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玫（Kimberley Ens Manning）(2)
“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村妇女参与大量的农业劳动，而将男人送去参加大规模的水利、矿山及新兴工业项目建设。为了达到迅速增产的目的，政府建立了公共食堂和集体托儿所。党和中华全国妇联相信，这些社会福利服务有利于促进妇女全面参加生产劳动。然而20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领导人——包括全国妇联的高级领导——却一致谴责“大跃进”是个大灾难(3)。例如，当时的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罗琼在1980年出版的回顾报告里，强烈批评“大跃进”时期妇女儿童的健康被忽视了(4)。在这个报告及其他一些出版物里，“大跃进”被形容为在年轻的妇联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一个妇女儿童的健康和妇联自身的完整性都处于危险的时期(5)。
看到这种官方性的对“大跃进”的谴责，或许人们会以为，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基层妇联领导也会批判这一时期。然而，许多我访问过的从前的妇联领导却描述“大跃进”为中国妇女解放的高潮。全国妇联的“官方”记忆与基层妇联领导的“群众”记忆之间的差异，说明了毛泽东时代活跃在全国妇联内部及其边缘的能动性的多元性。
本文结合制度的分析和主体形成理论的探讨来解释当时妇女解放的各种实践，这些实践与妇联领导人提倡与发展的妇女解放的本意之间的会合、分离和变异。笔者着重考察在毛泽东时期国家中“妇女”的意义（“国家的妇女”）(6)，以及这一主体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妇联系统内是如何建构、遭遇阻抗的。妇联领导人提倡的妇女解放，强调生理上的性别差异，并将妇女的平等、母亲的健康和家庭的和睦与国家民族的建设联系起来——我称之为马克思母性主义——而许多基层妇女领导却以她们自己的组织经验改变了这种马克思母性主义的实践。对于这些不同情形的考察将揭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性别斗争的根源和结果(7)。
本文依靠各县的档案资料以及我在2001年和2004年对百余名个人开展的口述访谈，其中包括老年农民、退休干部、县和省级的退休官员。正如近年来许多学者所论证的，回忆的政治是一项非常复杂和不明晰的运作(8)。本文试图援引访谈内容来探讨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制度，并批判性地评论一些过去和当前的重要的社会性别冲突(9)。首先，扼要地论述了分析毛泽东时期能动性时通常采用的方法，并与我的方法论作对比。我的方法是批判性地理解话语和制度，并以此来探讨主体形成与对抗的政治。然后我将讨论在1958年和1959年解散基层妇女组织时的混乱情形。我认为，这个制度的危机揭示了毛泽东时期不同形式的能动性在再制造和再形成全国妇联时的活跃程度。本文的最后部分将论述在我访谈的前妇联领导记忆里流露的对解放的怀旧之情的重要性。我特别讨论到“大跃进”后的政治变化——包括“文革”的混乱以及改革时期党较少强调妇女解放——这让一些从前的妇联干部以令人惊讶的矛盾方式重新评估“大跃进”和全国妇联的历史。
对毛泽东时代多样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感兴趣的学者十分关注研究主体能动性，尤其是农民和妇女的能动性。这种对毛泽东时期能动性的关注源于一种存在于许多学科里的更宽广的理论思想，这种思想承认那些长期被认为处于政治建构及形成的边缘人群的重要性。例如，在政治学里，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提出以能动性的观点来代替唯物结构主义的、集权的以及最近的国家中心的政治理论(10)。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的女权主义学者用能动性的观点去反对结构的理论（物质的和父权的），就是因为这种理论将妇女混同为一个遭受相同压迫的单一的群体(11)。
为了定位和解释能动性，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趋向于在文化的、合法的和话语的方法论中选取一个来追求他们的目标。文化的方法将能动性定位于非国家的行动者的斗争形式中。这个斗争形式要么是公开的，要么是以“隐蔽的纪录”来使现代国家不偏离方向(12)。这种方法将非国家的行动者如何采用或激活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来保持社会的整体性，作为其研究的中心。文化的方法的优点之一在于它抛弃了看似强有力的现代国家的形象，强调一个活跃的社会有能力约束——如果不是重塑——现代国家的干扰。然而，通常，在文化的方法里，对国家和社会所划的截然界线却能遮掩国家制度内部以及各个制度之间的复杂的政治，对地方社区的政治也是如此(13)。文化的方法的困境在于它无法解释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模糊的地带——在能动性的根源、意图和结果变得不明晰的地带。
“合法的抵抗”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以及新形式的能动性的出现。它将法律置于中心，认为社会的行动者能够利用法律工具和国家制度来达到特别的目的(14)。正如与之相关的更宽广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一样，合法抵抗的观点认为，在制度的、多层次的、相互交叉的地带及过程中常常为引发变化的行动者创造意外的机会(15)。很多当代女权主义的国家研究正是十分关注这样的关联。而这种方法的问题之一在于，无论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村民的研究，还是更普遍地用于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变化的研究，它常常不能解释在同样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中的身份的根源、身份的多样性以及身份的随时变化。比如，一个行动者如何看待她作为“中国妇女”这个集体中的自己，与可能与之相冲突的作为丈夫家庭里的一个成员的身份？一个行动者如何调解同为妇女代言人和党员积极分子的多重身份？在这个或其他身份形成和转化的重要问题上，制度的和文化的阐释大都保持了沉默。
与文化和制度的方法不同的是，批评理论的方法以关注话语和主体形成来研究能动性。这种研究方法认为，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通过国家话语成为社会的和政治的人，因此国家话语是极其重要的。根据这种分析，国家不仅提供抵抗的工具——这正如制度的分析一样——而且还从一开始就给抵抗提供必要的词汇和动力。的确，国家的话语在剥夺一些东西的同时它也在总结、证明并确定某种主体性(16)。并且，这种研究方法指出国家、地方和地理政治的各种话语之间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将能动性的问题复杂化。因此，成为一个“妇女”（或者农民、工人）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对新的社会范畴的正常化和自然化而完成的(17)。
我将制度研究的观点中组织变化与对主体形成的批判性处理相结合，以此来解释中华全国妇联内部的能动性和对抗的政治。并且，我还试图采用一种话语的制度主义的方法(18)推出两种概念性的论断。首先，权力先于国家而存在——权力靠约束现代制度和现代的主体并使之成为存在，来使国家“能够思考”。当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家们思考国家建设的时候，他们通常集中于国家用什么来发展基本的权力，即用什么来建立内部秩序、军事防御、信息网络和经济再分配的方式(19)。然而，在一个给定的领域内建立基本权力的主要原则通常是在话语权力的内涵中形成并被定义的(20)。例如，中华全国妇联是在“妇女”这一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的政治范畴的原则上建立的。并且，这个特别的政治范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母性主义是其源头——为许多在新组织里的高级妇联官员提供了理解并拥护妇女解放的基础。
其次，现代政府通过国家语言和制度创造有政治意义的范畴来进行统治，并通过特别的、文化的和社会性别的范畴来引导个体成为主体。这里，制度被定义为建构行为框架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它要求并经常创造复制(21)。然而，由于权力从来不会被完美地复制，并且由于主体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因此不精确的复制会损害、走形甚至改变一个话语的最初完整性(22)。这个不完美的重复过程只会加剧矛盾的国家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完美的复制和话语的无所不在会导致整个国家制度的多元实践和潜在的冲突(23)。当考虑“日常抵抗形式”的可能性以及在制度之外因素的基础上的抵抗，话语制度主义阐明了斗争的附加形式，包括对社会制度和话语的挑战。十分重要的是，国家的话语不仅可以用来创造新形式的统治，而且还可以导致对解放及其可能性的新的理解。
对许多全国妇联的高级领导人来说，“大跃进”期间的妇女动员在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实现妇女解放。1958年年初，当男人被送去参加遍及乡村的巨大的水利和建筑工程的时候，党号召农村妇女挑起日益增加的耕种和收割的重担。这个在政策上的变化——强调必须在农业和钢铁产量上赶上西方——是依靠妇女在家庭之外的工作承受力，她们有时一次连续工作许多小时或者许多天。对妇女劳动力日益增加的需求产生了另一个政策上的变化，即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正规设施。试图通过食堂、托儿所和集体洗衣、缝衣的服务，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大跃进”期间，党和妇联的领导认为妇女只有参加家庭之外的生产劳动才能从昔日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收入的工作将使妇女从亘古不变的对男人——父亲和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脱出来，并使她们增加自信心。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列宁的话说，“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与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有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的地位”(24)。她接着论述说，通过参加“大跃进”而推动增产，然后通过思想发展、日益增长的文化知识和提高技术水平，妇女正在对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这样，妇女的特殊问题将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虽然党和妇联的领导人还鼓励妇女掌握技术、自信和拥有家庭之外的经济独立，但这些领导人同时也希望妇女履行在家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在“大跃进”前、期间以及“大跃进”后，对母亲角色的强调在党对男女平等的阐释中是非常关键的。在20世纪上半叶，强有力的科学话语将妇女尤其是母亲附着在国家建设的规划上——这些话语影响了国民党、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等(25)。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都强调过母性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周恩来在1942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论述说，由于妇女有生育和照顾孩子的“天职”，所以她们有特殊的责任照顾家庭的康乐。他甚至希望即使在家务劳动逐渐社会化的时候妇女的这个责任还会继续(26)。15年后，尽管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和妇联的重要领导人在“大跃进”期间同样继续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例如，1958年秋，毛泽东和蔡畅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力图区分旧式压迫的封建父权家庭和新式的幸福和谐的民主家庭。毛泽东指示党的领导人说：
废除历史上的父权制度。保证家庭的建设，让男女老少一起生活；繁忙时，他们可以分开。没有适当安排的建设家庭是一种强制的方法。废除的只是历史上的父权制度。目前一个家庭仍需要一个家长，就是最有能力的，不必是最年长的。(27)
蔡畅重复毛泽东对家庭单位的支持并论证：即使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普遍建立起来，“还有一些家务事是不可缺少的”(28)。虽然她和其他妇联领导人都鼓励男人在家务上帮助妇女，但是她们都明显地希望妇女挑起大部分家务负担(29)。
在马克思母性主义范畴内设想的男女平等重新强调而不是排斥家庭。正如艾华（Harriet Evans）表明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科学和教育的话语首先将母性作为妻子的一个永恒的原则，并将生育下一代视为女人的“天职”(30)。因此，通过参加有报酬的劳动而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已经被证明是党的男女平等政策的中心学说，而家庭和谐以及日益重要的保护母亲的健康也是如此。并且，随着集体化的来临以及随后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增加，全国妇联开始高度注意农业劳动给妇女的身体带来的生理上的损害(31)。因此，妇联指导地方领导为妇女设置特殊的规定，尤其是给经期和孕期的妇女重新分配“轻、干、近”的工作，并且还给刚生育的妇女安排一个月的产假(32)。最终，农村妇女要被解放成她们真正生理上的自我：家中的母亲以及农田里有特殊需要的劳动力。
“大跃进”是马克思母性主义原则在实践中的第一个重要试验。然而，迅速解放妇女的希望被随后大规模的公社运动和在各地实现不现实的生产目标的承诺打破了。全国妇联的高级领导们明显地认识到在这个剧烈转变的时期，这一切对农村妇女并非都是好的。首先，尽管添设了食堂和托儿所，但对妇女劳动力——特别是母亲——的过度需求远比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重要。1959年春季和夏季，全国妇联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一个关于动员妇女带来的损失的内部报告(33)。然而，由于劳动过度和营养缺乏，在许多地方，妇女的健康水平持续下降。以活跃县为例，在1961年全县大约有4％的妇女患有子宫下垂(34)。
其次，负责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的基层妇女组织也遭受威胁。在1958年的夏季和秋季，地方领导们开始解散妇女组织或者将其与其他部门合并(35)。蔡畅、罗琼以及其他全国妇联的高级领导们十分震惊，她们展开调查，谴责解散妇女组织，同时，她们还要求中央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保留基层妇女组织(36)。
妇联的高级领导们表现出焦虑不安并力图保留基层妇女组织，她们相信，有一个致力于发动妇女的单独组织是必要的(37)。对党和妇联的领导人来说，一个单独存在的、强有力的妇女组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党对妇女的期望和男女平等的唯一合法形式。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目标取决于妇女生产力的完全解放，而妇女生产力的解放取决于一个自治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能够顾全妇女作为劳动力和母亲的特殊要求。
全国妇联起初被设计为由不同的妇女组织松散地联合起来的一个组织，它由从省到镇的各级妇联组成。这些妇联与当地党和政府保持着平级的联系。当然，妇联的活动经费来自当地政府。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妇联也回应和执行全国妇联的指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组织的自治意味着当地妇女组织与地方当局合作——即使是单独地——来实现马克思母性主义的目标(38)。
在地方党组织结构之外有一个单独存在的组织是重要的。一方面，一个单独存在的妇联对克服非社会主义的城市妇女组织中不和谐的女权主义倾向是必要的。为了使这些活跃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工作边缘化和非法化，妇联需要树立权威，代表所有妇女说话。另一方面，为了让妇女积极分子和妇女干部坚定地认同并代表其他妇女，一个强大的妇联也是必要的。党需要妇女领导去做“妇女工作”，如对妇女进行有关她们的权利的教育、发动妇女生产、维持家庭和谐以及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援引的资料所表明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许多农村基层妇女领导对母性主义的目标采取不是淡漠的就是对抗的态度(39)。这种对妇女工作所采取的不一致的态度是由于基层党组织在选用和培训妇女领导时所采用的方法所造成的。与党和妇联的中央领导人赞成妇女解放的马克思母性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基层党组织以革命时期主张斗争和牺牲的毛泽东思想为榜样，并期望所有干部去实践这一原则。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要通过绝对的意志力去战胜身体的客观限制。许多基层领导理所当然地蔑视任何要求她们提倡和保护妇女这一最“落后”的群体的工作(40)。这里，对妇女积极分子的期望在新的国家制度内部产生了分歧，这为日后的一个重大危机播下了种子：1958年解散地方妇女组织。我对前江苏省妇联主席石坚的采访说明了在“大跃进”的那些不平静的日子里一个献身于党和妇女工作的高级干部的复杂境遇。
石坚在2001年我与她的讨论中回忆起1958—1960年间的往事时十分苦涩。当她试图阻止妇联与其他部门合并时，她遇到了来自党内省级领导人的顽固反对(41)。她不仅被新上任的江苏省委书记批评，最终还和其他的四五十个人一起被解职。其后的三年，省妇联变成了一个处级机构，省委第一书记的妻子成了负责人。
在我们的谈话中，石坚谴责公社化运动破坏生产并损害了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她特别批评流产率的急剧增长，并认为这是“大跃进”期间让怀孕妇女从事艰苦劳动的直接结果。她还认为公社化运动减少了妇联成员和妇联的独立性，因而全国妇联的作用被严重削弱了。用石坚自己的话说：“妇联成为工会的‘妇女处’。党组撤销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妇联。人员大大减少。成为了一个处。”根据石坚的说法，是中央明确地阻止了这些改变。石坚引用邓小平在当时的讲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也允许有群众社团，允许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能没有自己的社团呢？”(42)石坚为妇联辩解说，导致生产降低以及妇联与劳动局和工会的合并的这些政治变化与全国妇联本身没有关系。相反，这些变化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不一致。
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石坚对这个运动的严厉批评反映了她将妇女工作当作自己的职责。自从1939年入党以来，石坚的工作大都是发动和保护妇女。整个20世纪50年代她都在建立和发展江苏省妇联。石主席不仅坚定地相信马克思母性主义平等，而且还认同当时最重要的妇女领袖：“如果（由）我自己（而）不是组织的意志的话，（那么）我会按自己的意志，终生的事业也是可以做的，特别是全国妇联的邓大姐和蔡大姐对我是非常地爱护。”(43)“大跃进”期间影响江苏的极“左”政治剥夺了石坚的工作权利，而这是在她的事业高峰期最有意义的工作。她感到，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全国妇联才能做好工作。
石坚的回忆和官方的历史都描绘了一幅马克思母性主义的权威在“大跃进”期间遭到围困的图景。当不顾妇女的能力和健康去发动妇女的时候，不仅生理差异这个核心原则被忽视了，而且妇联这个组织的完整性也严重地受到威胁。在历史的结论和石坚的记忆里，那个时期乌云边上透出的唯一的光亮是妇联领导集体的坚持，她们在斗争中相互帮助，即使面对对手的挑战，也努力维护妇联。总之，在她看来，“大跃进”对中国妇女是场大灾难。
然而，“大跃进”在一些县与村一级的妇女领导的回忆里却迥然不同。许多村级和县级的妇女主任并不认为这个运动只是略有价值的巨大错误，无论是对她们个人还是对其他的妇女而言，她们都认为当时的妇女动员都是积极的。的确，按照这些妇女的观点，动员妇女给妇女带来的不是损失，而是收获(44)。这里，问题并不是这些地方领导像她们的某些同志一样冷漠地对待或轻视妇女解放的政治，而是对她们而言，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不同于妇联领导人认可的那个前提。这里，对马克思母性主义这个组织话语的不完美的复制导致了妇女动员在基层的变异，并最终改变了动员妇女在追寻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
德力·达温（Delia Davin）在对中国的妇女工作的开创性研究中注意到了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妇女组织在基层的多样性。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是否或怎样参加家庭外的生产活动，影响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形态和力量(45)。这里，我认为基层地方妇女组织的形态和力量又反过来影响到有多少妇女将自己看作新中国的主人。有三个特别的因素促使妇女积极分子和干部从母性主义角度理解男女平等。第一，与公社或县级妇联官员的定时和及时接触促使农村妇女积极分子投身妇女工作。第二，建立与其他妇女领导非正式的“姐妹”关系加强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在基层的发展。第三，虽然不必培养妇女对妇联发自内心的忠诚，但接受有关妇女身体的生殖健康培训和生理科学教育，的确能促使农村妇女干部接受女人与男人之间的生理互补性，并使她们赞成对妇女身体的保护。虽然这些过程有助于确保对妇联的忠诚，但并没有带来完美复制母性主义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基层妇女领导用“牺牲”这样的革命道理来理解妇女解放和开展妇女工作——这在“大跃进”期间发动妇女时是最明显的。
1949年后培训妇联领导对在农村地区培养具有母性主义理念的干部至关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妇联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基础上被建立起来，并培训了许多新的妇女干部，她们接受培训后又回到她们原来的乡村开展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早几年里，党组织依靠工作队来吸收新党员，而妇联培训妇女积极分子却不相同，它大都是由积极分子参加镇或县的会议来进行的(46)。由于这些会议往往是县或镇的妇联领导传达新的政策和法律意图的唯一途径，所以它们对做好农村妇女工作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会议对妇联的意义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上承下达的“传送带”作用上；这些会议实际上能够改变妇女如何视她们自己和其他的妇女的观念。例如，一位共青团的资深领导这样描述她第一次参加全县妇女会议的印象：
有一个妇女在台上发言。我们坐在下面连笔记本都哭湿了。她一滴眼泪都没有。她被公婆虐待，吃的是猪食，还拿火来烫她。第一次大会请客去看电影，她坐在我前面，看战争片，她怕得都躲在椅子下。我自己也是个童养媳，相比之下，我婆婆对我还是蛮好的。(47)
这位共青团领导很早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妇女间的相互关联性，这次会议和妇联的其他会议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即使她担任最重要的共青团职务并视自己的首要职责为共青团领导(48)，她也通过妇女的主体性来看待自己和其他的妇女。
大型妇女会议上的“诉苦”活动使妇女们产生了相互关心的意识，这种意识被妇联领导们发展的一种非正式的马克思母性主义文化加强了。在党的早期历史上，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有些妇女开始将中共最早的女党员当作模范来仰慕。像邓颖超和蔡畅等妇女不仅向森严的社会禁忌发起挑战，选择她们自己的婚姻伴侣，而且还在妇女组织里成为领导，并从长征中走出来。前江苏省妇联领导石坚最初通过阅读中文本的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知道了蔡畅和邓颖超。她回忆说：
它这本书上有很多老一辈的妇女，像蔡大姐和邓大姐。那时候我还只是学校里出来，十八周岁，就羡慕我们的前辈已经是那么的进步和先进，是我们的榜样，就觉得我们十八岁还没干什么。知道她们在红军里的情况后，给我们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始终对我们国家的几位大姐非常地崇拜，她们对我们也是非常地爱护。(49)
虽然石坚直到读了这本书的十年后才见到邓颖超和蔡畅，但是她们早已给她烙下了深刻印象。但大多数农村妇女干部没有条件或者没有能力阅读这样的书。这个故事说明了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妇联组织内发展的非正式的政治文化的力量。一些妇女领导甚至开始将妇联当作她们的娘家。按照江南某镇的一位妇女干部的话说，“当时的妇女组织像娘家一样。妇女主任像娘家妈一样的”(50)。有些置身于这些话语中的年轻积极分子使用对家庭成员的用语和感情对待与她们相识的其他妇女积极分子。例如，一位河南的妇女主任盼望去参加地区会议，这样她和她的“姐妹”（另一位妇女主任）就可以坐在后面交谈(51)。
高山县的穆桂英大队是我遇到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基层工作中最有力的、非正式的姐妹关系的例子。我是从对一位从前的村妇女干部的访谈中得知穆桂英大队的。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她几次提到“我们三个”。她提到的“三个”包括她自己、村会计和村党支部书记。这三位妇女在1958年由于她们的“突出、进步和没有私心”而被推选出来(52)。随后这个大队成为县模范，并被授予了穆桂英大队的称号。其中的两位妇女称她们的领导效果是由于她们的（女性）集体榜样的坚强力量。按照这位党支部书记（前大队妇女主任）的说法，“刚开始做书记的时候，我人比较小，二十来岁，小毛丫头，年纪大的人就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能干什么，可看到我们实干以后就觉得我们很能干”(53)。村会计以相似的话描述了她的经历：
（我们的）工作非常出色。那个时候我们是说干就干，就是男同志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到。以前农村插秧都是手工的，我们要管人家，自己就要做榜样，自己做不出榜样，会被人说的，因为年纪小，不做出成绩，别人就会看不起的。当时农忙要插秧了，国家号召又密又细，要求高了，劳力强度大，人家接受不了，我们就去干。下去以后，让男同志先做一点，我再做，我做完一块田，别人还没有完成。插的秧都是横竖直的，他们都很佩服，那时候领导说我们是穆桂英大队的。(54)
这三位“女将军”在当时对保护妇女的重要性极为重视。例如，当我问这位会计，妇女的地位是否在“大跃进”期间提高了时，她说，“我们村的妇女地位是比较高的，我们三个女同志对女的非常关心，我们看到听到有困难的人都去帮助”。党支部书记同样努力确保这个大队实行同工同酬，并且（当她是妇女主任的时候）给怀孕妇女分配较轻的工作。她说，“大跃进”期间其他人到较远的地方干活时，妇女主任被留在村里照顾弱者——妇女、儿童和老人——并负责食堂和托儿所(55)。因此，这三位妇女不仅对她们自己制定出高标准，而且还把这一时期看作是照顾其他妇女的时期。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同龄的年轻妇女领导的友情强化了她们对马克思母性主义的理解和重视。
除了全国妇联正式和非正式的体制性发展，母亲健康和产前检查的话语的盛行是有益于马克思母性主义秩序在基层建构的另一因素。农村妇女积极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要么通过与工厂的接触，要么通过妇联和卫生部发起的动员而接受了有关家庭卫生和母亲健康的科学方法的教育。从1956年起，全国妇联开始高度注意农村地区的母亲健康和生殖卫生。据报告，活跃县妇联响应全国妇联，截至1957年1月培训了60个新法接生员，另有600多人当时正在接受培训(56)。这种培训可以改变妇女领导对她们工作的理解。例如，接受过生殖健康和辅助接生培训的两位河南的妇女主任明确表示了对保护妇女健康政策的理解(57)。由于生殖健康医疗的目的是确保农村妇女的身体能够生育优质的下一代，与没受过这种培训的妇女主任相比，受过接生和基本的妇女健康培训的妇女主任接受了较多的两性互补及保护妇女健康的思想教育。
在基层发展马克思母性主义的平等的体制机制的结果是，村级妇女主任开始认同她们自己为“妇女”，并代表其他妇女说话。如果基层妇女领导参加过妇联县级会议，与其他妇女领导在日常生活中有很深的友谊，并接受过有关生理差异的现代化话语的教育，那么相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这些话语和制度影响的妇女领导，她们更愿意认同妇联的母性主义目标。不过，即使母性主义者们对妇女工作的合法性拥有共同的信念，她们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大跃进”——一个妇女健康迅速恶化以及全国妇联的组织地位遭到打击的时期——持消极的观点。相反，许多县级和基层妇女领导以令人惊讶的、积极的态度来回忆“大跃进”。
首先，工作在较低级别的妇联的妇女干部对基层妇女组织的解散并不警觉，或者，与石坚相比，较少关心这一问题。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解散——或者至少告诉我在她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我访谈过的唯一表示知道组织解散的领导是江苏省的两位前市级妇联官员。与省妇联相同，她们的市妇联在“大跃进”期间也与劳动局和工会合并。当我问到其中一名市妇联主任对这一解散的感受时，她说她并不同意这一合并，并查询过中央有关独立的妇联仍应继续的指示。然而，不同于石坚，她仍然坚持认为市级和省级的合并没有影响妇女工作的开展。实际上，她认为她们在那时做了示范性的工作；她进而认为虽然当时妇女又干重活又照顾孩子，很辛苦，但她们在困难中有很多收获。她解释说，在“大跃进”期间，所有的妇女都走进社会、参加劳动并提高了思想教育的水平：
（当妇女）看到别人劳动，自己不劳动，自己也坐不住了。这对妇女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好的机遇。有人说“大跃进”千不好万不好，我们说，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就是大大的好。妇女的积极性很高。(58)
石坚强调当时动员妇女的方式伤害了妇女的身体，而这位较低级别的官员强调的却是，妇女的辛苦提高了她们的思想教育水平。尽管这个市级官员有强烈谴责“大跃进”的意识，但她仍坚称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有很大的进步。活跃县妇联的退休干部们也表达了类似观点(59)。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不少人认为“大跃进”是妇女解放最伟大的时期，成就多过损失(60)。
公社和县级的马克思母性主义者们对那个兴奋的“大跃进”时期尤其欢欣雀跃，在一些村妇联主任中也是如此。如江苏省的一位前村妇女主任说，那时妇女是非常开心的：
每一年有两个农忙，我们一定要互相支援的。农忙以后（我们）要去开河或挑高塞低的。妇女挺高兴的，因为以前妇女都是被束缚在家庭里面的，（从“大跃进”）以后妇女出来当家作主了，白天能说说笑笑了，很高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村组织了很多的宣传队，我们基本上一个小队组织一个宣传队，还唱戏。当时唱戏的演出服都是自己的，我的好多衣服都贡献出去让别人演出用。(61)
有些被访者热情地回忆起妇女队建设的“三八桥”“三八水库”和“三八林”(62)。另一些被访者则提起如何建立减轻家务负担的食堂、缝衣组和集体托儿所(63)。总之，这些领导们强调的主题包括经济自立（走出家庭进入集体农田）、掌握技术（负责某些以前她们没有负责过的生产）和领导能力的发展。所有的这些变化都对妇女的地位变化产生了长远影响(64)。
在马克思母性主义平等的三个方面——经济独立、母亲健康和家庭和睦——这些以前的妇女领导们强调“大跃进”带给妇女经济上的权利和自由。在许多妇联领导的眼里，这些新自由的利益不是以妇女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65)。县和公社的领导们宣称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在那时是得到保护的——其中一位还引用“三调三不调”作为证明(66)。然而，在这些妇女领导中，也有些人谈到了某些公社为了完成指标忽视了健康保护(67)。有意思的是，有些被访者辩解说，妇女的辛苦使妇女坚强并增强了男女平等：走出家门并努力工作使妇女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一位从前的积极分子强调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大跃进”期间很遭罪，但同时告诉我说，她当时仍很热爱她的工作。她也强烈地感到“大跃进”最大的成就是妇女解放。如同另一位妇女主任一样，她认为，“没有苦，哪有甜”(68)。
除了石坚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江苏的前妇联主任，没有任何一位母性主义者将“大跃进”时期的妇女发动与1959年开始的饥荒联系起来。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有些母性主义者尽力将这两件事完全分开。一位妇女领导明确地告诉我不要混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描述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性的饥饿和损失的官方词汇(69)。然而，当我问起1959年和1960年的食堂和乡村的情况时，许多人还是坦率地描述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困难。他们同时也谈到有些政治因素使饥荒更加恶化。然而，同样的，她们尽力让我相信，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紧随“大跃进”而来，但“大跃进”本身却对妇女的进步有重大的作用(70)。后来的损失并不能否定早先的成就，而且也不是“大跃进”造成的(71)。
当地的妇女干部都把谴责的对象指向“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高山县的几位妇女干部也是如此。例如，那位退休的女党支部书记不仅在她的大队里执行了“同工同酬”，而且也尽力保护她的村民免遭饥饿(72)。根据她对当时情况的叙述，她因为大队没有粮食，拒绝交粮而获得了“落后青年”的名声。但是，她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屈服于压力而撒谎。她也描述了她如何决定解散食堂以及向公社请求救济粮：
1961年粮食低标准，吃了两年时间。那时候因为粮食低标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八九斤粮食。吃不饱了。我们队里粮食紧张，我们队的人说粮食是我哭来的。那时候有储备粮是公社里的。党委书记说我还有粮食，其实已经没有了，那时已经吃树皮了，我到党委书记那儿哭来三万斤粮食，当时我很着急，农民没有粮食，都生病了，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没有粮食，食堂办不起来，吃的粥就像水一样了。压力很大，大队里一千多个人，没得吃，都要我承担的，农民同情我，说我能拿回粮食已经是不简单的了。
对发动妇女的两种不同的记忆从根本上说明了对马克思母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跃进”对妇女有积极影响的意见是对马克思母性主义最基本原则的逻辑化扩展。这种意见含有马克思母性主义认为女人与男人不同的臆断，因而“解放妇女”被视作在一个历史发展轴线上的运作，这与解放男人的历史发展轴线是有区别的。因此市级和县级的妇联官员运用马克思母性主义的逻辑来合理化妇女的历史，尽管这个妇女的历史与党的“官方”历史说法不同——在某些关键的方面甚至游离于“官方”历史之外。而通过妇女身体的痛苦带来妇女解放的宣称则说明了马克思母性主义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显然，许多妇女将她们的叙述建立在妇女的共同性和保护妇女的假想上，但这种叙述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打断，后者平等地衡量妇女和男人的斗争和吃苦的能力。这些妇女似乎在说，解放不能等待国家给予权利和保护来实现，妇女们必须走出来为获得解放而斗争——有时甚至得在这一过程中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因此，在这些回忆的核心里对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男女平等有一个基本的冲突。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是保护妇女还是让她们吃苦，许多人在“大跃进”时选择了“受苦”。今天，许多妇女领导仍然将那段特别困难的时期，至少是部分时期，看作是达到渴望已久的妇女解放的合理手段。
“大跃进”时期的能动性有多种表达形式，而不同的危机也在这些表达形式里出现了，这些不同与个人所处机构的位置相关。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妇联的等级结构里长期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石坚显然曾是一位试图在中国实现马克思母性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相反，从前的许多县、公社和大队的妇女领导却宣传着从战壕里衍生出来的对妇女解放的理解。这些妇女通过她们与当时活跃的另一种国家话语——“斗争”和“牺牲”的革命话语——的互动来解释马克思母性主义的原则。显然，妇女与男人不同，如果妇女不愿做出巨大的牺牲，她们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然而，在访谈中被不断重复的相互矛盾的说法或许也是罗丽莎（Lisa Rofel）所说的“对解放的怀旧之情”。这反映了这些人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念。她们“过去曾反抗有关男女天性及其合适位置的说法，曾站在民族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的前沿”(73)。这种怀旧对石坚而言尤其是一种苦涩的甜蜜。我们的谈话为石主席提供了一个谴责那一时期所造成的损失并同时恢复她自己和妇联尊严的机会。许多与她同一代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如此。1978年开始的改革为从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倾诉有关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左”倾政治带给人们的苦难。因而，石坚公开地暴露和指出它的损失，并表明全国妇联在“大跃进”前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所作的贡献。
对较低级别的妇联官员而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石坚不同，但访谈也为她们提供了重温过去的机会。正如近来在罗丽莎、王政和贺萧（Gail Hershatter）的研究中反映出来的一样，对过去的回忆总是被当前的情形所影响(74)。石坚在改革时期恢复了领导职位，而与她不同的是，一些县级妇联的领导感到她们工作了一辈子却被欺骗，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1952年我们有三反运动”，一位受访妇女评论说，“而现在的情况却糟得多”(75)。另一位同时受访的妇女说，“那时你要是有困难，组织会照顾你”(76)。她的意思是组织目前没有照顾她。但是，当妇女干部们通过怀旧来批评当前的情形时，她们并非单纯地怀念妇联。例如，三位“女将军”中的一位告诉我说，她感到当她成为大队支书时她有更多的权力去帮助妇女，特别是，她感到她能够处理同工同酬的问题：
（我）跟队长商量，应该同工同酬。我做了书记，妇女就有了势力。妇女都会来跟我讲了。妇女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来向我反映。原来一些妇女不和我接触，和我讲了一次以后，我都会帮助解决的，以后来找我的就多了。(77)
相反，当她是妇女主任时，她感到她的手被捆住了，“有什么也贯彻不下去，开展不开来的”。一位从前的县妇联领导念出的顺口溜表达了对妇联权限的不满。她回忆道：
党有权，政有权，谁没权？谁没权？共青团，最可怜的是妇联。(78)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故事揭示了人们对记住什么和需要什么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什么构成了美好的生活有不同的解释。对有些人，如石坚，一个自治的妇联的完整和强大代表了另一个时代的全部。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妇联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自治或权力。对另外的有些人来说，妇联是通往真正解放道路上的障碍。
1958—1960年间是一个在中共内部发生剧烈政治斗争的年代，这已经被现有的文献翔实地记录。全国妇联与这些政治斗争相交和分叉的方式我们却知之甚少。如果有人打算从妇联高级官员的观点出发，比如石坚，结合公开的妇联档案来研究“大跃进”，那么他的结论可能会是，这个时期对妇女工作造成威胁的根源是“左”倾思想的力量。他可能会推测妇女工作和全国妇联组织的自治在当时的主要敌人是那些无知的“左”派。为了坚持党对妇女在未来中国的作用的构想，蔡畅、石坚和其他一些人与这些“左”派进行了斗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母性主义平等的观点带有很特别的政治含义，这些含义并不总是与左右思想斗争的说法一致。
党和妇联的高级领导人普遍怀有取得男女平等的愿望，这个愿望被置放在更宏大的提升民族素质和国家建设的蓝图里。对这些男女领导人来说，“妇女解放”必须与妇女在更健康、更和睦的家庭中的角色联系起来。这并非意味着如蔡畅、邓颖超这样的妇女领袖被父权国家所误导，而是表明：整个革命的领导集体都被一套启蒙的叙述所影响，并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斗争。因此，强调生理区别的马克思母性主义平等是一个现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制定是为了面对塑造一个强壮健康的民族的挑战。然而，这还需要有蔡畅和石坚这样的妇女领导不断地为了这个方案去提醒党的领导人，重申妇联的自治对取得国家设定的马克思母性主义目标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能动性和组织的自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58年撼动全国妇联结构的政治不仅是过度狂热的激进者们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在基层日渐增长的与马克思母性主义目标产生分歧的反映。伴随“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巨大的行政结构重组使这种分歧表现出来，这尤其体现在妇女干部中间。她们认同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策略，但较少考虑妇联提倡的关心妇女的原则。这里，在党自己的组织结构内发展并推行的话语被用来促生一种党和妇联从未设想过的能动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妇女干部虽然不完全认同妇联，但却在与妇联领导人有分歧的原则上参加并解释“大跃进”期间的妇女动员。一方面，妇女领导人如果较早和定期与妇联接触，如果与其他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友谊或结成“姐妹”关系，以及如果她们参加某种形式的生殖健康培训，那么她们就更容易将她们自己看作“妇女”，代表其他妇女说话，并保护这些妇女。另一方面，有些最积极的妇女主任坚持让她们自己和其他妇女去进行违背马克思母性主义健康规定的工作。并且，有些母性主义者们在投入地进行妇女工作时却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妇联——认为妇联没什么权力承担领导工作。甚至，有些母性主义者宣称“大跃进”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高潮，这直接与党和妇联的官方说法相矛盾。当马克思母性主义的制度出现不同寻常的变化时，这些活跃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县、公社和村妇女主任们相信只有妇女进行斗争，甚至做出（身体上的）牺牲，妇女解放才能实现。
对1958年发动妇女的意图进行的话语—制度的考察表明，从来没有一个全国妇联的单一的政治或历史。这从当年的妇女领导们的谈话就已表现出来。全国妇联从未有过一个统一和谐的、非政治的妇女运动，妇联始终并将继续由对民族未来怀着不同观点的妇女（和男人）组成。妇女工作是中国革命后的政治里最让人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今后对产生能动性的多元话语和制度的交叠领域的研究或许将进一步揭示这一点。
（陈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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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加学者奖（The China-Canada Scholars Award）、华盛顿大学奖助国际交流的弗利兹奖学金（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Fritz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加特夫人妇女政府研究奖（The Carrie Chapman Catt Prize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Politics）和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本文大量的写作和部分的研究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时完成的。Tani Barlow-Jason Ens、Harriet Evans、Stevan Harrell、Joel Migdal、Susan Whiting和王政对这篇文章的早期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2) 弋玫（Kimberley Ens Manning），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政治学系副教授。
(3) 在邓颖超的传记里有一个详细的章节描述了1961年邓颖超看到妇女儿童的健康变坏的报告时的惊恐。金凤：《邓颖超传》（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2—570页。
(4) 罗琼：《关于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问题（摘要）》，《妇女工作》（1980年）；此处引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554—564页。
(5) 《全国妇联党组对县妇联组织存在问题的意见》，全国妇联档案文献E16-41，1958年11月26日，此处转引自《中国妇女五十年》（光盘版），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
(6) Tani E．Barlow，“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Un）Making National Woman”，in Christina Gilmartin，Gail Hershatter，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eds．），Engendering China：Women，Culture，and the Sta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39-359；Tani E．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7) 又见Kimberley Manning，“Sexual Equality and State Building：Gender Conflic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未刊，2003年；王政，“‘State Feminism’？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Feminist Studies 31（2005），pp．519-551。
(8) 参见Jeffrey K．Olick（ed．），States of Memory：Continuities，Conflicts，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Luisa Passerini（eds．），Memory and Totalitarian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eds．），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Reform Era，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7。
(9) 对这个研究我采用了半结构访谈的方法，访谈的时间从30分钟到3个小时不定。在每个访谈中我试图包括一系列特别的问题；当我对全国性的动员以及这些动员发生的地方性特征更加理解后，这些问题就得以继续扩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曾有5名不同的助手协助我联系访谈并帮我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有些访谈，尤其是当我最初开始在一个村里做研究的时候，访谈时还有好奇的邻居、朋友和亲戚在场。然而，一旦这些人对我们的出现产生的好奇消失后，我和我的助手仍能同访谈对象单独交谈。当我在村里进行访谈时，起初我通过县和镇妇联的官方渠道被介绍给村里。村级官员，通常是当地的妇女主任，以为为我介绍当地20世纪50年代的干部是她们的责任。这些干部稍后会为我介绍一些普通的村民。当然我也在没有当地官员的帮助下，见到并采访了许多村民。我也通过我采访过的妇女主任的介绍见到了一些当地以前的妇女主任。当我采访镇级（公社）或更高级的退休妇联干部时，我主要通过当地妇联官员的介绍而进行工作。但是，我与退休的江苏省妇联主席石坚的访谈则是通过一些私人关系而实现的。大多数的访谈是在被访者的家里进行的。一旦有可能，在初次访谈的几天后我都进行了补充访谈，有些补充访谈是在初次访谈后的三年后进行的。（为便于表述，作者把这些访谈者都编了号——译者注）我与被访者43、64、73、82、83和85进行了补充访谈。不论时间长短，与各个被访者的重复访谈大都能带来新的理解。为了保护被访者的身份，所有个人的姓名和县的地名都用了假名，除了石坚。她允许我用她的真名。“高山”指的是我在苏南进行研究的一个县，而“活跃”和“温和”则是指河南省的两个县。有关对革命和毛泽东的中国的访谈的启发性的论述，参见David E．Apter＆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尤其参见pp．19-23；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Signs 28（2002），pp．43-70。
(10) Atul Kohli＆Vivienne 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in Joel Migdal，Atul Kohli＆Vivienne Shue（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326；Joel Migdal，“The State in Society”，in Migdal（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pp．7-34；Joel 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Aihwa Ong，“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Feminist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Inscriptions ：3：4（1998），pp．79-93；Amrita Basu，“Introduction”，in Amrita Basu（eds．），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p．1-21；Chandra Talpade Mohanty，“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in Chandra Talpade Mohanty，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eds．），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7．
(12) 参见Daniel Kelliher，Peasant Power in China：The Era of Rural Reform，1979-1989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Lu Xiaobo，Cadres and Corruption：The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3) Christine Pelzer White，“Everyday Resistance，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The Vietnamese Case”，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3：2（1986），pp．49-63；Sherry B．Ortner，“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1995），pp．173-193．
(14) 参见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Neil J．Diamant，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Politics，Love，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Neil．Diamant，Stanley B．Lubman＆Kevin J．O' Brien，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State，Society，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5) Paul Pierson＆Theda Skocpol，“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DC：W．W．Norton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2，pp．693-721．
(16) Akhil Gupta，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Thomas Blom Hansen and Finn Stepputat，“Introduction”，in Thomas Blom Hansen and Finn Stepputat（eds．），States of Imagination：Ethnographic Explorations of the Postcolonial Stat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Timothy Mitchell，“The Limits of the State：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1991），pp．77-96．
(17) Tina Mai Chen，“Female Iconography？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Gender＆History 15（2003），pp．268-295；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Lisa Rofel，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又见Myron L．Cohen，“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Daedalus 112（1993），pp．151-170；Gregory A．Ruf，Cadres and Kin：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 China，1921-199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8) 参见Vivienne A．Schmidt，“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tate”，in Colin Hay，David Marsh and Michael Lister（eds．），The State：Theories and Issue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p．98-117。
(19) Michael Mann，States，War and Capit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8，pp．13-14．
(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tr．），Winston Moore and Paul Cammack，London：Verso，1985．
(21)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 Sven Steinmo，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32，n．p．2．
(22) 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0．
(23) 参见Roger Friedland and Robert D．Alford，“Bringing Society Back In：Symbols，Practices，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in Walter W．Powell and Paul J．DiMaggio（eds．），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p．232-263。
(24) 蔡畅：《党的总路线照耀着我国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中国妇女》1959年第20期，第1页。
(25) Frank Dikötter，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London：Hurst＆Co．，1995；Frank Dikötter，Imperfect Conceptions：Medical Knowledge，Birth Defects，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26) 周恩来：《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新华日报》1942年；此处引自《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276—280页。
(27) Mao Zedong，“Talks at the Wuchang Conference”（21-23 November 1958），Roderick McFarquhar，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dist．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456-465．
(28) 蔡畅：《提高觉悟学好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奋勇前进》，《中国妇女》1958年第18期，第9页。
(29) 曹冠群：《关于合理组织与使用妇女劳动力问题》，《妇女工作通讯》1957年第1期；此处引自《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272—275页。
(30) Harriet Evans，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Continuum，1997，pp．121-122．
(31) Kimberley Ens 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Modern China 32（2006），pp．349-384．如Joshua Goldstein 在 “Scissors，Surveys，and Psycho-Prophylactics：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49-1954”，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1998），pp．153-184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一直关注产前医疗保护。我的研究表明，随着集体化的到来，中共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另参见贺萧（Gail Hershatter），“Birthing Stories：rural Midwives in 1950s China”；Jeremy Brown＆Paul G．Pickowicz（eds．），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2) 曹冠群：《关于合理组织与使用妇女劳动力问题》，《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49—1983）》，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272—273页。
(33) 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在1958年的同一个发言中，蔡畅要求妇女干部保护社会主义民主家庭，她同时还要求她们保护妇女健康，特别是在经期、孕期或哺乳期。她与其他党和妇联的高级领导人在1958年后期及1959年的大部分时间力图促使基层领导执行保护妇女健康的规定。
(34) 《活跃县志》，郑州：郑州出版社，1993年，第392页。
(35) Zhang Naihua，“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Chinese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1949-1993”，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未刊，第297—301页。
(36) 董边、蔡阿松、谭德山编：《我们的好大姐蔡畅》，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2—313页；杨南莺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十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37) Wang Zheng，“State Feminism”，pp．519-551．
(38) Delia Davin，Woman-work：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Wang Zheng，“State Feminism”，pp．519-551．
(39) 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40) 林霄：《妇女的正当要求不是娇气和暮气》，《中国妇女》1959年第2期，第6页。
(41) 地方和农村妇女组织最初出现问题大约是在“大跃进”开始的前一年。1957年春，江苏和河南的干部开始要求解散妇联。有人认为物质条件已充分进步到足以保证妇女解放，因而没有必要再照顾她们。随着1958年公社化运动的到来，有些地方官员——包括男人和妇女，利用大规模的行政机构重组来清除地方级的妇女组织。参见《民主妇女联合会贯彻专区妇工会议总结》《温和县妇联会关于贯彻专区妇工会议明确情况总结汇报》，温和县妇联档案报告，卷宗7，1959年4月。Wang Zheng，“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Chinese State Feminists in 1957”，China Quarterly 188（2006），pp．913-932．
(42) 邓小平似乎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场合起到了保护妇联的重要作用。Wang Zheng，“Dilemmas of Inside Agitators”；董边等编：《我们的好大姐蔡畅》，第312—313页。
(43) 访谈对象109。这一系列访谈版权均归我本人所有。
(44) 访谈对象31、62、63、64、65、68、73、106。被访者62和63一起接受了采访，64和65也是如此。
(45) Davin提到，除了妇女在生产中的角色外，民兵的情况、妇女对村里活动的参与度及村干部的态度都影响到妇女组织的力量。Davin，Woman-work ，p．55．
(46) 许多第一批基层妇联积极分子是被党的工作队吸收的。参见Manning，“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47) 访谈对象85。然而，这位当时的共青团领导在2001年和2004年的两次访谈中承认她曾被她的婆婆虐待。她解释说她身体差的原因之一就是年轻时婆婆对她不好。她还告诉我说“大跃进”期间她的婆婆和丈夫吃的食物比她的好得多。为了节省，她自己吃“猪食”。
(48) 虽然在我们所有的谈话中，她坚持认为无论党安排她做任何工作她都是开心的，但是在访谈的最后她告诉我，与妇女工作相比，她更喜欢共青团的工作。
(49) 访谈对象110。
(50) 访谈对象68。
(51) 访谈对象43。
(52) 访谈对象82。
(53) 访谈对象83。妇女主任、党支部书记和会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被分别访谈的。
(54) 访谈对象82。
(55) 访谈对象73。
(56) 无标题文件，1957年1月9日，活跃县档案，活跃县妇联。
(57) 访谈对象31和43。
(58) 访谈对象106。
(59) 在开始正式的访谈前，我有机会见到河南的几个退休妇联领导。她们中的其中一位坚定不移地相信“大跃进”对妇女解放非常重要。
(60) 访谈对象62和63。
(61) 访谈对象73。
(62) 访谈对象64和65。
(63) 访谈对象62和63。
(64) 大约十年以后，新一代的农村妇女受到启发，通过“铁姑娘运动”向传统的妇女观挑战。见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中所讨论到的这个问题。（金文亦收入本书——编者注）
(65) 被访者36曾是活跃县妇联的官员，在我们的谈话中她坚持认为“大跃进”期间妇女健康没有受到损害。然而，“大跃进”开始的前一年她所在的部门发出的妇联文件（或许就是出自她本人之手）却对这个特别的问题提出警示。或许，她不想和我这个外国人谈论“大跃进”的消极方面，或许她已忘了“大跃进”这方面的情况，或许她曾关心过妇女的健康问题，但同时也由于妇女解放的未来前景而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66) 被访者31在我开始对她进行访谈前就提到了“三调三不调”（调派孕期、经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去干轻活、不下水的活和离家近的活）。对她而言，保护妇女的健康是发动妇女的一个核心问题。
(67) 访谈对象62和63。
(68) 访谈对象31。实际上只有那位前共青团书记（访谈对象85）谈到过在动员妇女期间为保护妇女的健康与其他领导有过争执。她特别提到的是当时她反对分配哺乳期的妇女到远离村子的地方去干活。活跃县一位从前的妇女主任及党支部书记（访谈对象32）告诉我说，她在动员妇女的时候也考虑如何保护经期妇女不下水干活的问题。
(69) 访谈对象63。
(70) 高山县的一位前公社领导（访谈对象68）告诉我说，“大跃进”期间妇女有很大的进步，但在谈话的结尾时她提到了在1962—1964年期间有90％的妇女都生病了。与石坚不同的是，她并未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待。
(71) 访谈对象6在访谈中谈到，在“大跃进”的高潮期，蔡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人们的家庭生活变得糟糕。据说她对有些公社设立男女分开的生活营地感到震惊。蔡畅等一些资深党员和我访谈过的几个男性村领导认为这是家庭生活的损失并很受困扰，然而没有妇女领导表示过这种关注。我访谈过的领导干部似乎并不认为“家庭”在当时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72) 访谈对象83。
(73) Rofel，Other Modernities ，p．239．
(74) Rofel，Other Modernities ；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
(75) 访谈对象65。访谈是用英文记录的，这里是将英文记录再译为中文（译者注）。相似地，Keven J．O'Brien和李连江也谈到许多村民对毛泽东时代的反腐败运动有怀旧之情，参见Keven J．O'Brien＆Lianjiang Li，“Campaign Nostalgia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Asian Survey 39（1999），pp．375-393。
(76) 访谈对象64。
(77) 访谈对象83。
(78) 访谈对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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