898年）的改革家们就曾提出过妇女教育的提案，并设立女学，传播进步思想。这些女学的管理、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教会学校，但是教授的内容却完全是非宗教的、爱国的。第一所非教会创办的女学——上海中国女学堂即受到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医生康爱德和石美玉的事例启发而创立(20)。同其他改革者类似，报人、改革家梁启超宣扬妇女教育在培养“新民”和壮大国家中的重要性(21)。私立的、缙绅资助的学堂也相继出现。1907年以后，清朝政府亦设立公学培训女教师。有关数据显示：到1909年，各种类型的学堂中招收的女学生超过12000名(22)。另外，相当数量的妇女前往日本游学。据宝娜·哈里尔（Paula Harrell）统计，1903年有11名中国妇女到日本学习，而到190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00名(23)。因此，受过教育的非基督徒女性数量很切实地增加着。这些女性，和男同胞们一样，通常向西方或者日本借鉴思想模型。
受过教育的妇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她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和欧洲的妇女可以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一名撰稿人直接表述中国面临的问题为“为什么中国富强不起来？……因为没有有才干的人。为什么没有有才干的人？因为妇女还未得到发展”(24)。引文中的第一句话反映了传统儒生的政治责任：用自己的才能效忠朝廷。而第二句则突然跳出了传统，聚焦到妇女教育的必要性上——发展妇女的才能可以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出力。
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强大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者关注的焦点。进步学生组成了以“拒俄义勇队”“国耻社”为名的爱国团体和学生军。对西方列强的愤恨同对羸弱的清王朝的蔑视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些青年激进分子并不是简单地重演以往的排外情绪，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希望找到中弱西强的根源。于是，有人把妇女问题视为关键：
欧美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其国势发达日益强盛而莫之能侮。(25)
由此可知，男女平权的论点是建立在妇女可能为现代中国的强大贡献力量这一前提之上的。
中国女权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包含多层次的含混和张力。第一，妇女运动的目标存在争议。一些改革者拒绝将妇女权益从属到国家利益之下，他们主张男女平权本身即是目的。第二，在新的妇女形象和角色的建构中也存在含混和不确定性。下文将会论述这些形象在文字文本和视觉文本中的展现。第三，很多有关新女子的话语实际上是由男性或者为男性创造的。因此必须质疑它们是否真正是妇女的声音或读者的反应。第四，现代性概念本身是流动的，相应地，现代性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现代性与新女子和西化的关系也同样处于变动中。
首先，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导思想和目标分化为多重阵营。这与美国当时的妇女运动相类似(26)。许多改革者认为争取妇女权利只是使国家富强的工具(27)。自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著名论断始，中国的改革者就倡导发展妇女教育。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一半的人口在经济上还存在依赖性，还没有生产力，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富强(28)。对梁启超来说，国家的强大是终极目标，而妇女权利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
另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基要论点将妇女的职责限定在家庭范围之内。依照这种观点，妇女应当被教育成“贤妻良母”。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健康、道德的子嗣，让他们承担建设新中国的重担。也就是说，妇女应当成为现代“国民之母”，而她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家庭。“贤妻良母说”是对日本明治时期相关思想的直接借用。当时，日本思想家志在开拓日本现代政体中的妇女领域，妇女被限制在家庭内，但能够通过持家而服务国家建设。这种工具性论点同美国的共和主义的母性理想亦很类似。该理想的核心为：妇女是共和国美德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琳达·克伯（Linda Kerber）曾描述：“共和国母亲受过教育，但却能摆脱一般对知识女性的批评。因为她们把学识用来操持家庭。”(29)共和主义的母性论、日本的“国民之母说”，以及梁启超等人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心，即妇女对建设现代国家的贡献。
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女权主义者都愿意让自己的言论或斗争臣属于国家利益。例如，马渝新（Yuxin Ma，音译）认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让妇女创造公共空间和媒体空间的双重效力(30)；季家珍（Joan Judge）认为，妇女能够利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的主体性(31)；沙培德（Peter Zarrow）强调，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倡导妇女权利时与“国家”保有界线(32)。如下文将会论述的，20世纪初期，在思想界的修辞里，国家民族主义论点与妇女权利本身开始合流。
其次，上述主导思想和运动目标的矛盾和张力表现到了文字和视觉的文本中。很多妇女杂志传达着含混的信息。它们既刊登育婴、时尚、卫生方面的文章，也呼吁给予妇女选举权和受教育的权利。表现新女子和“女学生”的插图亦可有多种解读——既可以理解为对妇女新角色的宣扬，也可以看作对该角色的嘲讽。杂志上刊登的翻译文章，也因为缺乏背景介绍和编辑评价，只能猜测编者的意图。
第三种形式的张力来源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者，他们通常为男性，并且为男性读者而翻译(33)。很多所谓妇女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是男性。从某些角度看来，他们可以被看作女权主义者，即关注妇女权利的，但仅将其作为国家民族主义一部分的改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对妇女杂志的投入则完全是商业行为，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刊物。另外，杂志撰稿人的个人身份和性别常常不能判定。刊登的文章通常没有署名，或者使用笔名。中文里的姓名没有明显的性别标记。女性的常用名也很有可能成为男性作家的笔名(34)。
最后还有现代性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含混和冲突。中国的改革要走多远？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考虑到传教士在早期妇女教育和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国的现代性概念中必然包括明显的西方影响。但是，现代性就是完全的西化吗？有可能存在一种中国模式的现代性吗？“现代”女性在“现代”国家中能够，并且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现代性的一种含义是“新”，反传统和脱离过去。20世纪到来之际，所有的新生事物在中国顿时变得流行起来(35)。对“新”的强调，对于长时间习惯于向经书和古代圣贤寻求道德准则的中国文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新现象。另外，汉字“新”比英文单词“new”具有更多层次的复杂意义。张灏指出，梁启超所使用的“新民”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形容词“new”的对应词；而另一层是“更新”“革新”，作动词(36)。从后一层意义上讲，“新女子”就包含了“过程”的含义：新女子不仅仅是具有新品性的妇女，而且是处于自我更新过程中的女性。
我在本文英文原文中将“新女子”翻译(37)为“New Women”，希望点出晚清新女子与世纪之交在美国出现的“New Women”两个概念之间的可比性。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国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对发生在美国的有关“New Women”的讨论有所了解(38)，但将“新女子”和“New Women”并列起来却并非巧合。两个名词的出现有类似的背景和动机，即发现和建构能够代表现代性的自我身份。
对中国当时的女权主义者而言，“现代”并不是“西方”的对应词，现代性也不是只存在于欧洲和美国。确实，美国和欧洲首先进入了现代，但是现代性并不是这两个地区的专属产品；它们的现代性也并不具有全球的普适性。尽管来自西方的宗教启蒙者（传教士）和非宗教启蒙者都做出了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但现代性并不是西方可以赐予或强加的。中国人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现代身份。即使这个身份在很多方面可能与西方的现代性类似，中国人也是经由自己选择的路径达到它。
对妇女而言，站在中国现代性的潮头，该事件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标志。根据安东尼娅·费雷恩（Antonia Finnane）的研究，妇女的形象在很多地方都是国家身份的象征，而在中国，在代表国家的意象中，妇女的形象却并不是主导(39)。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中国妇女的视觉表现才渐渐普及起来。这时候的妇女形象尽管还不能作为国家的象征，但却是时代变迁的标志。海外素有中国不开化的批评，并把妇女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作为其论据之一。为了回应这一批评，中国的改革者们抓住妇女问题，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按照芭芭拉·米特拉（Barbara Mittler）的说法，“妇女开始代表中国弱小和落后的一面，但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性于中国的意义”(40)。因此，妇女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尽管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向美国妇女运动寻求灵感或借鉴经验，但他们并不是要把美国的文化嫁接到中国的语境中，也不是要单纯地效法国外的先例。她们意在挪用美国的妇女形象以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别地，她们将美国妇女生活中社会和文化的因素视为力量的源泉。这股力量既可以为国家的富强服务，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权利。
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实现现代性的关键是教育。她们认为，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先决条件，也对增加妇女的机遇有重大的意义。《妇女时报》曾刊登过一篇描写美国女子教育先驱勃灵马尔女子大学（Bryn Mawr）的长文。该文的作者对学院的课程设置并无太大兴趣。可能的原因是，尽管历史、语言、科学等科目与中国传统女学的内容有天壤之别，但这些科目在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里却并不陌生。文章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这所女子大学里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学生自我管理的权力。这些是美国妇女在学院里可以获得的优厚待遇，却正是中国妇女所缺乏的。文章作者夸张地描述道：“校中师生相待及平等。治理之权悉操诸学生之手”，而那些“有特异之才者”会被同学们推举为自治会的领导或者道德模范(41)。简而言之，勃灵马尔女子大学的学员不仅有机会锻炼领导能力，而且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承认和发挥效用。另外，文章作者还注意到，学院的学生们不能容忍贫富间的隔阂。然而，作者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学院里不太富裕的学生，也远远不是贫困的。（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很难断定作者的描述来源于亲身经历，还是二手资料。但有一处，作者提到，在校园里漫步，看见每棵树下都有一个学生，靠在绣花的坐垫上，捧着书读。这至少证明，文章的内容出自某种亲身经历，无论是作者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根据这篇文章的叙述，美国学院里的女学生还享有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在上午繁忙的课业之后，下午的安排是在树下阅读、骑马、完成化学实验、打网球或篮球、游泳，或者在图书馆里学习。甚至文章作者使用的重复句式“有……者，有……者”，也强调了学生安排活动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所以，作者的评价是“所事不一，其为智育、体育则一也”(42)。
美国新女子对“体育”的强调往往引起中国读者的评论（参见本书高云翔的文章）。《妇女时报》上的这篇文章尤其注意到了“勇健如男子者则必优于体育……与他女子大学角赛而胜，则凯旋时且为同学所崇拜尊之，谓女豪杰。在勃灵马尔女子大学中，其学生视其篮球部之胜败与国家大事并重也”(43)。妇女能够“勇健如男子”的观点在20年前可能还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个观点必定能在参加过军事团体抗击俄国和日本侵略的那一代妇女中引起反响。文章里，除了那些过誉之辞外，作者其实还是把握住了美国学院教育的益处，即培养强健、自信、自主、有领导才干且善于竞争的妇女。简而言之，即提高妇女的能力。
而另一篇文章则记述了中国读者闻所未闻的受过教育的美国妇女的成就。文章报道说，在美国学校里，女生从小就与男生受同样的教导和训练。女生通常很聪明，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在男校里，绝大多数的教师都是女性。文章继续报道说，在欧洲，情况与美国类似，而只有在亚洲国家是另外一番情形。文章的作者因此抗议道，如果中国再禁止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妇女的才识将永远次于男性，中国将永远无法赶超美国。这篇文章接下来对美国获得多项专利权的女发明家的数量表示赞叹。作者认为“就这看起来，世界上的女子，若肯认真讲求学问，真可胜过男儿。岂独美国女子能做到这步田地么？”作者最后总结道，美国妇女能够成为政府官员、地方行政代表和其他领域的职业女性，这得益于她们受到的高层次的教育。在中国的帝制里，教育是从政的基本途径，因此，通过受教育而进入政府并不难被中国读者所理解。但该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中国的妇女同男性一样也能够进入这样的生涯。长久以来属于男性特权的高层次教育，也是妇女掌握权力、改变自身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途径(44)。
还有一篇同类文章从经济独立的角度分析教育的重要性。该文指出，美国妇女可以担当的职业同男性能够担当的职业没有区别，这正是妇女教育在美国普及的结果。该文的作者实际上重述了梁启超的观点：在中国，缺乏教育使妇女只能扮演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因此，妇女必须完全依赖男性的物质支持，这正是整个国家陷入贫困的原因。该文接下来还罗列了一系列妇女可以从事的职业：图书馆员、教师、记者、护士、速记员、打字员、肖像画家、会计、销售员、保险代表和裁缝。（文章并无线索表明该文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些职业没有囊括男性可能从事的所有职业）最后，作者总结道，妇女想要独立地生活，就必须拥有稳定的职业。所以，尽管该文起初以国家的繁荣来佐证妇女在经济上获得平等权的重要性，其实，在结论上，文章已经说明了妇女的独立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本身即是目的(45)。
上述观点也许被反对妇女权利的保守者斥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舶来品。长久的儒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把妇女低于男性的劣势自然化了，女权主义者男女平权的思想定会遇到顽固的抵制。《中国新女界杂志》上有一篇义正辞严的社论从现代性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回应保守派的批评。文章的作者讽刺不能接受人道主义与女权的保守派为目光短浅之人。他们就像“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之见，不足以知天之大”。而如果这样的人“令其环游五洲”去学新知，看新书，广读报刊，以“洗涤其脑筋，增益其智识”，他们必然会“翻然改悟，竭力赞成（女权之说）”。一言以蔽之，文化价值观不能够也不应当只是传统的，否则就同井底之蛙一样无知。女权主义者显然并不把现代/传统之对立视为西方/中国的等价物。相反，他们认为现代与传统都可以在中国内部找到(46)。认识到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该文的作者指出男女平权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步骤，只有实现它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步调一致(47)。
除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成就外，美国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关注。一篇名为《美国妇女杂谈》的文章涉及了这方面的重要话题。该文作者首先描述了美国尊重妇女的社会习俗。绅士会向女士举帽行礼，餐桌上妇女首先被服务，这些习俗与中国轻视妇女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美国妇女的政治权利，文章指出，在很多州，妇女都有选举权，而她们往往并不行使这项权利。这部分的记述似乎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妇女选举权的反对，但这并不是文章的重点。同介绍勃灵马尔女子大学的那篇文章类似，该文的作者对美国妇女的体育运动和健身有很深刻的印象。理想的美国新女子像男人一样健康，而非虚弱、无助。文章中还列举了美国妇女乐于参与的各项体育运动，并注意到富人们甚至建起了私人的网球场和游泳池。美国妇女既有闲暇也有零花钱的形象引导作者开始讨论妇女的阅读兴趣。文章调查了《妇女家庭报》（Ladies' Home Journal ）和《妇女家庭之伴》（Woman's Home Companion ）的主题，以及各类话题（如政治、教育、运动、艺术、家庭、缝纫、厨艺、小说等）所占的篇幅。就文学而言，作者断言，妇女是小说的主要消费者，因为男性通常都忙于工作而无暇阅读；相反，妇女做完家事之后则会有相当的空闲。因此，妇女的阅读倾向强烈地影响了新小说。“女子性柔”，妇女常常为悲惨的故事伤怀，因此，轻松的、幽默的小说更加流行(48)。
有空闲，有自己的爱好，希望从男性处获得尊重，对参与政治不太感兴趣——《美国妇女杂谈》一文中描写的妇女形象也许并不是20世纪初期美国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但是，这样的生活对大多数中国女性来说却象征着自由：社会习俗规定妇女必须受到男性的尊重，而不是一味服从父亲、丈夫和儿子；妇女很满足于生活现状，甚至可以不在乎是否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她们有钱又有闲，可以在体育运动和健身上投入精力，也可以享受阅读小说的乐趣。因为她们是最庞大的文学消费群，出版业必须迎合她们的爱好。除上述正面理解之外，该文似乎也传达出含混的信息，即美国妇女没有更好地行使她们平等的权利。
《妇女时报》上还有文章介绍美国的婚俗：从认识、约会、求婚、订婚，到礼物、结婚证书、礼服、仪式，甚至离婚，所有步骤一一道来。显然，美国的适婚青年在整个过程中有权自主选择配偶和支配婚姻生活，而不会受到来自家庭的专断。例如，文章记述的订婚有三个程序：表白，女方接受表白，然后，只有在女方接受的情况下双方家长才有发言权。这与中国包办婚姻的区别不言自明。配合文章的还有两幅照片并排在一起，构成极富对比性的卷首图。
图1 《妇女时报》第2期上刊登的两种不同的婚俗（1911年6月）
一幅照片是“中国旧式结婚”，图中的新娘穿着传统的中式礼服和盖头；另一幅“欧洲新式结婚”中的夫妻则身着西式礼服，手挽手。欧洲的那对新人单独出现在照片中，没有家人和赞助人在旁，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新娘似乎比新郎还高。而中国的新娘在周围家人的陪衬下，即使加上头上的冠戴，也是照片中最小巧的一个。为了进一步强调两幅照片的对比，照片分别题为“保存国粹”和“自由之蜜”。文章和插画除了强调中西婚俗的对比外，插图的说明甚至有一点化约论，或者东方主义地表现中国本质的嫌疑(49)。
国外知名女性的传记（通常翻译自国外的材料）也常常出现在妇女杂志上，但它们传达的信息也是含混矛盾的。出现在传记中的女性各种各样，如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马加多·夫拉·阿索里（Margaret Fuller Ossoli），教育家、麦文甫略科高等女学校（Mount Holyoke）创始人玛丽·离痕（Mary Lyon），小说家乔治·艾利奥特（George Eliot），以及护理界领袖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50)。法国大革命中的女英雄传记在辛亥革命的激进分子中也非常流行(51)。这些传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妇女传记书写的重点，即强调和赞美寡妇的贞操。作为妇女成就的代表，而不是遵守妇道的模范，新传记的传主们为希望为国家的富强出力的中国妇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杂志中，被提及的其他女性也许没有前面的那么知名，但是却都是开放的、受过教育的妇女可能拥有的新空间的标志：不列颠的市长、英国和法国的飞行员、美国的宇航员以及游泳运动员、公司经理、图书馆创办人等(52)。
上述女性的共同点是她们在公共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对于还在为教育权和经济独立而奋斗的中国妇女来说，这些骄人的成就反衬出她们自身所受到的约束；而对于当时的美国妇女，尤其是妇女选举权的倡导者来说，杂志中描述的乐观的生活却是对现实的曲解——杂志中的描述对社会和教育的成就过于乐观，而忽略了一直存在的不平等。
与前面的妇女形象不同，有的传主的生平包含的却是另外的信息。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母亲玛丽·褒尔（Mary Ball Washington）的传记称颂的是她守寡以后一个人孜孜地养育儿子的事迹。这篇传记还强调了她的独立。在战争年代，她仍然坚持一个人生活，独自料理家务，直到年事已高。这篇文章没有把玛丽·褒尔作为经济独立的典范，而是把她归类为传统中国式的自我牺牲的母亲。这一类的描述还包括拿破仑母亲和罗斯福总统母亲的传记，她们都被介绍成贤妻良母。也许这些介绍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妇女可以在现代女强人与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之间做出选择。两种形象都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53)。
选举权是当时中国女权主义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使许多妇女深受鼓舞的同盟会，在它最初的政治目标里就列有实现妇女选举权一项。但是1912年，新的选举法通过并施行，而妇女参政的权利却并没有体现在其中。于是，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涌到南京国民政府前抗议政府的这项立法。抗议者喊叫着，砸碎了大楼的窗户，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要求男女选举权平等的诉求，但是最后她们仍然没有达到目的(54)。
其实早在女子参政同盟会抗议行动之前，妇女杂志已经频繁地讨论中外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非常了解妇女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进展状况。例如，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曾报道过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包括示威和被逮捕的情况）、日本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女子教育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情况(55)。截至1912年，选举权问题在《妇女时报》一类的刊物上已经占据了主导位置。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有关英国和美国选举权状况的报道常常见诸报端。这些报道忠实地再现了西方妇女参政论者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在当时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例如，1912年1月，《妇女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美国的翻译文章，论述妇女应当享有投票权的原因：妇女也纳税，但却没有人代表她们的利益；法律必须经过人民的认可才可以施行，妇女如果没有代表权，就不能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由丈夫代替妻子行使投票权的观点剥夺了独身妇女的政治发言权……类似的论述会使中国女性震惊地意识到自身的状况与美国妇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拥有的权力的巨大差距。这类翻译文章通常都缺乏编者的评论，因此很难猜想读者们从美国选举权运动中获得了什么(56)。其他的翻译文章还包括按州分类的对美国选举权运动的长篇分析，以及对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策略的讨论。有关英国的部分，描述了艾米玲·潘葛司（Emmeline Pankhurst）和克立司推白·潘葛司（Christabel Pankhurst）的活动，并配以当地街头示威活动的相关图片(57)。
因此，《妇女时报》呈现给了读者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观念和策略。外国妇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享有的权利，以及美国和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情况，与中国妇女所面对的具体情形的巨大差距，一定在中国的读者中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在短命的新议会里大多数时候还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对于一些改革者来说，妇女选举权是妇女权力和参政能力的缩影，是一个需要通过长期努力而达到的目标。
除对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字性描述外，妇女杂志还透过封面图画传达具象的现代性观念。采用高质量的图片作为封面，该技术本身即是现代性和西方影响的表征(58)。20世纪初，当大多数政治杂志还保持俭朴的外观设计——封面上只印有黑体的大号标题，一些新兴妇女杂志却选择用大幅图片作为封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读者，因为新的妇女杂志一般为商业化运作，需要赚取利润；而另一方面，封面图画传达的信息远比商业运作的初衷来得复杂。
《妇女时报》通常使用新女子的形象作为杂志封面，它所传达的含混信息展示了采用这些图片的复杂动机。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妇女时报》有琐细化妇女议题的倾向。他注意到了杂志封面上出现的“时髦图片”和“一两个美人”，但是他却忽略了对图片进行具体分析(59)。实际上，杂志封面所使用的图片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也不能算完全地时髦。这些封面包含着含混的对现代性的理解，以及对新女子形象和举止的设想。尽管《妇女时报》以它所刊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而闻名，但是杂志的封面却并不以标题或标注的形式来揭示文章内容。因此，读者与杂志封面的第一次接触并不经过任何文字文本的引导。
《妇女时报》创刊号的封面是两名身着普通的现代服饰的女性手捧着该杂志的创刊号(60)。她们的衣着、行为，让我们可以想象到画中人也许并不是妇女运动的激进分子，而是受人尊重的女学生或受过教育的女青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封面画展现了具有自我指涉意义的观看行为——画中的女性正在阅读印有自己影像的杂志。这一设计强调了靠阅读而获得的自我意识。如果这期杂志的主题是受过教育的妇女的社会角色和活动，那么这个封面就是展示了两位女性在表演和体现新女子。
图2 《妇女时报》第1期封面（1911年6月）
我们还可以思考这幅封面画的目标读者是谁，以及他们怎么理解画的意义。它的目标读者是女性吗？是要暗示该杂志是某类女性的必备读物吗？它是为了吸引男性读者的关注吗？是想要向他们普及妇女的阅读兴趣和思考关注吗？林培瑞指出，男性以屈尊俯就的姿态来观察“女学生”，认为她们“古怪和可笑”(61)。《妇女时报》第一期的封面就好像是对“女学生”的展示，而特别的是，在画中，妇女通过观察自身形象成为展示自身的共谋。这种解读或许过于当代，但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 ）一书中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有过类似的论述。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种绘画专门表现裸女在镜前观看自己的身体。伯格认为画中女性的行为使她们自身成为“将自己作为景致对待的共谋”，从而加入“省视自己的观看者的行列中”(62)。与这个例子不同，在《妇女时报》中，性吸引的层面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展现，得到凸显的是猎奇的心态。同时，也表现了妇女作为现代性的再表现对自身的反思。
图3 《妇女时报》第2期封面（1911年7月）
《妇女时报》接下来几期的封面可以与典型的美国现代妇女形象——“吉布森女”（Gibson Girl）(63)相对照。
1911年7月号的杂志封面是一位驻足于西式建筑的学校大门外的中国女学生。她转过头来与读者对视，而不是谦卑地低垂双眼。像伯格在批评文艺复兴绘画时所说，“她回视我们观看她的视线”，好像在与觉得她“古怪和可笑”(64)的读者对峙。封面上的女学生身着及膝的外衣，看上去像是一件中式的罩衫，又像是一件西式的外套，外衣是非中式的格子花纹。女学生的脚很小巧，但是没有缠足的痕迹。在腋下，她夹着一本书或是一个书包，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伞。伞显然不是精致的中式女阳伞，而是西式的男性化的实用的雨伞。这位年轻的现代女子独立地穿过大街，步向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她身边没有仆从，也没有女伴。这位女学生回头张望的眼神与卡罗琳·柯其（Carolyn Kitch）所论及的美国妇女非常类似。柯其注意到，“史蒂夫（Stephens）笔下的女性在登上台阶步入社会之前有一个回头张望的动作；费舍（Fisher）描画的女性在走下台阶步入世界之前也有同样的动作”。这幅封面里的女学生在进入教育，或者说进入现代性之前，同样回头张望(65)。
图4 《妇女时报》第5期封面（1912年1月）
而1912年1月号封面上的女性则完全步入了现代性的大门并且在新的环境下表现自如。与女学生不同，这位女性没有静静地站在墙根的阴影里，她活跃在网球场上，正迈开大步准备反手回击对手的进攻，她的脸上写着坚决。为了运动的方便，而不是为了美观，这位女性的头发向后梳；她双臂双腿张开，球拍举过头顶，展示出运动的力量和自由，这是早一辈的中国妇女所完全不能想象的。她短袖、紧身、束腰的运动装束，据中国服饰史学家称，引领了新纪元里更加关注身体的服饰风尚(66)。她没有缠足，所以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她的脚看上去很大。为这个年轻自由的现代女性作背景的是西式建筑和风景，以及为富人服务的乡村俱乐部。
这些封面画的背景与其中的女性形象一样，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它们阐明了妇女在公共空间里能够被看见的权利，以及她们使用自己的身体占有空间的权利。1912年1月号封面展现的运动风与“吉布森女”，或者她的继承者“费舍女”（Fisher Girl）、“克里斯蒂女”（Christy Girl）(67)所体现的户外运动风相呼应。从这个层次上讲，中国的新女子可以和美国的相媲美。
图5 《妇女时报》第7期封面（1912年7月）
女学生和网球手尽管出现在现代的背景和服饰中，但都还是能够辨认的中国女性，而下面将要论及的两个例子则模糊了中外的界限。
1912年7月号的封面将户外风推到了极致：一名女性身着打猎服，手持猎枪，且有猎犬相伴。这幅封面的整体效果是不自然的英国贵族气，因此也成为时评指责中国妇女盲从洋派的话柄。这名女猎人的面部特征和发式与当时日本杂志的插图相类似。而她的衣着、中式的高领、大摆的长裙以及紧身的夹克，仿佛是中式、日式和西式的古怪结合。带枪的妇女在中国是异常罕见的形象，她象征着力量，但同时她纤瘦的身形又不乏高雅的气质。也许这个封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妇女步上青年革命者的道路，既能够展现出阳刚的力量又不会失去女性的柔美；又或者，这个封面是一幅漫画或警告——如果妇女运动走向极端，中国就可能出现这样不自然、让人不安的场景。
图6 《妇女时报》第8期封面
1912年8月号的封面西化的程度则更深。画面中的女性在书桌前睡着了。从她整齐的发髻到绣花点缀的白色衬衫，她的外形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而整个画面的设计，包括她面前的一支玫瑰，重复了“吉布森女”，或者是哈里森·费舍（Harrison Fisher）的“大学女生”的模式(68)。画中女子的面部轮廓不太能看出地域特征，唯一标示出画面与中国的关联的是摊开的书本里竖行的排版格式。但是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她在阅读中睡去的意义呢？封面的意思是说女学生太刻苦用功以至于相当疲惫吗？画中的女性可以代表受过教育、有钱有闲、阅读小说的中国妇女吗？(69)要怎么来调和画面里被动的女性形象与充满活力的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女性的关系呢？读者会认为中国的妇女终究太娇弱以至于无法行使教育和公共生活中的平等权吗？
对上述封面形象的解读大多数仍然是推测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当时读者对这些形象的反响，也很少有可能知道编者和出版者的意图。一个合理的结论似乎是，《妇女时报》呈现了妇女形象的一个进阶：从比较保守的阅读杂志的妇女到比较开放的女学生和网球手，她们都有比较明显的中国特征；然后到风格含混的、处于过渡期的、有点突兀的中间物——女猎人；最后发展到一个全面西化的女性形象。然而，《妇女时报》后来的封面画证明并不存在这样一条单纯的发展线索，因为后来的封面又回到了中国特色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其一，上面分析的一组形象表现了中国内部现代性的不平衡性；其二，中国妇女的现代形象并不局限于精确地拷贝西方的现代性表达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西化的历程。相反，上述的一组形象证明了昂·爱华（Ong Aihwa）的相关论点，即“非西方社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建构现代性，这些方式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但同时也改变了西方普适的现代性”(70)。这些形象也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固定的“中国新女子”形象。
除了分析中国妇女怎样翻译或为什么没有翻译西方的女权主义，我们还可以考察中国妇女怎样被译回到西方。美国的观察家从中国的妇女运动中看到了什么？他们怎么在美国20世纪来临的框架里理解中国妇女关注的议题？我在这一部分里将会通过分析三个实例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这三个实例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妇女革命、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具有震撼效果的现代中国视觉形象。
美国观察家对中国妇女活动者的描述充满了类似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他们通常拿妇女激进分子同传统的中国女性进行比较，并以异域化的语言来加以表述。1913年传教士查尔斯·布恩（Charles Bone）在《独立者》（The Independent ）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妇女之觉醒》（“The Awakening the Women of China”）的文章。文章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妇女所要遵守的古代习俗和儒家规范。在记述了传教士影响下妇女教育和医疗的进步后，布恩描写了中国妇女参加革命的惊人举动：
恐怕没有什么事情像中国妇女在最近的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那样让妇女自己，让男同胞，以及让世界更为之震惊了。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妇女英勇行为的记载，但是温顺、服从的中国妇女从来不被认为可以站出来为自由而战。谁能够想象她们坚定地武装起来，积极地投入到北伐战斗中呢？
如果这还不够让人吃惊，
革命进程中最值得注意且最让人意外的进展是女性参与在政治领域里的激增。像乔纳的葫芦（Jonah's gourd）一样生长迅速，像火山喷发一样有力，妇女要求在民国政治里的发言权和主导权……这样的运动可能会使事态变得复杂、混乱，因为在其他方面里妇女表现出来的坚决已经让人始料不及了。应该马上承认，妇女在政治问题里毫无经验……但男人在这方面亦同样没有经验。(71)
“值得注意”“让人意外”“激增”“迅速”“火山喷发”——这些措辞证明了西方观察者在面对新一代中国妇女时的震惊。这些措辞是极端的、暴力的，但它们描述了柔弱的、需要庇护的中国妇女怎样变成了为革命者私运武器和弹药、参与谋划暗杀政府官员，甚至被逮捕被处死的女勇士。一方面，引文作者暗示中国的妇女运动的势头远远超过了西方。但同时，作者的态度又是嘲讽的和居高临下的。《文学摘要》（Literary Digest ）上一篇题为《中国的妇女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s of China”）的文章以鲜明的对比来突出中国革命里的女英雄：“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将中国妇女想象为‘踩着金莲小脚的玩具和奴隶’”，而现在“与现代中国妇女相比，在伦敦提出的以武力实现妇女参政权的想法只是儿戏”。中国的新女子，如秋瑾和其他三位在广东起义中被逮捕的女性，她们“举止得体，性格温柔，具有非常的女性特质”，但同时，她们也私运武器，把炸药藏在衣服里，“大量的火药桶被她们绑在身上”，“她们是可以移动的火药库”(72)。尽管作者这样描写的意图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读者可能得到的一个印象是作为西方世界的虔诚的小学生，中国妇女并没有学到精髓，因为暴乱在美国妇女看来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行为。东方主义以骇人听闻的异国情调的方式，很明显地仍然左右着美国关于中国妇女的想象。
《持家》（Good Housekeeping ）上曾刊登了一篇分为两部分的关于郑毓秀的长篇自传。郑是一位挣脱包办婚姻、积极投身革命的女青年。她以小说似的、令人目眩的细节回忆了数次发生在1911年到1913年间往返于京津两地运送武器和弹药的惊险之旅。她最后侥幸逃往欧洲。自传两部分的副标题分别是“挣脱传统，争取自由——一位女青年的故事”和“牺牲自我，解放全国——奇女子的戏剧人生”。两个副标题似乎希望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郑的故事不能仅仅被认作发生在异国的冒险，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对西方式的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的追求。而讽刺的是，郑的故事在专栏里被插入了《持家》惯常刊登的广告：卫浴组合、婴儿装、家用品等等。其中一部洗碗机的广告词是“幸福从厨房开始”。自传故事和家具广告的并列究竟为妇女的理想生活提供了什么样含混的信息啊！(73)
通俗媒体上对中国妇女的报道是有猎奇异国情调的意味的，美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们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则有自己的观察。美国妇女参政权论的领袖卡里·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与荷兰妇女参政权论者阿里塔·雅各布斯（Aletta Jacobs）在她们的全球巡访中，于1912年秋访问了广州、上海、南京和北京。她们对中国妇女活动者的工作进行了正面的记录。在列席了广东省联会会议，并约见了当选的9名女性之后，卡特在日记中沉醉地写道：“她们告诉我的情况多么让人欣喜呀……我几乎要掐自己来确认自己不是在梦中。今天是我生命里最愉快的一天。我来到了中国——中国！”(74)
从卡特的欣喜和难以置信中可以看出，她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程度感到吃惊，尽管她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短命的，而且是不可重复的(75)。在卡特由中国发往《妇女杂志》（The Women's Journal ）和《选举权》（Jus Suffragii ）两份杂志的报道中，她描述缠足和家庭结构以说明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她要告诉读者“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的妇女像中国的那样受到习俗和法律的压迫”(76)。与这种东方主义的成见相对照的是卡特对作为现代中国妇女代表的上海妇女参政运动领导人的赞美：“我们在想，我们能遇到什么样的妇女呢？她们很年轻，有修养，受过教育，行为得体，气质优雅。她们有思想并且如西方妇女领袖一样深谙妇女要求正义的重要性。”(77)在会议上、招待会上、演讲中，卡特和雅各布斯对中国的妇女活动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知识丰富，并且热衷于自己的事业。
如果从中国妇女地位的低起点考虑，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进度令人更加印象深刻。雅各布斯在几个月后的一次参政权集会上指出：
你没有能像卡特女士和我一样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亲闻当地妇女运动的盛况。中国的妇女活动家们面对拥挤的、热情的、从事各行各业的听众，以我们不能企及的雄辩的言辞进行宣讲……你无法想象她们在多么艰难地为自由而战斗。卡特女士和我有一个共识，与中国妇女的付出相比，我们现在为争取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是相对容易的。(78)
另外，这些中国妇女似乎并不需要世界妇女运动的直接指导。作为国际妇女参政权协会（IWSA）的主席，卡特世界巡访的目的之一是将该会的专长和经验介绍到非西方国家，帮助它们的妇女运动。而她们显然没有预料到中国妇女对西方参政权观念和策略的熟悉程度，因此她们两人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进展相当吃惊。卡特表示：
她们的政治洞见和实干让我刮目相看。她们并没有从我们西方的报纸上吸收多少经验，因为她们中很少人会第二门语言。她们的运动都出自自己的发明。她们聪明、反应快、坚强。在中国有很多妇女的团体，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为选举权而奋斗。她们将会申请加入我们的协会，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还会派出代表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大会。(79)
总之，这些“东方”的妇女好像并不需要西方的帮助，她们自己已经具备加入国际运动行列的资质。看起来，她们已经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现代形象，并使自己成为“世界选举权大军中的一员”。
实际上，中国妇女不仅成了国际妇女运动中的一员，而且很有赶超西方的态势。卡特预测中国的妇女运动的趋势在来年将会有一定的消歇，所以在修辞的层面上，她指出“中国，就像寓言《龟兔赛跑》中的乌龟，可能已经在为妇女争取正义的比赛中超过了西方”(80)。尽管之前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像乌龟一样缓慢，但突然，中国妇女迈开了大步向现代性的一种特征冲刺。
对中国妇女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进步更轻松的描述来自伍廷芳。他曾经做过中国派往美国的官员，并且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在《描述》（The Delineator ）杂志上一篇专为美国读者撰写的文章里，伍指出“中国妇女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激进的。她们几乎已经变成了男人，如果男人是女人的对立面的话”。他继续描述了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度、道德观念和婚俗的变化、教育的进步、经济的独立以及现代的服饰。
因为《描述》是一本时尚杂志，该文章的插图以展现时尚对比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的变化。画面里有一位“中国反叛女”，她穿着高跟鞋，顶着波波头，令她“保守地开放”的母亲和非常传统的祖母吃惊不小。祖母的形象充满了异国情调：高高的头饰，缀满刺绣的袍子，缠过的小脚——她代表了东方主义的成见(81)。母亲在画面里是一个过渡的形象，但她只有一个背影。从她的服装和发型可以判断她现代化的程度，但我们无从判断她是否缠足。孙女在背景里女祖先画像的衬托下可能显得非常摩登，但是她的外形，以我们的标准来讲并不十分西化(82)。
图7 中国反叛女，西·勒罗·鲍德里奇（C．Leroy Baldridge）作（《描述》第99期，1921年10月，第17页）值得注意的是，插画的边框设计意在模仿中国的传统卷轴。感谢纽约市BMV帕顿档案（Butterick，McCall's，Vogue Patterns）
与流行的美国反叛女相比，插画中的中国小姐看上去还相当庄重。典型的美国反叛女，根据柯其对约翰·赫德（John Held）插画的研究，是充满力量的、动感的形象。她们通常着无袖装，丝袜向下卷，一条腿斜插过画面(83)。相较而言，中国的“反叛女”立在那里，只是双手交叠（实际上，画中的其他人物有更丰富的手势）。她的衣服包裹紧严，只有裤腿剪裁得比较“短”，而以1920年美国的标准，裤腿的长度也还适中。美国反叛女的惯常行动是吸烟、饮酒和调情，或者三者同时进行，而中国的叛逆女最离经叛道的行为不过是购买了一顶“洋帽”。
插图的文字说明更进一步戏仿了这个改良版的现代性在中国可能引起的反响。说明中的一段说“她一定会使她的祖先们大受刺激！但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经得起刺激，而且需要刺激”。说明接下来还提到“反叛女”“讨论民主和选举权”，所以结论是“这是实行妇女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世界历史证明这个恼人的进程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因此，对于阅读该杂志的美国妇女来说，尽管中国反叛女的形象有一点可笑，但这样激烈的转变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它可以把中国从“祖先”“贵族”“庄严”这些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中拯救到现代世界中来。
对这幅插画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是，它由妇女的形象体现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祖母是“一家之长”。画中唯一的男性是一个仆人，是画面中最次要的一部分，相反没有生命的帽盒却主动“进场”。从满族祖母到“1921小姐”，这个序列体现了两个不同的但是相关的进程：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的异域风到西化。两个进程在年轻的反叛女身上汇聚，而这个反叛女却明显地被讽刺为既不十分摩登也不十分西方。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认为她从特殊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的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由其家庭所代表的）令人目眩的摩登，而却根本不是对西方现代妇女的简单模仿（在《描述》的语境下）。另外，这幅插画从整体来看同样体现了现代性在中国内部的不平衡。
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对日本、欧洲、美国等地的妇女权利运动非常了解。在新出现的妇女期刊中，撰稿人，无论性别，都关注美国妇女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尤其着重评论那些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形成反差的方面。他们特别强调教育，认为它是获取权力的钥匙，是改变自身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关键。对教育的强调与国家民族主义运动相呼应，使妇女能够为国家富强积极地贡献力量，同时，也为自身争取平等权提供条件。
将以上诉求连接在一起的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为国家和妇女建构新身份的尝试。从上文的大量例证中，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不一定和西方与中国的对立重合；现代性的不平衡更多地体现在中国内部，而不是全球层面上。尽管没有一个唯一的、一致的对中国新女子的描述，但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常常与美国新女子被呈现的视觉样式相类似或相平行（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妇女形象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之后被译回了西方。美国作者、插画家对其态度有取笑式的居高临下，有夸张的崇拜，也有真心的尊重。尽管美国的妇女参政论者在修辞上接纳中国活动家为同志，而其他活跃在流行杂志上的观察者则似乎认为，作为武器携带者和反叛女，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行事方式没有吸取西方妇女运动的真髓。然而，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任务从来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和实践，而是利用国际流通的女权主义思想、话语、策略和形象，从而构建出中国妇女自己的现代性。
（李彦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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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铨乐（Carol Chi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历史系副教授。
(2) 炼石：《女权评议》，载《中国新女界杂志》（以下简称《女界》）第1期，1907年2月5日，第1—2页。
(3) 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载《女界》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96页。
(4) 胡缨也有类似的观点：“译介”西方妇女的形象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不仅仅是传播西方文化，同时也是改造西方文化。参见Hu Ying，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94-195。
(5) Ian Tyrrell在评价世纪之交的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时也运用了同样的逻辑：“我仍然认为应当把这些妇女称为女权主义者，只要读者能够理解本书中的女权主义与今天的女权主义不是一回事……我认为，女权主义是历史现象，它的意义随着年代的更替而更替，它并不是一组抽象的既定概念，更不是一种哲学的定位。”参见Ian Tyrrell，Woman's World，Woman's Empire：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1880-193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9。
(6) Frederick Cooper，Colonialism in Question：Theory，Knowledge，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114．
(7) 新近的关于这种理解的研究，参见Michael Adas，Dominance by Design：Technological Imperatives and America's Civilizing Miss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因为Adas的论题是技术与经济的生产力，所以当他在批评美国“强加现代性”的行动时（见该书第5章），实际上批判了Walt W．Rostow等人支持的现代化理论。
(8) 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9) 中国近现代期刊出版的总体情况，参见Roswell 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 ，Shanghai：Kelly＆Walsh，1933，再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2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 ，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有关中国妇女期刊的研究很多都可以追溯到Jacqueline Nivard，“Evolution de la presse chinoise”，Études chinoises 5（1986），pp．157-183，以及Jacqueline Nivard，“Bibliographie de la presse féminine chinoise 1898-1949”，Études chinoises 5（1986），pp．185-236。亦参见Charlotte L．Beahan，“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1902-1911”，Modern China 1（1975），pp．379-416；Jacqueline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Funü zazhi ）1915-1931”，Republican China 10（1984），pp．37-55；王政，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尤可参见第2章；Barbara Mittler，“Defy（N）ing Modernity：Women in Shanghai's Early News-Media（1872-1915）”，Jindai Zhongguo funü shi yanjiu 11（2003），pp．215-259；Yuxin Ma，“Nation，‘-Isms’ and Women's Media Public：Changes of Chinese Women's Press，1898-1937”，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以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卷，2004年，《妇女杂志》研究特刊。
(10) Hao Chang，“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8”，in John K．Fairbank and Liu，Kwang-Ching（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Late Ch'ing1800-1911 ，vol．11，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274-338，hp．337．
(11) 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2) E．Perry Link，Jr，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218-222．
(13) 有关中国的妇女运动，参见Charlotte L．Beahan，“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Qing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Weikun Cheng，“Nationalists，Feminists，and Petty Urbanites：The Changing Image of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 and Taipei”，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Hue-ping Chin，“Refiguring Women：Discourse on Gender in China，1880-1919”，爱荷华大学博士论文，1995年。
(14) 江亢虎：《论中国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99页；此处转引自Beahan，“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p．48。
(15)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16) Beahan，“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pp．59-60．
(17) 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 ，Atlanta：Scholars Press，1992．
(18) Carol C．Chin，“Beneficent Imperialists：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iplomatic History 27（2003），pp．327-352．当然，中国向来有妇女担当作家、艺术家、教师的传统，参见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9) Weili Ye，“‘Nü Liuxuesheng’：The 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Women，1880s-1920s”，Modern China 20（1994），pp．315-346．
(20) Beahan，“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p．149；Rong Tiesheng，“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6：3-4（1983），pp．159-200．
(21)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第1卷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41年，第19—20页。
(22) Chang Yu-fa，“Women—A New Social Force”，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1（1977-1978），pp．29-55．
(23) Paula Harrell，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Chinese Students，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73．亦参见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Chinese Nationalisms and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6（2001），pp．765-803。有关日本的妇女运动，参见Sharon L．Sievers，Flowers in Salt：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Laurel Rasplica Rodd，“Yosano Akiko and the Taisho Debate over the ‘New Woman’”，in Gail Lee Bernstein（eds．），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1600-1945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175-198。
(24) 《女报》，1903年，第7页；此处转引自Beahan，“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p．383。
(25) 炼石：《发刊词》，《女界》第1期，1907年2月5日，社论第1页。
(26) 有关美国选举权运动中的分歧，一项过去的但仍然有意义的研究参见Aileen S．Kraditor，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1890-1920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尤可参见第3章“The Two Major Types of Suffragist Argument”，该章论述了“权宜之计”和“自然权利”两种观点。
(27) Beahan，“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Beahan，“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28) H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pp．86-87．
(29) Linda K．Kerber，Women of the Republic：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p．228；Linda K．Kerber，“The Republican Mother”，Linda K．Kerber＆Jane DeHart-Mathews（eds．），Women's America：Refocusing the Past ，2n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83-91．
(30) Yuxin Ma，“Nation，‘-Isms’ and Women's Media Public”．
(31) Joan Judge，“Talent，Virtue，and the Nation”．
(32) Peter Zarrow，“He Zhen and Anarcho-Feminism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1988），pp．796-813．
(33) 以下论述来源于Nivard，“Evolution de la Presse Chinoise” and Nivard，“Bibliographie de la Presse Féminine Chinoise”。亦参见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p．218-221，250-260。
(34) Nivard指出，例如，《妇女杂志》编辑朱胡彬夏名下的一些文章实际上由男性编辑王蕴章捉刀（见“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p．44）。这种在作者和读者中性别扮演的情形向这些文章的读者反应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已超越了本文论述的范围。
(35) 参见Mittler，“Defy（N）ing Modernity”，pp．215-217。
(36) H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p．150，n．2．在别的地方，张灏还曾论述“‘新’这个概念在‘新民’中应该作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方面，它表示对已有的最好的进行改良；另一方面，它也表示借鉴外部的经验对自身进行补足”（第224页）。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观点，但我比较犹豫能否把这种对“新”的理解迁移到梁启超之外的其他著作中。
(37) 有关翻译的误区——两种语言间语义和语境重要性的完全对等，参见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8) 我没有掌握当时有关美国“New Women”问题的中文资料，但是考虑到我的资料库的不完全性，我并不能够十分肯定地论断在当时的中国对美国的“New Women”问题完全没有了解。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New Women”形象，参见Martha Banta，Imaging American Women：Idea and Ideal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Carolyn Kitch，The 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The Origins of Visual Stereotypes in American Mass Media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Martha Patterson，“‘Survival of the Best Fitted’：Selling the American New Woman as Gibson Girl，1895-1910”，ATQ 9（1995），pp．73-87；Lynn D．Gordon，“The Gibson Girl Goes to College：Popular Culture and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1890-1920”，American Quarterly 39（1987），pp．211-230。
(39) Antonia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Modern China 22（1996），pp．99-131，here p．101．Finnane指出了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日本“文化史作为民族性”的问题“沉淀”为唯一的有说服力的象征——和服（第104页）。
(40) Mittler，“Defy（N）ing Modernity”，pp．217-218．尽管我没有对大众杂志里的男性形象进行过考察，但我的印象是，以“新男子”的形象来表征现代性是非常少见的。特定的男性照片，如校长、孙中山类的政治领袖，可能代表了从中式官服、长衫向西式着装的过渡，但并没有产生表征“新男子”这样一个类属的概念。类似的论述，参见Verity Wilson，“Dressing for Leadership in China：Wives and Husband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s（1911-1976）”，Gender＆History 14（2002），pp．608-628。
(41) 星一：《美国勃灵马尔女子大学记》，《妇女时报》第1期，1911年6月，第26—30页。
(42) 星一：《美国勃灵马尔女子大学记》，第28页。
(43) 同上文，第27页。
(44) 炼：《美国女界之势力》，第95—98页。
(45) 汪杰梁：《美国妇女之职业》，《妇女时报》第1期，1911年6月，第38—41页。
(46) 如果现代性是西方的专属物，那么现代性的灌输就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John Tomlinson认为“批判现代性”是“讨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方式之一。参见John 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p．26-28，140-172。
(47) 炼：《女权平议》，第1—7页。
(48) 星一：《美国妇女杂谈》，《妇女时报》第2期，1911年7月，第51—54页。
(49) 星一：《美国结婚之风俗》，《妇女杂志》第2期，1911年7月，第31—35页。
(50) 灵希：《美国大新闻家阿索里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7年2月5日，第65—72页；瘦鹃：《美国女教育家丽痕女士逸话》，《妇女时报》第3期，1911年3月，第47—49页；瘦鹃：《英国女小说家乔治哀列奥脱女士传》，《妇女时报》第2期，1911年7月，第45—48页；佚名：《创设万国红十字看护妇女队者奈挺格尔夫人传》，第1、2部分，《中国新女界》第1期，1907年2月5日，第59—64页；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71—74页。奈挺格尔（即南丁格尔）是中国女性作家热衷的话题之一。
(51) 瘦鹃译：《法兰西革命女杰特玛瑟尔珊露纳梅离高》，《妇女时报》第10期，1913年5月，第32—37页。
(52) 慕西：《英国之女市长》，《妇女时报》第2期，1911年7月，第17—19页；瘦鹃：《英法妇女凌空谈》，《妇女时报》第2期，1911年7月，第83页；陆守真：《论美国女天文家》，《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第25页；据梧：《世界女子之新异彩》，《妇女时报》第9期，1913年2月，第5—8页。
(53) 瘦鹃译：《华盛顿之母》，《妇女时报》第11期，1912年10月，第42—47页；许婵：《拿破仑之母藜琪夏传》，《妇女时报》第12期，1914年1月，第1—14页；佚名：《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夫人》，《妇女时报》第7期，1912年7月，第38—40页。
(54) 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New York：W．W．Norton，1999，p．276．
(55) 参见转坤：《英国妇人争选举记权汇记》，《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99—101页；炼石：《日本妇人之政治运动》，《女界》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105—106页；娲魂：《欧美之女子教育》，《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55—64页；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3月5日，第97页。
(56) 陆守真译：《论女子应有选举权》，《妇女时报》第5期，1912年1月，第13—14页。
(57) 施义贞译：《美国妇女之选举权》，《妇女时报》第7期，1912年7月，第1—9页；瘦鹃译：《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参政之怒潮》，《妇女时报》第7期，1912年7月，第9—13页。
(58) Christopher A．Reed，“The Ambiguous Origins of Modern Consumer Patronage：Publishers and Readers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会议论文，发表于亚洲学会年会，波士顿，1999年3月；亦参见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 。
(59) 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19，251．
(60) 在分析妇女杂志封面与插图的这一部分中，我在英文原文中有意识地运用了大量被动语态，如“was shown”“can be seen”以及“is viewed”。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突出这些行为的对象的模糊性，即这些图画究竟在吸引谁的注意力，向谁展示。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图画中的女性又都是被观赏的对象。观赏者既包括作为读者的我们自己，也包括当时的观看者。我们不清楚当时的观看者的组成，我们只能推测他们怎么来阅读和接受这些图画。
(61)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218．
(62) John Berger，Ways of Seeing ，New York：Viking Press，1973，pp．50-51．
(63) 吉布森女是表现美国“新女子”的一种商业化方式。这一形象经由杂志插画家查里斯·丹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的设计而流行起来。参见Kitch，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 ；Banta，Imaging American Women 。
(64) Berger，Ways of Seeing ，p．50．
(65) Kitch，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 ，p．54．
(66) Finnane，“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pp．107-108．亦参见Valerie Steele and John S．Major，China Chic：East Meets Wes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67) 哈里森·费舍（Harrison Fisher，1875—1934）和霍华德·钱德拉·克里斯蒂（Howard Chandler Christy，1873—1952）都是吉布森的模仿者。吉布森女高大且具有贵族气质，而费舍女和克里斯蒂女则比较随性，她们通常被描画为在进行体育运动。参见Kitch，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 ，pp．14，29。
(68) Gordon，“The Gibson Girl Goes to College”，p．212．
(69) 从图中书本右侧被卷起来的插画可以推测，书本更有可能是小说或者杂志，而不是严肃的教科书。书本的页面设计与《妇女时报》本身的设计有一些出入：《妇女时报》的页眉上有杂志的标题，且用装饰线与正文隔开，而图中的书本则没有，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判断，这不是又一幅自我指涉的插画。
(70) Aihwa Ong，“Anthropology，China and Modernities：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Knowledge”，in Henrietta L．Moore（eds．），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1996，pp．60-92，hp．64．
(71) Rev．Charles Bone，“The Awakening of the Women of China”，The Independent 75（1913），pp．667-670，hp．669．
(72) “The Suffragettes of China”，Literary Digest ，Vol．44，Feb．3，1912，pp．239-242，hp．239．
(73) Soumay Tcheng（郑毓秀口述），Mrs John Van Vorst，“A Girl from China：The Story of a Young Woman Who Broke the Traditions of Centuries to Bring Freedom to Herself and Liberty to Her Native Land”，Good Housekeeping 81（Dec，1925），pp．14-15，188-211；“A Girl from China：The Dramatic Story of a Girl Who Risked Her Life to Free Her Country”，Good Housekeeping 81（Dec，1925），pp．72-73，159-180．
(74) Carrie Chapman Catt diaries，“China”，Papers of Carrie Chapman Catt，Library of Congress（缩微版）［以下简称Catt diaries］，第1卷第2盒，第29—30页。亦参见Catt，“The New China：She Sits in the Gallery and Looks Down on China's Ten Women Legislators，Who Had Been Called A Myth”，The Woman's Journal 5，Oct，1912，p．314。The Woman's Journal 是由美国国家妇女参政权联盟在波士顿出版的期刊。
(75) Carrie Chapman Catt，“The Truth About Suffrage in China”，The Woman's Journal 16，Nov．，1912，pp．362-363．该文显示，作者对同盟会由倡导建立省议会到主张选举国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了解。而在这一进程中，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
(76) Carrie Chapman Catt，“China”，Jus Suffragii：International Women's News 7，Oct．15，1912，pp．18-19．Jus Suffragii 是世界妇女参政权联盟的会刊，该会的总部设在伦敦。
(77) Carrie Chapman Catt，“More About China”，The Woman's Journal Nov．2，1912，pp．346-347，这里为第346页。我在别处曾论述过，卡特及其他国际妇女参政权运动的领袖对中国的经验抱持着女权东方主义的态度。她们描述“东方”社会中妇女的生存状态，以作为西方社会应当努力改革，以在此方面保持优势的论据。在卡特对中国的描述中，虽然中国妇女不是典型的原始的、落后的“他者”的代表，但却因中国妇女运动的成果有可能超过西方，而对西方造成了威胁。Carol C．Chin，“The Chines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Transnational Context”，会议论文，发表于亚洲学会年会，旧金山，2006年4月6日。
(78) “The Chinese Banner”，Jus Suffragii 8，May 1，1914，p．103．
(79) Catt，“China”，Jus Suffragii ，Oct．15，1912，p．19．
(80) 同上文。
(81) 图7旁的文字说明如下：“中国反叛女的行为使她严肃的亲戚们感到不安。把她送到美国去念书，当然，她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也会带回来西式的做派。反叛女威严的祖母被西式帽盒的进场吓了一跳，而帽盒里有让祖母更吃惊的洋帽。祖母自语，难道这就是让家族的年轻一代接受教育的结果吗？艺术家西·勒罗·鲍德里奇（C．Leroy Baldrige）在中国生活、绘画。他了解中国的服饰变迁，而此处展现出来的部分呈现了中国妇女的变化：威严的老祖母是一家之长，她戴着满族的头饰，身着正式的满服；她的女儿则保守地开放着，穿着宽松的外套、长裤，发型也很简单；而20世纪20年代的小姐却脚踏高跟鞋，身着七分裤，还顶着波波头！她一定会使她的祖先们大受刺激！但是，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经得起刺激，而且需要刺激。中国的新女子，她们的波波头、高跟鞋，她们讨论的民主和选举权，这些都会给古老的中国以刺激。而这是实行妇女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世界历史证明这个恼人的进程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这段文字说明重申了老祖母的满族血统和画中女性的贵族背景。虽然鲍德里奇以他对亚洲和非洲社会的了解而闻名，但这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满族的贵族女性并不缠足。
(82) Wu Ting-fang（伍廷芳），“Female Changes in China”，The Delineator 99，（Oct．1921），pp．16-17．
(83) Kitch，Girl on the Magazine Cover ，pp．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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