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贤(1)
1958年6月29日，当时中国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报纸——《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张秋香，这位38岁的农村妇女，被陕西农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农民研究员。张秋香是陕西渭南县八里店农业社的一名普通妇女，1955年因响应政府号召带领6名妇女搞起棉花丰产田首创棉花丰产纪录而闻名全国。她先后9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3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并受邀赴周恩来家做客。
和张秋香一样有名的，渭南地区还有薛俊秀、曹竹香、山秀珍、高贞贤，她们都是陕西省棉田管理劳动竞赛中涌现出的著名劳动模范，被誉为“五朵银花”(2)。这场以棉花丰产为目标，动员广大农村妇女学习棉花种植技术、参加棉田管理的劳动竞赛，因棉花为白色而被形象地称为“银花赛”。它始于1956年，在1958年、1959年期间达到高峰。后断断续续地开展，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形式和规模都没有超过50年代。
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要发起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动员妇女参加棉花生产为主题的劳动竞赛呢？树立张秋香这样一批劳动模范的意义何在？这场劳动竞赛对50年代农村的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是什么？
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
本文所用的资料有三部分：档案资料，包括省、县档案馆里所存的20世纪50年代妇联的档案；图书资料，50年代国家及省级各大报纸、妇联系统出版的刊物、书籍；口述资料，作者自1993年起先后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市、渭南市（原渭南地区）、咸阳市等地做田野调查，访谈了4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其中包括普通农村妇女、当时著名的植棉劳动模范和省、县级妇联干部及农业、卫生系统干部(3)。此外，作者本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关中农村当知青时，也目睹和参与了这场运动。作者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植棉模范（后来到公社、县上当了干部），听到了很多关于她及银花赛的故事。作者也曾亲身参与、组织过一个务棉专业小组并被当地政府多次评为先进。
1949年新中国建立。特殊的世界政治大环境使得中国政府的工业化发展计划不能走吸引外资的道路，只能靠自己的积累，特别是靠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工业。因此，农业的增产丰收一直是政府关注的一个重点。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复苏，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购买力在增长，这两个方面都刺激了对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尽管解放后棉花连续丰收，但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对机织棉布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市场棉布供应量增长比例远高于棉花产量的增长比例(4)。为此国家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限制棉布的供应，1954年7月13日，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改变棉花购销制度的建议，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即统购统销（薄一波，1991：273）；二是增大棉花产量，1955年国家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关中地区历史上就是全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品质较好，但产量一直很低，1949年平均亩产只有26斤。1956年是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第一年，国家给陕西省的棉花生产任务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50万亩，达到471万亩，总产皮棉283万担，亩产皮棉平均要达到60斤，比1955年提高50％以上；同时，要在泾阳、渭南等11个县培植66.5万亩棉花大面积丰产田，亩产籽棉要达到350—400斤（谢怀德，1956）。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西省政府提出开展棉花增产运动，在全省范围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的形成，以及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的兴起，促使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比如国际需求刺激了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几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到20世纪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黄宗智，1986：124）。棉花成为关中棉区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为棉花的价格高于粮食作物，当地农民中流传着“要发家，种棉花”的民谣（陕西省农业厅档案，1952：194—198）。
新中国成立之后，棉花因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受到政府的重视(5)。为刺激棉花生产制定了粮、棉比价，使棉花在市场价格上的优势继续保持(6)。再加上棉花“浑身都是宝”：棉籽可以榨油，油渣是上等的肥料，棉秆可以当柴烧等。关中地区菜籽产量不高，群众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烧的柴火也主要靠棉秆。因为种棉花比种小麦经济效益好，因此农民更愿意种植棉花。
棉花是一项技术要求较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一方面要为棉花生长培育良好的环境，通过中耕、施肥、灌溉等，供给棉花生长必需的水分和养料，通常需要除草6—7次，灌溉6—7次，追肥3次；另一方面是要控制棉花的生长，如整枝、打卡等，使棉花植株按照人的要求生长结桃，避免棉花疯长，耗费养料，仅棉花整枝就有4项：捋裤腿、打赘芽、打群尖、打顶枝。棉花出苗后地里就离不开人，生长中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要有人照料，是相当耗费劳动力的。
关中一带解放前棉花种植管理上相对粗放，每亩留苗仅2000—3000株，很多地方实行带铃壳摘花，即棉桃没有畅开之前带铃壳摘回，待晒开后再慢慢收花。要想在短时间里提高棉花单位面积的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就必须改变这些粗放式经营方式，学习、推广新技术。因此，1956年的棉花增产运动，省委提出的口号是：“扩大棉田面积，改进植棉技术，提高棉花产量。”（唐洪澄，1956）新的棉田管理技术推广更是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例如，仅从密植一项来看，水地每亩要求留苗6000—7000株，比以前翻了一番，这意味着田间管理的劳动量也需要增加一倍，如果再加上棉田面积的扩大，田间管理要求增高等其他新技术的推广，完成1956年棉花增产任务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必须大量地投放劳动力”（唐洪澄，1956）。
从哪里动员这样多的劳动力呢？政府将目光移到了妇女身上。关中一带农村妇女解放前多数不参加田间劳动，她们主要是在家里从事纺线织布等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解放后，在互助组、农业社建立以后，劳动工分逐渐成为农业社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人数多起来，但至1955年时也未普及，从一些农业社的统计来看，当时妇女全年参加田间劳动的时间只有30—50个劳动日，而1956年目标要求提高到140个(7)，由此政府认为“妇女劳动力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唐洪澄，1956）。
这样，在扩大种植棉花的计划上，国家的需要和农民的利益，也包括妇女农民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赢得了农民的响应和支持。
1956年春季雨水较好，棉田播种面积扩大的任务基本完成，棉花出苗状况良好，能否丰产就看棉田管理了。4月，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陕西省妇联在渭南召开“陕西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会议历时5天，盛况空前。来自关中11个县的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植棉小组长和组织领导棉田管理的妇女干部近700人参加；陕西省委副书记、农业厅厅长、渭南地委书记、省妇联主任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时，674名与会的妇女代表向中共陕西省委递交了保证书：“我们保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带动产棉区的全体妇女参加到棉花管理工作中来，争取把间苗、定苗、浇水、除草、整枝、打卡、防虫和拾花等工作大部分由妇女包下来……让植棉区的每个妇女全年至少做到140个工作日，我们还要开展社与队、队与队、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看谁把棉花务得好，看谁把棉花收得多。”(8)
这次会议正式展开了陕西省以棉花增产为目标的妇女劳动竞赛，也奠定了党委、政府、妇联组织各家在竞赛活动中的分工格局：党委始终是竞赛活动的领导者，1956年的会议是党委指示召开的，以后每个重要阶段也都是根据党委的指示行动(9)。
农业部门自始至终都是负责技术指导。1956年的经验交流会上，农业厅厅长的讲话几乎都是关于棉花种植技术，从选种讲到拾花，是一个棉花生产全过程的技术培训。会上农业技术推广站也“向全省妇女提出五大技术保证和向全省各兄弟农业技术推广站提出倡议书”(10)，从中也可以看出农业及技术部门的任务和角色。
妇联组织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妇女学习棉田管理技术和参加棉田管理劳动，是竞赛活动的具体实施者(11)。所有重要的会议都是以妇联的名义组织召开的。银花赛也将妇联组织拉进了棉花的增产丰收运动之中。
树立表彰劳动模范、开展劳动竞赛，是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群众的方式。关于劳模的作用，毛泽东曾概括为“桥梁、骨干与带头作用”，陈云在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上说：“英雄所以可贵，就在于他能联系群众，把领导机关的意见和指示，通过群众的经验，变成广大群众的意见，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转引自陕西省农业厅档案：《陕西省劳模运动概况》，1952）
银花赛就是通过发现、培养、表彰劳动模范，通过劳动模范之间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带动广大妇女学习钻研棉花种植技术而达到棉花丰产的。在银花赛中涌现的劳动模范上百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渭南地区的“五朵银花”张秋香、山秀珍、曹竹香、薛俊秀、高贞贤，咸阳地区的鲁桂兰、张桂芳等。这些劳动模范的共同特点是家庭出生贫苦，很早就有参加田间劳动的习惯。
张秋香原籍山东省，后逃荒流落到渭南八里店成家。婆家清贫，多年来她靠给别人做针线勉强过日子。土改中分了二亩多地，分了房子。她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互助组时和男人一样干活，事事走在前头，1954年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被大伙选为副主任(12)。1955年，她响应政府号召开始种植棉花：
去年（1955年）春天，我和社主任刘光荣一同到乡上去开会，听了支书的报告，他说：政府号召大家要大胆接受先进技术，增加产量，支援国家的工业化。他还希望每一个农业社都搞一些丰产田。回来后经过社管会研究，决定在苌义经（注：人名）的一亩零五厘地里搞丰产田。因为这块地离村近，好管理，又是水地，地也壮。……我就挑了6个妇女：女青年团员刘秋芳、女青年刘惠琴，还有李凤英、谷淑珍、刘居祥、任重阳这几个妇女，都是思想比较好，也能劳动的。……由于党的领导与社里的帮助，再加上我们几个人认真地经营，在这一亩地里获得了高额丰产，每亩平均拾到籽棉1225斤。（张秋香，1956）
八里店地处渭河边，耕地瘠薄，历来庄稼都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种棉花一亩地最多产皮棉两三“捆”（一捆5公斤）(13)。张秋香棉花丰产纪录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在1956年的经验交流会上，她受到省领导的表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五朵银花”中的其他几位妇女，也像张秋香一样，解放前都属于贫苦人家：曹竹香年轻守寡，独自带着孩子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逼得她什么农活都会干；薛俊秀是外地人，被卖到渭南给人家做小老婆；山秀珍也是逃荒到潼关的，是个大脚，信耶稣，被村里人看不起。她们因家庭生活所迫，在解放前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多数有农田劳动的经验。解放后，政府、妇联发现了她们，把她们培养树立成劳动模范。
银花赛的主要做法，就是不断地树立表彰劳动模范、总结劳动模范的经验，通过表彰会、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号召全省妇女向她们学习，使劳动模范的经验得以在全省推广。
195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推广张秋香植棉经验”的指示，省妇联提出“学秋香、赶秋香”的竞赛口号，有4000多名“秋香田”的组长、12万男女社员先后参观秋香丰产田。1959年4月，关中地区“秋香田”进军大会在渭南召开，来自关中19个县的485名秋香田的妇女组长参加了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张秋香务棉经验现场会，参加群众约17万人次（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1：173）。
妇联组织成为银花赛的组织者和积极推动者，也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的妇女运动策略有关。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都受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影响，认为私有制结束后，“妇女卷入于公共的社会主义生产，是使妇女彻底解放的极重要的方法”（斯维尔德洛夫：《新家庭论》）。195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必须用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广大农村妇女》的社论中指出，“只有参加社会主义的及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生产劳动，才有利于妇女的彻底解放”。
这一思想在当时被通俗地简化为“劳动就是解放”(14)，教育和鼓励妇女从家庭中走出，参加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劳动。1954年7月全国妇联发布了《关于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农村妇女工作的最中心任务则是更进一步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热烈拥护和踊跃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使得国家为恢复经济和加速工业化建设对妇女劳动力的需要和动员很自然地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成为妇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5)，同时也使银花赛的整个活动笼罩在妇女解放的光环之下。
在“劳动就是解放”(16)的意识形态中，张秋香这批劳动模范起着多种示范效应：她们既是棉花种植的能手，也是妇女解放的样板，影响了一代中国妇女的成长。1958年作者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时，就知道张秋香，并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她而兴奋不已。
那么，劳动如何带来解放？妇联组织如何在推动银花赛的过程中推动妇女解放？我希望从张秋香这批劳模的经验材料中找到答案。
可张秋香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翻阅了妇联的档案、报刊和出版物中有关张秋香的介绍，发现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棉花种植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张秋香1956年在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的发言是她第一次在全省“亮相”，讲的几乎全部是技术，从整地开始直到拾花结束，包括整个棉花种植的全过程(17)。她以后的经验材料绝大多数也都是关于棉花种植技术的，不同的是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有所发展。张秋香解放前不曾种过棉花，她种棉花的技术和经验从何而来？
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在访谈中都提到农技干部在植棉技术上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她们所在的农业社都有农业技术干部长期驻守，除来自地方农技部门外，还有省上的、农业大学的甚至中央部门的，山秀珍特别提到她借去北京开会之机去感谢在她们村住过队的农技干部呢。
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张秋香掌握了新的棉田管理技术，并且在实践中有创造性地发挥，总结出了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本土做法，被誉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先进技术与农民经验相结合的植棉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6月29日）。这些经验对广大农民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来的经验，因而推广起来阻力小、见效快。
妇联干部在建构这些劳模经验的过程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19）55年开始，（省妇联）陆续有人在那里（注：指张秋香处）下乡。我是（19）59年在张秋香那里蹲点，和另两个同志在张秋香那里住，还有两人住在薛俊秀那里。……那个时候的张秋香连话也说不了，她的经验总结不到一块，是咱妇联的同志一起到她那儿，帮她总结、整理的。……我们和她们一块参加劳动，参加棉花生产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帮她回复各地给她的来信，那时全国各地给张秋香的来信特别多，每天都几十封，有的是要棉花种子的，有的是要务棉花经验的，我们就帮助她回信答复。（W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特别像张秋香，既不识字，又不会说话，不会总结自己经验，要问她务棉经验，她说就是口外种好，按时锄好，打卡好就对了，硬是咱们妇联同志从她的那些话中掏出来，提炼出来。这以后她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羽毛也就丰满了，这说明在培养妇女典型人物上，咱妇联是付出了一定的心血和辛勤劳动，以及认真地手把手帮助。（“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录音整理，高小贤、贺萧，1996）
二是推广妇女务棉专业组的劳动管理形式。与每个劳动模范一起受到表彰的还有她们所在的集体——务棉专业组，如张秋香植棉小组、张桂芳九女务棉组等。当时所谓的妇女劳动竞赛，实际上是各务棉专业组之间的劳动竞赛。60年代末作者当知青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个务棉专业组，它通常是由生产队里一群青年妇女组成，然后接手生产队专门划拨给她们的一块棉田——面积大小是根据专业组的人数决定的。所谓“专业组”，有两层意思：一是她们专门从事棉花管理，很少再被抽去做其他事情了；二是她们专管这块棉田，也不再参加其他棉田的管理。为什么要通过小组的形式将妇女组织起来管理棉田呢？
妇联干部说，这便于学习和推广新技术：
为了完成当时的生产任务所采取的措施，一个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分散的妇女劳力组织起来，编成棉花作务小组，选出组长，组长的任务就是安排活路，带领妇女参加农田管理，组织妇女学习科学技术，那时农技部门发的务棉材料多得很，妇联的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农技部门组织妇女学习技术，再就是推广先进经验。（“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录音整理，高小贤、贺萧，1996）
农业干部说，这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
张秋香经验有它的特殊条件，产量高的原因，一是接受新技术，采取合理密植等一系列的新技术；二是发挥了妇女作务组的作用。锄草、间苗、打枝等都采取小组承包，责任心强。这一套组织作用很大，如果大兵团作战，新技术不容易推广，也发挥不了作用。务棉小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加强了责任感。务棉小组在当时，除过没有包产外，其他都承包了，专业组又将棉花分成行，责任到人，在作务（陕西方言，指与棉花生长有关的劳作，下同——本文注）上是责任到人了。张秋香的经验主要是专业组，将政治教育和加强责任心结合起来，调动了积极性，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技术推广。（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3）
张秋香务棉小组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在1958年省农业厅编辑出版的《九员女将务棉立奇功》一书中也得到印证：“为了保证作务质量，采取了‘分户包块、以人保行’的办法，进行彻底包干负责到底。”（第2页）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材料选编》一书中关于张秋香先进事迹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50年代末期，张秋香就创造性地在作务组里暗暗推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具体的办法是：按人分行，插牌标记，责任到人，一包到底，按产记工，多劳多得。后来这种办法还不断完善，一直沿用了几年时间，而且成为夺取棉花高产的法宝之一。（第485页）
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张秋香个人的创造呢，还是按照政府的授意去做的呢？张秋香已经不在，很难考证。但从下面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海涛在1956年召开的“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的一段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在棉田管理中是大力推广承包形式的：
做好广大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的承包工作，这是发动妇女力量的主要关键。如何进行承包呢？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建议农业社领导上，把男女劳力精确统一计算，统一规划，就是所有的活路，按男女劳力的技术高低、体力强弱和耕作难易等情况进行站队，男女分工。……全部棉田管理工作以组为单位，固定包给妇女，以加强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保证质量，便于检查，还要做好验收工作和奖惩工作。（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21）
看来这是政府有意识地推动，说明在当时的棉花生产中政府采取了比较务实的管理办法。这种管理有利于推广同工同酬，因此也较好地调动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
从张秋香的经验中，很难找到与妇女权益、妇女发展、妇女地位、妇女解放有关的内容。无论是学习和传授棉花种植技术，还是推广劳动承包责任制的务棉专业组，其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棉花的丰收增产。初期的经验材料中一些同工同酬的话题以后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棉花种植技术、棉花丰产数字与经验，以及他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记载。务棉专业组由清一色的妇女组成，但没有人将它看成是妇女组织。由于专业组大多数成员是未婚青年妇女，因此连如何处理好和家务劳动的矛盾——50年代妇联工作报告中常见的话题也都很少见。“向秋香学习”就成为一个纯粹的棉花种植技术的推广运动，“妇女解放”的议题和示范效应都不见了。
关中地区种棉花的历史悠久，解放前主要是男人的活路，妇女参与的很少：
那时家里有雇工的，妇女都不去地里做活，家里没有雇工的，到收花时妇女也要去地里，把桃子挦回来，放在院子晒开一点剥一点。去时要穿上裙子，到了地里把裙子脱掉，回来时再穿上。那时棉花种得不多，也不打尖，不脱裤腿，光打顶，产量不高。（YZX访谈资料。访谈者：高小贤，2003）
1956年随着高级社的建立，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红被取消，劳动工分逐渐成为分配中的唯一依据，这使得一个家庭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就完全取决于工分挣得多少。这时，不管妇女是否情愿去农田劳动，也不管家庭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穿衣、做饭、带孩子等一系列的家务劳动问题，为了有粮吃、有钱花，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妇女无选择地参加到农田劳动中去“挣工分”，在产棉区，选种、间苗、定苗等很多活路都开始由妇女承担。
为了调动妇女参与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妇联和政府都比较关注同工同酬问题，棉田管理中基本实行了定时、定质、定量的按件“包工制”，与男人做同样的活可以挣到同样的工分，做得好的工分还可以挣得比男人高(18)。为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这些劳模也有过斗争呢。省妇联干部回忆曹竹香当时的情况说：
她领导的男女一起下地，结果给男的记的工分多，给妇女记的少，她不同意，说要同工同酬，那些男委员就说，给你一个同工同酬了，还把你喔些（注：陕西方言，指“那些”）婆娘们都同工同酬，哪一个能比上你？而那些妇女呢又说：你这阵子当了领导了，可把我们给忘了。把曹竹香夹在中间，说不清的难处，回家就哭，这些我们和地委农工部作了研究，地委办公室和农工部还专门发表了文章，把咱们（指省妇联）对这的总结发了通报，支持了咱们。（W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1956年时妇女尽管进入了棉田管理，但男性并没有完全退出。当时政府的提法还是“发动男女棉农，学习与推广当地的外地的适合自己农业社具体情况的可行的棉花增产先进经验”（唐洪澄，1956）。但1956年以后，即大规模的以妇女为主体“银花赛”开展以后，男性开始急速地推出了棉田管理，到1958年时就基本完成了这个转变。
这个变化并不是一个男性集体主动地选择，过程中也遇到男性的阻抗。1956年《陕西日报》的社论《积极支持和帮助妇女学习植棉技术》中指出：“农业社的男社员、特别是高级社的男社员，担心女社员担负起棉花物中的大部分活路，挣得了劳动日，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妇女参加棉花作物表示冷淡，甚至责难和拒绝。这种情况，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必须认真解决。”
如何说服男性退出呢？《西北妇女画报》——一份面向西北农村、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登载的标题为《拾棉花》的连环画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故事讲的是一个丈夫不服气妻子因摘棉花挣的工分比自己高，也跑到地里去拾棉花。结果呢，因为拾棉花整晌地弯着腰，他吃不下这份苦，也拾不过妇女，就半途走了，从此对妇女挣高工分服气了（杨友仁，1955）。
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出男性当时不情愿退出棉花作务的心态。关中是一个粮棉产区，人多地少，棉花作物比小麦要费工得多，退出棉花作务，等于退出农田活路的一大半，男性担心他们失去挣工分的机会，特别是不愿意妇女比他们挣的工分多。
同时，这个故事也建构了“妇女更适合棉花作务”的一套话语：棉花地里的活费时费工，腿蹲腰弯很辛苦的，男人用不着和妇女争；妇女心细、手快，更适合棉田劳动。这套话语遍及当时的报刊文章及领导人讲话中。
仅有这套话语是不够的。为了安抚男性，政府当时的策略是鼓励男性劳动力向副业生产转移：
女社员参加棉花作物，不光不会减少男社员的收入，相反地由于她们投入劳动，使农业社有力量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发动妇女参加棉花作务，就可以腾出男劳力投入其他的活路，发挥男女劳力的特长。（《陕西日报》社论，1956）
多种经营、副业生产相对农田里的活要显得“技术一些”，因而在工分上就可以高一些。男性体面地从棉田管理中退了出来。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棉花的作务就完全地交由妇女承担，男人只剩下种棉花和拔棉秆这两样活了。
银花赛1956年发起，1958年、1959年达到高峰，为20世纪50年代陕西的棉花增产立下了汗马功劳。1958年有17665个植棉组参加了竞赛活动，全省棉花平均亩产56斤，创历史最高纪录。1959年在“鼓足干劲、再赶秋香”的口号下，百万妇女搞起100.24万亩棉花丰产田。这一年全省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大旱，但全省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仍接近1958年的水平，平均亩产50斤，其中亩产皮棉百斤以上的就有103万亩，占棉田总面积的23％（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1：174）。从棉花丰收增产的角度看，银花赛无疑是一场成功的群众大生产运动。
那么，如何评价银花赛带给“妇女解放”的成果呢？50年代至今，妇联工作的方针一直都在强调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对妇女解放的意义，但却很少有人分析和评估“劳动”与“解放”之间的关系。分析50年代的银花赛，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检讨国家妇女解放理论的真实案例。这里采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重点从劳动分工、资源的占用、权力关系几个方面入手。
关中地区地处渭河平原，适宜粮棉种植。历史上13个王朝在此建都，有过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近代以后，因地理位置的限制，现代工业发展迟缓，1949年这里还保留着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妇女在家里纺线织布操持家务，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少走出家门，大多数不从事农田劳动：
旧社会关起门来妇女谁家都不能去。回娘家时这个门出（注：指婆家），那个门进（注：指娘家），一满子不出门。只要出门就得穿上裙子，不穿裙子村上人就笑话认为是“精沟子”（注：指光屁股）。那时家里有雇工的，妇女都不去地里做活，家里没有雇工的……去时要穿上裙子，到了地里把裙子脱掉，回来时再穿上。（YZX访谈资料。访谈者：高小贤，2003）。
银花赛挑战并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使妇女广泛地参加到棉花的田间管理中去，逐渐接管了以前男人从事的劳动领地，显示出了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的能力和作用。田间劳动打破了家庭对妇女的束缚，妇女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眼界和视野得到拓宽。
传统文化将妇女隔离在一个一个家庭中，妇女缺少交往的空间。银花赛中的务棉专业组，提供了一个集体活动的空间，成为她们家庭之外的一个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的网络。她们在其中分享各种经验，提供相互支持，抵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
那时我们劳动热闹得很！现在回忆过去，我们那种生活真是乐观，快快乐乐。说是到地里去锄地，一人携个锄头，到地里去排上长长一行，又说又笑又唱歌。有时走到一块，大家都高高兴兴的。那种生活真是无忧无虑的，真是好啊！（ZXX访谈资料。访谈人：王国红，1993）
还有，妇女从来没有种过棉花，被选作为棉田管理新技术推广的带头人，在“妇女解放”大旗的感召下，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新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那时我把眼角都熬煎烂了，人家棉花的疙瘩咋不落呢？咱的棉花长得这么大，可疙瘩一个劲落呢。人家说要给棉花点白糖，我就买了几十斤白糖，可怜的热的，给棉花一个一个地上，人家说是给棉花授粉呢，可点上糖还是落呢。那时在这儿住的是县棉花站一个姓魏的。那年棉花出得好，长得美得很，下一夜霜，第二天都给蔫了，把我急的，这可咋办呢？到家给娃把奶一吃，骑上车就往县里跑，把魏主任寻着，把他叫到我那地里，他一看说是棉花让霜给杀了，要打药呢，为这我还跑到张秋香老师那儿，说是要打波儿多液（一种农药名）呢。后来结的棉花疙瘩这么大，1亩地产了301斤。从那以后产量就上去了，群众也放心了，张贞芳（务棉组的成员）他大（爹）跟她四十天没说话，这回才说了：“还是高贞贤口外棉花能行。”（高贞贤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贺萧，1997）
妇女在学习推广新技术中表现出的热情和执著，妇女在棉田管理和棉花丰产中所显示出的智慧和能力，对改变社会特别是男性对农村妇女的认识，提高农村妇女的自信心，增强她们对家庭和村庄事务中的影响力都起到了作用。
银花赛造就了一批妇女劳动模范，她们有很多的头衔：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人大代表等。她们参加各种会议，有机会见到国家最高领导，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19)，她们中的一些还被选拔为国家正式干部进了县、地级领导班子，如咸阳的鲁桂兰、张桂芳等。这在更大范围内改变了农村妇女的传统角色，使她们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被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她们因此成为50年代妇女解放的标志。
50年代国家动员妇女从家庭走出去参加农业社会化劳动，但并没有同时鼓励男人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50年代农民家庭用品的商品率是很低的，身上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手工制作的，所需要的布匹也全靠妇女纺线织布，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极其沉重。渭南地区一份介绍农业社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的经验材料中提到：
该社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最多的是整六个月，其余时间都是进行家务劳动。以两个半月为纺织时间（两个月纺、半个月织），每天以纺4两线计，两个月能纺15斤线，每斤织一丈布，共可织15丈布，平均每人一年穿4丈布，可供3个人的衣服。一个人一年以4双鞋计，三人共需12双，平均三天作一双，需要36天。剩余两个月零九天进行缝补衣服等活，再加上他们早晚加工做活，所以一个妇女一年除参加6个月田间劳动外，还可以解决三个人的穿衣穿鞋问题。(20)
这份经验材料写于1954年的春天，它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精打细算地排满了活，甚至包括早晚的加工，但只证明了一个妇女如果一年参加6个月的田间劳动的话，只可以承担3个人的穿衣穿鞋问题，它忘记了这个村当时户平均人口为4.5人，即妇女按照他的安排一年忙到头，也解决不了家庭全部人的穿衣穿鞋问题，还不包括一日三餐、做饭洗衣、照顾小孩等家务活。由此可以想象农村妇女当时的负担有多重。1956年转高级社后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时间普遍增加，而家务劳动的内容没有变，妇女只有靠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而担起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两副重担，生活就更辛苦了：
妇女白天干地里活，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推磨、喂面、做鞋、管娃。黑了还要纺花搭布（织布），一家人穿的、用的都靠织呢，经常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分不下粮食，你要生活嘛。妇女可怜得太。（YZX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4）
这种状况也包括那些著名的劳动模范，她们也不例外：
你看我那时吃苦大不大，晚上回去坐在坑头上纺线车上纺线。白天忙了一整天，黑里回来还要做家务活，我还是以往正常的表现（指一个妇女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家务劳动），不能说共产党把我解放了，我高高在上。（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妇女劳动的艰辛影响了她们的健康，当时患子宫脱垂、尿漏及妇科病的妇女很多。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回忆道：
59年那年种棉花，6亩8分棉花地。六月二十七正热，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我娃就叫“花花”。过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蹲在那，结果弄的脱肛。我说这咋办呀？把那（指肛门）可推上去。那就是月子里落得病，挣的，在地里硬捂、硬挣。（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咸阳）
省卫生厅负责妇幼卫生的干部回忆当时妇女患子宫脱垂情况时说：
58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走路吧，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拉个带子吊起来，挂在背上、脖子上，或腰带上。最严重的，我们发现，因为子宫脱出来，经常是臭乎乎的，有的被猫咬了，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当时省卫生厅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治子宫脱垂，主要是用子宫托，那时我记得我在上海订了一万多个子宫托，发下去。……子宫脱垂是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产后又不能很好地休息，比如务棉花，是蹲到那里，这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我们查到全省有子宫脱垂的妇女5万多。（YRZ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郭慧敏，1997）
生活如此地辛苦和艰辛，广大农村妇女很难将它和“解放”相联系。由此看来，妇女在“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并没有得到原先许诺的“解放”。
种棉花原先是男人的活路，没有人说过男人不适合种棉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植棉劳动模范几乎都是男性，如当时最著名的植棉能手是韩城县的柴明选，1950年他的9亩棉花亩产106.7斤，1951年亩产112.3斤，先后出席陕西省、西北局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2年中央农业部授予他西北植棉能手称号（卫玉文、杜志让，1994）。
银花赛过程中建构了一套“妇女适合种棉花”的话语。所谓的适合，其实不是男人干不了，而是随着新技术的推广使用，棉田管理的活路越来越繁琐、细致：
棉花是无限花絮作物，在下霜之前一直生长，容易长荒，要打芽整枝抑制生长，工序很多，打芽子、打顶、除草、防虫……稍微务不好就荒了，芽一出来就要掰，不掰不结果。工序主要靠手工，男的不合适，因为要弯腰，蹲在地里，妇女适合。（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3）
这些活路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整天地“弯腰蹲地”，做起来不需要大的力气但却“把做人”（陕西方言，意思是让人难受，极不舒服），不是这些活路妇女适合干，而是男人不喜欢干。20世纪末家庭联产责任制后，作者在渭南下乡时发现男人又开始在棉田干活了，政府表彰的植棉劳动模范又有了男人。
在20世纪50年代末男人退出了棉田管理劳动，但却仍然担任着技术指导——许多务棉专业组的技术员是男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作者插队的地方，男人又参加了棉花田里的拔苗、定苗、锄地等活路，只是这个时期记工分已经不是“同工同酬”，男人和女人一晌干同样多的活，工分却是男10分、女7分。最初在动员妇女时强调的“同工同酬”，随着整个棉田管理的活路交给妇女之后消失了。因为不存在男女“同工”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了“同酬”的斗争。妇女的工分也随之降了下来，男性从事的副业生产、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活路继续保持着高工分。60年代后生产队普遍实行的是评分制，半年或者一年一评，基本维持着男10分、女7分的模式。
妇女大规模地参加棉田生管理，在棉花丰产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并没有改变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男高女低”的格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继续得到保持。
银花赛中这批著名劳动模范，政府给了很多的政治荣誉和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使得她们充满妇女“解放”的自豪感，一位劳模讲到她第一次去北京的情景：
嘿，我的天哪！那简直是不敢新旧对比，一比那就是由地狱里头到天上去咧。我的心情激动地睡都睡不下，高兴的，乐哉的，我睡不下，坐不下。我的天呀！吃的那饭，住的那地方：北京饭店么！你看往进走，那门还转呢！……我们几个开会猴得很，张秋香，山秀珍，曹竹香……一黑里还唱戏呢！弄的碟碟，碗碗，线板子一天还纳鞋底子呢！线板子敲上，筷子敲上，唱戏呢！（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57年我见到毛主席了。……你看这个主席见了那个主席见了，一天商讨国家大事。省上也叫，中央也叫开会呢！……到58、59年我就认为我彻底解放了。（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但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她们传达出的信息是混乱的：她们为妇女的同工同酬与男性领导争论过，同时认为做好家务劳动是妇女的本分天职；她们说服婆婆让年轻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同时也在劝说挨丈夫打的妇女不要离婚；她们宣传婚姻自由，却坚守着自己的不幸婚姻不愿意改变；她们一辈子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老来一度却生活凄凉，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生活。
她们的经历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这场以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50年代中国政府和妇联组织一直强调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继续前进的方向”(21)。但对什么是“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却没有清晰的解释。斯维尔德洛夫表述的是“公共的社会主义生产”，《人民日报》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及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生产劳动”(22)，这就意味着在当时农村，妇女只有参加农业合作化这样带有集体经济成分的劳动，才有可能迈向“解放”。
这样的解释，便将农村妇女一直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排斥在外，被认为是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抹杀了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和家务劳动对家庭经济的贡献，随之也就贬低了妇女对家庭经济中的贡献。看不见家务劳动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又带来对从事家务劳动妇女的“污名化”。给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妇女扣上“懒汉”“依赖男人”的大帽子，这在50年代的宣传资料中，特别是妇女刊物中很常见。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说妇女结婚嫁人就是寻个吃饭的地方，这长期以来就养成了妇女的依赖思想。针对这样情况，我们当时提出了打破旧观念，树立劳动光荣，批判二流子懒汉思想，妇女要解放，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才能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求得男女平等，要没有这一条，光知道抱娃娃围着三台（锅台、灶台、炕台）转就是把你挣死、累死也解放不了，要真正解放，必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这是一条根本道路。（“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录音整理，高小贤、贺萧，1996）
对农村妇女的低评价，也表现在银花赛中：一方面农村妇女扛起了棉田管理的主要任务，成为各地棉花种植、棉花丰产的主力军，但同时，各种报刊文章及文件中却一直在说“教育”和“发动”农村妇女参加棉花丰产运动。她们始终是运动的“客体”，处在“被教育”和“被解放”的位置。
所以，银花赛的结果也富有戏剧性：1958年、1959年陕西棉花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好收成；农村妇女已经代替男人成为棉田管理的主力军，实现了“大规模地参加社会劳动”。可是，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社会化生产”，却没有感受到“解放”的滋味，一位劳动模范回忆说：
妇女要参加劳动，那时候，唉，把妇女也给得太扎了（方言：太为难妇女了）。拉架子车，把你断到（方言：赶到）地里去。别人（注：指男人）都大炼了钢铁了，弄到一岸子（方言：远处），修渠呀，打堰呀，家里农业生产全成了妇女了。玉米都是妇女砍呢，妇女着了急，没办法，拿个镰把那削了，根都不要了，挖不动嘛！有啥办法。……地里干农活一满子成了妇女了。……爷！妇女可怜的，挣死挣活的，来月经，怀娃，啥给人家不干？（LGL访谈资料。访谈人：王国红，1993）
80年代初，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发的不断深入，新的妇女问题不断涌现，刺激着中国的妇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国际妇女理论研究的成果相继被介绍进来，特别是社会性别理论。可是反观妇联的农村工作，无论从思路和形式上都仍然继承了50年代的传统，全国范围的“双学双比”活动不就是“银花赛”的翻版吗？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发动，农村妇女仍然被看作是“低素质”群体。
看来，清理20世纪5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对当代中国的妇女运动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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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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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小贤，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
(2) 20世纪50年代末，有一部描述五位少数民族妇女劳模的电影《五朵金花》很受欢迎，受此影响，妇联和媒体将她们五人誉为“五朵银花”，“银花赛”也因此得名。
(3) 1996年至2000年，作者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贺萧（Gail Hershatt）合作在陕西农村进行“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口述史”田野调查，本文部分资料采用了该课题访谈数据。
(4) 1951年棉花产量超过“二战”前最高水平，如以“二战”前产量最高的1936年为100，则1951年为123，1952年为152，1953年为139。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对机织棉布的消费量，1950年为11.99市尺，1953年增加到23.08市尺。市场棉布供应量增长比例：1951年33.47％，1952年17.18％，1953年47.8％。此处数据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2、273页。
(5) “棉花不仅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而且也是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必需的物资之一。比如制造飞机、汽车的轮胎、绝缘材料以及人造丝等，都需要棉花。……因此，大力增产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也是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项重大任务。”参见谢怀德：《发动妇女做好棉田管理，争取棉花大丰收》，《陕西省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专辑》，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年。
(6) 1950—1955年的粮棉比价在6.8—8.5之间波动，即0.5公斤棉花折合小麦3.4—4.25公斤，高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下粮棉比价的应有值1∶6.5。1956年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不再公布粮棉比价，但粮棉比价一直对棉花生产起着重要影响。以1956年陕西为例，每50公斤小麦的平均价格为10.05元，而50公斤的标准级棉花的收购价格为78.35元，粮棉比价为1∶7.8。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7)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
(8) 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陕西省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专辑》，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年，第24页。
(9) 195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推广张秋香植棉经验”的指示。
(10) “保证条件：一、首先克服以往认为妇女麻达（方言：麻烦的意思），给他们授技术是劳而无功，和不愿意做妇女工作的落后保守思想，帮助广大妇女在学好文化的基础上学好技术。二、帮助业务区所有高级社在夏收后秋收前，都建立起技术业余学校，给他们有经常学习文化与技术的机会。教会妇女技术员学会使用三仪器，即地温计、温度计、波美比重计。保证做到业务区70％以上的不识字和初懂文化的妇女、80％以上参加民校的妇女、90％以上的高校及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学会：①双铧犁、播种机的安装和使用技术。②识别红蜘蛛、棉蚜、盲椿象和药械配置、使用、防治等技术。③棉花的整枝打卡等技术。”《陕西省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专辑》，第27页。
(11) 省妇联主任在1956年的大会讲话中曾检讨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差，从现在起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工作作风，从思想上把这项工作重视领导起来。”见海涛：《在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上的讲话》，《陕西省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专辑》。
(12) 《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6页。
(13) 《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第386页。
(14)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动员广大妇女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50页。
(15) 国家过渡时期农村妇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更进一步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坚决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并在这一基础上争取逐步实现农村妇女的彻底解放”。《动员广大妇女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第8页。
(16) 同上书，第50页。
(17) 可从文章的小标题看出：精细整地，多施底肥；粒选良种，温汤浸种；早下种，下足种；分期间苗，早定苗；适时追肥，分期追肥；勤中耕，多锄草；根据天气，实施灌溉；精细打卡，特别重要；消灭害虫，改进拾花技术。
(18) 参见康增辉、刘绍业：《陕西省大荔县黄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载《动员广大妇女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第49页。
(19) 张秋香访谈中提到，全国棉花会议她每次都参加。
(20) 参见康增辉、刘绍业：《陕西省大荔县黄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载《动员广大妇女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第51页。
(21) 参见社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人民日报》1960年3月8日。
(22) 《动员广大妇女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斗争》，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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