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性别与劳动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性别与劳动_社会性别研究译丛: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金一虹⁽¹⁾

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逐渐形成了以女性劳动力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计划调节模式。但是这种劳动储备机制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它伴随着女性工作领域的扩展，并曾因此打破了劳动就业领域中的性别边界。本文以“文革”时期（1966—1976）的“铁姑娘”运动为焦点，分析国家对妇女组织动员的深层经济动因和意识形态的蕴涵，分析国家动员与行政干预是如何影响那一时期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对女性和社会性别关系复杂多元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自：这一时期被称为党的喉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文章；劳动部机关杂志《劳动》与全国妇联有关文献、部分省市的《劳动志》《妇女志》；此外，还使用了报纸杂志发表的部分回忆和专访文章。还有一部分来自我从1996年以来所做的若干个案调查，包括：与南京郊区两个原“铁姑娘队”成员、NJ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部分成员、SL油田原女子作业队三个集体部分成员的焦点座谈，以及其他参加过铁姑娘队的农村女性、城市女知青的个案访谈资料⁽²⁾。

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城市妇女开始进入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工作”领域。这种趋势在“文革”期间被进一步推到了顶峰，农村妇女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农业劳动上努力做到“男女都一样”。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铁姑娘”组织和“铁姑娘”形象对推动这一变化起到的关键作用。她们“挑战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行动不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那时的妇女要挑战劳动性别分工？她们是出于自觉，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而挑战吗？政府又为什么要鼓励妇女挑战劳动性别分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男女都一样”作为那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话语”，是否真的改变了劳动性别分工？⁽³⁾在中国城乡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

要了解“文革”期间就业政策的变化，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妇女大量进入传统非女性行业的历史背景。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镇用工基本延续了50年代政府承担所有就业和工作分配责任的“统分统配”政策，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50年代末，在激进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城镇妇女大量进入了钢铁、建筑、矿山、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突破了妇女劳力多聚集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传统分工格局。这种突破是中国劳动用工计划调配机制的产物。如50—60年代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邓颖超在1953年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所强调的，女职工在重工业部门“逐年增加”，是妇女们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号召的结果⁽⁴⁾。

事实上，劳动的计划调节机制在“文革”前早已形成。在“先城后乡”（“城市居民第一，农村农民第二”）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了劳动的“一级蓄水池”，而农民则成为“二级蓄水池”。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度相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国家在调配过程中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对妇女的劳动动员首先是出于国家的需要，由此改变了性别分工体系是调配的结果，而不是目的。政府鼓励女性就业，并为城镇妇女提供了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但是这个空间的提供是有前提的：女性必须扮演工业辅助劳动力的角色⁽⁵⁾。

蒋永萍认为，“大跃进”期间（1958—1960）的就业政策明显地提高了城市妇女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层次，妇女在更多的领域被雇佣。但男女在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为日后妇女就业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蒋永萍，2001）⁽⁶⁾。我并不赞同男女被一样地分配在了所有就业领域中这一判断，也许从行业分布角度说，“大跃进”确实导致了男女一起工作以及弱化了性别差异的趋势（故有“去性别化”之说），但是，在职业层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去性别化”——男性和女性从未在所有职业中同等分布过。确切地说，女性在工业中总是被边缘化，她们分布于较低等级位置。而在农业部门，农村妇女按惯例也总是作为辅助劳动力发挥作用。

谈到中国的女性劳动，就必须考虑到政治动员对整个社会劳动组织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通过群众运动实现某个组织性目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手段，它还构成一种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将生产并推展出一个关键的、关系到女性劳动分工的象征的和意识形态结构。

自1955年始，《人民日报》形成一个新的惯例，即每年3月8日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些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是年妇女运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指示，或政府那一年对女性以及妇女运动的政治方向重要变化的方向标⁽⁷⁾。

通过这些社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的主题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以外，其他年份的主题都集中于如何动员妇女以及如何将妇女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之中。比如，1956年的《人民日报》指出国家应该彻底解放妇女，以便“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八年后，则急迫需要妇女们“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胜利”。如果1966年的社论告诫妇女要更加“突出政治”，那么1974年的社论则宣称要“所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因此，在我所研究的年代中，妇女解放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妇女运动又被还原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

这种动员妇女的模式早在“文革”前就已臻成熟。但是，“妇女运动”在“文革”的两个特殊时期被打断：1967—1972年，“文革”风暴初起和造反派夺权的关键时期；1975—1976年，各派政治势力此长彼消、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的巅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与“继续革命”主题压倒一切，阶级问题代替了性别问题，与妇女有关的“解放话语”也统统让位给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77年年底，《人民日报》引用了毛泽东1932年的观点：“只有阶级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⁸⁾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中国历史上，妇女运动总是处在从属的地位，在党内权力斗争的关键时期，妇女运动按惯例总是要为之让路的。

但是性别议题的缺失，不等于不需要组织动员妇女。就像1965年《人民日报》社论所强调的：党的政策一向都是男女一齐动员的⁽⁹⁾。在“文革”中那些没有“三八”妇女社论的年份，《人民日报》在3月8日前后也总是会刊登如“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¹⁰⁾。

如果说“文革”期间动员妇女的模式有什么有别以往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动员的直接性。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表现在：将妇女组织到各项政治斗争之中和将所有的性别问题提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仍以《人民日报》为例，“文革”中每一场政治斗争都会发布著名妇女、妇女团体积极呼应的署名文章或有关报道⁽¹¹⁾。另一方面，涉及性别分工、男女同工同酬、培养使用女干部等性别议题，也必然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与当前的权力斗争相联系。当需动员妇女促进生产时，就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指责他散布了“妇女落后论”和“妇女无用论”；当强调“男女同工同酬”以调动妇女的劳动热情时，就揪出了一个说“同工同酬不合理”的“地主婆”⁽¹²⁾。这一动员模式基本可以概括为：确立一个政治批判的目标，然后树为斗争的靶子，进行批判斗争；再树立一个大众学习的典范，通过先进典型“引路”进行一系列动员。在这个进程中，妇女看起来是被动员和被组织的对象，而且她们的参与在表面上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文革”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动员的直接性。由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基层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冲击，此外毛泽东出于对他们可能采取“阳奉阴违”手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大都采取直接向亿万群众发号召的方式进行。这种最高领袖“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和对权威的崇拜，也需要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热情推动。成功的动员模式需要制造一个又一个能激起群众热情的口号、符号和仪式。这是一个需要创造先进形象并由此激发“革命激情”的年代。“铁姑娘”和“铁姑娘”式的女子战斗队，就是“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妇女先进典型，也是这种激情政治动员模式的产物。

一说到“铁姑娘”，人们自然会把它和“文革”时期的“解放话语”——毛泽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著名论述联系在一起，把它视为挑战劳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代表。实际上，“铁姑娘”的诞生和日后被广为宣传，首先不是为了挑战性别分工制度。大寨的“铁姑娘队”诞生于1963年的一场大洪水；它最初是以具有铁一样的肩膀和吃苦耐劳意志的“劳动突击队”的典型出现的。“铁姑娘队”并没有打算与男性竞争，也没有挑战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指向。但在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大寨大队已不单纯是一个农业先进的样板了，而是成为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先进经验的生产地——“要什么经验有什么经验”⁽¹³⁾，大寨“铁姑娘队”的声誉被国家媒体不断抬高，赋予它不同的政治意义。从最初的突击队到“战天斗地”积极参加革命批判的革命集体，再到体现“先治坡后治窝”、将集体事业置于私人家庭之上的“公而忘私”的先进组织，继而成为体现“男女都一样”的妇女解放思想、“顶起半边天”的妇女解放理想的妇女英雄形象。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妇女“解放话语”。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类似“妇女翻身”“当家作主”的宣传话语，妇女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大跃进”时期以妇女“走出家门”为象征的“妇女解放”；80年代初“大干四化”以及后来强调妇女需要具备“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四自精神”⁽¹⁴⁾。在所有这些妇女解放的话语中，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在《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作为毛泽东的正式语录引用过）⁽¹⁵⁾。毛泽东第一次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这句话是在1964年6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看到有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如是感慨。直到1965年5月27日由《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但也只是作为“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提及。权威报刊对这个口号的第一次正式引用是在1970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这一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从1970—1973年，这个语录使用频率之高，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文革”时期很流行的一件事就是“发现”领袖过去的话语，每一次“发现”都会赋予重要的新意义。领袖六年前的感叹如今变成“最高指示”，并因此成为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最权威诠释。“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这句话生动地抓住了对于性别平等的理解的本质，即一贯鼓励女性以男性为标准。这实际上仍然体现了男性中心文化的价值体系，即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

这句话被提升到“最高指示”地位并被空前热情地广泛宣传，反映了“文革”时期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巨大需求。这口号的核心是：不论政治斗争还是农业生产，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甚至要比男性更忠诚、更忘我。新的解放话语要求产生新的女性模范形象以供全国学习。因为大寨“铁姑娘队”在生产和革命方面都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再加上她们在劳动和大批判中都不甘落后于男人，因此，她们成了新的解放话语的典型形象。

“铁姑娘”形象的创造相当重要。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过许多著名的女性模范形象。比如“大跃进”时，模范的妇女和妇女组织都曾以古代女英雄穆桂英和花木兰作比喻⁽¹⁶⁾。但是，比作穆桂英和花木兰都仍然是从历史和民间文化中寻求激情和符号，而“铁姑娘”则是20世纪60—70年代一个没有涉及任何历史素材的天才创造。而且，作为一个只属于“文革”的全新的女英雄，“铁姑娘”既体现了毛泽东“男女都一样”的号召，也表现了妇女可以做到所有男同志能做的事⁽¹⁷⁾。“铁姑娘”诞生之后，其形象意义被一遍又一遍地阐释，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妇女劳动模范的意义。它完全变为一个符号，一个让“文革”时代对男女平等概念普遍再现的符号。

大寨“铁姑娘队”在全国广为宣传的结果，就是大量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涌现，分布在石油、电力、煤矿、运输、林业、渔业等行业。新闻报道见诸报端的有：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带电作业班、女子架桥班、女子搬运班、女子掘进班、女子民兵班、女子拖拉机班、女子锯木队、女子海洋采殖班……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会以为是领袖一呼百应，妇女就会自动组织起来。这未免把政治动员简单化了。实际类似“铁姑娘队”的典型确实存在，但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普遍⁽¹⁸⁾。

大多数类似“铁姑娘队”的女子专业队，是出现在具有强大宣传组织能力的大型团体、准军事化机构，比如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电力工业。而且就我调查所知，这些专业队没有一个是个人自动发起的，换言之，妇女们是被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

“铁姑娘”运动的出现是多重因素的结果。

首先，它与当时地方性的劳动力短缺相关。虽然“文革”时期总体上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但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带来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在《人民日报》使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频率最高的三年，恰恰是中国农田基本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从1971年起，长江以南开始推广双季稻，以三季谷物取代一季水稻和一季小麦；长江以北推广谷物两熟制，这种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紧缺是显而易见的。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对这一时期农村妇女队伍报道的研究表明，组织妇女突击队的真正原因是男性因从事农田基础建设而离开农业，因而，缺少足够的劳力来从事农活。很明显，《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关于同工同酬报道和社论最集中的1972—1974年，恰恰也是农村劳动力最短缺的时期⁽¹⁹⁾。

这一时期因男性劳动力流动到非农部门而导致农业女性化初露端倪。我采访南京郊区两个原铁姑娘队成员时，我问：“队里缺少劳动力，为什么不组织男青年突击队？”“你们做了男人原来做的活，那男人们都做什么去了？”我的被访对象既惊愕又感到新鲜：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呢？一一细数一下，男人到城里打零工、进社队企业、参军……原来，男性比女性有更多流动出农业的机会，妇女们不得不承担起农业上的“男人活儿”⁽²⁰⁾。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规模没有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那么大，但农业于60年代末在许多地方仍然出现了女性化现象。比如，1969年《红旗》刊登了一篇关于对黑龙江省兰西县的一次调查报道，这一地区因男劳力外出，妇女实际已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力。她们承担了87.5％的农活⁽²¹⁾。1972年《红旗》刊登的另一篇调查显示，上海郊区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劳动力已占到65％，个别地区甚至达到70％⁽²²⁾。

在城市工业部门，之所以组织女子专业队伍，源于政府“统分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导致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女性劳动力比例过高而难以安置。我曾访问NJ港务局原“三八女子搬运班”的工人，问她们为什么妇女会被分配做搬运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她们的回答既简单又质朴：市政府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难，用指令性计划把她们200多个女知青分派到港务局工作。港务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女知青，除了分配她们去做搬运没有别的办法。女工们很理解上级的难处，同时表示在那样一种就业机制下，她们自己也别无选择。原女子搬运班班长玉珠（化名）说：

港务局的活就是搬运，当时不那么分配，叫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分了……知青回城本来就是最下层的了，还能挑什么呢？⁽²³⁾

再以油田为例。油田是另一个大量使用女职工的部门。如SL油田，我在2001年访问该油田时，尽管几年中因下岗和内退女职工比例已下降，但仍占到总劳动力的34.8％。女职工多了意味着许多人必须要参加野外作业。SL油田工会的女工部部长连英（化名）有一生动比喻：

计划经济时代，女的招多了，后勤60％都是女的。都上后勤也不行，总得有人上一线呀。实际上一线也是女的多，男的就像“葱花”一样，给每个队分几个，给壮胆……后来男的“葱花”不够“撒”了，干脆就组织女子班组了。⁽²⁴⁾

为什么重工业部门会吸纳如此之多的女职工？首先，油田女职工的来源之一是老油田转战而来的女职工；其次，因为征地，作为土地补偿必须在周围农村招一定数量的失地农民（包括女农民）；而且，“油田不招女的也不行，没有女职工男职工不好找对象”⁽²⁵⁾。因此，在油田性别比例的平衡十分必要。将工人的婚姻纳入用工考虑也是计划经济下就业政策的一大特点⁽²⁶⁾。

女职工的另一重要来源是职工家属，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2000年前，油田工人的所有子弟都可以在油田内安排就业。

组织妇女队伍显然是应对多重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但是，一旦这样的队伍组成以后，常常会创造出未曾预料到的意义和作用：一些地方领导发现，清一色的女性队伍可以激励妇女从事重、脏、累、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几乎所有的纯女性队伍的受访者都认为，女性组织起来后工作更为出色，甚至超过男性。原妇女搬运队队长玉珠说到她的“三八搬运班”——

我们干得比男人还要强，男的干不过我们。我们比他们有耐力，劳动时间长，让他们来干我们的活，他们还受不了呢。⁽²⁷⁾

另一个前“三八搬运班”班长肖魏（化名）自豪地说，女子搬运班1975年刚刚成立，1976年她们就被“评上局里的先进了”，此后她们“年年被选为模范”。她说：“老是我们先进，大家也服气。（我们）一个个干得跟疯子似的。”⁽²⁸⁾

如果她们意识到是热情忘我的工作给“铁姑娘”们带来了荣誉、声望和权威，那么，SL油田的一个女子作业队原成员李静（化名）则强调了组建女子工作队还具有消解妇女在过去受到某种“保护”的意义。她说“过去女的受照顾”，自女子工作队建立以后，她和她的女性战友们凡事“必须全部自己来”，有意思的是这位原油田女子作业队副指导员对这种无需男性照顾的独立满怀自豪：“即使是重体力活儿我们女子队也做得比男的好。我们每年都被局里评为模范队，还两次被授予省一级‘政治、工作先进女子队’。”⁽²⁹⁾

然而，尽管女子专业队得到官方认可，但她们同时也须承担一般人不喜欢的任务和因此产生的身体不适。南京郊区原“铁姑娘队”队长殷葵珍（化名）敏锐地指出，铁姑娘干的都是别人最不愿干的、最艰巨的活：

突击队专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春天下秧、催水、踏水车……收割的时候整整一夜不睡，第二天照样出工。两个棒小伙都累倒了，一倒在地下就睡着不肯起了，我们比他们强，有个比我大点的姑娘腿上全长了“核子”，都化脓了还是不歇。⁽³⁰⁾

女性在单一性别的团队中之所以比分散劳动表现更出色，一方面因为一起劳动使她们彼此产生以性别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进而增强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另一方面，女性团队也容易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她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并由此激发了她们的工作热情。除了她们的热情和实干外，女子队伍“指哪打哪”，服从命令听指挥。因此，地方基层组织更喜欢使用女子专业队。此外，他们还发现，女子专业队给一点荣誉就会热情倍增⁽³¹⁾。

通常是那些对政治话语敏感的基层干部能够把握“铁姑娘”形象的再生产和再表述的主动权。但是，他们能够有效使用性别平等话语的程度也要根据当地现存的女性动员和组织程度来决定。比如带电作业本来是电力系统1958年的一项技术革新，原与劳动的性别分工无关。1973年水电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带电作业现场会时，安排了鞍山电业局两个女电工做带电作业表演。选择女性表演的原因多半是更能展示“文革”期间妇女参与到非传统职业领域的“新生事物”的考虑，结果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上海、广州、鞍山、武汉、郑州、长沙等地电业局都纷纷建立了妇女带电作业班⁽³²⁾。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干部都具有这样的政治敏感。比如，我访问NJ港务局女子搬运队的女工时，她们称港务局的领导“都是装卸工出身，都很朴实，也没多少文化，没想那么多，也没那么高的境界”。根据这些女工所说，港务局里的领导最先并没有意识命名“铁姑娘队”有什么价值，是群众把这个能干的女子班组称为“铁姑娘班”的。她们强调自己“不是官方任命的，而是群众‘任命’的”，但“没想到，这一叫，出了大名了”，成了全国学习的旗帜⁽³³⁾。同样，南京郊区的“铁姑娘队”其实叫做“青年突击队”⁽³⁴⁾，但是，群众将苦干的女子专业队统称为“铁姑娘队”，这意味着“铁姑娘”的形象已经家喻户晓，而且还被群众普遍接受了。

综上所述，妇女被鼓励做传统意义上男人的工作，主要是基层组织基于劳动的结构性矛盾等务实的考虑，即使是使用“男女都一样”的性别平等话语，也主要出于鼓励女性为组织目标更加忘我奋斗的目的。油田在我所做的三个女性集体个案中，劳动环境最艰苦，政治动员力度也最大、最有效。油田女子专业队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庄严的宣誓和严格的遴选（只有思想好、身体好的女青年才能进队），她们被编为连、排、班实行军事化管理。队员们每天要背诵毛主席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指示，强化她们为妇女争光的意识，使得女子作业队能够“坚持下来”，“没人当逃兵”⁽³⁵⁾。尽管如此，雄心壮志并不能使女子采油队和其他“铁姑娘队”的成员们避免严重的伤病，也无法避免对“铁姑娘运动”的怀疑和批评。

“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对“铁姑娘”式的专业队和鼓励女性挑战生理极限的做法已产生怀疑和不同的声音。女子专业队的弊病逐渐显露，很多劳动超出女性体力能承受的限度，比如搬运大件，一个人抬不动，需要两个人“合把子”（合抬），结果“个个都有腰肌劳损”⁽³⁶⁾。油田作业队女职工年复一年从事野外重体力活，差不多个个都落下了毛病：腰椎间盘突出、“老寒腿”（关节炎）、妇女病，还有小便失禁的——因为野外作业女性小便不方便，女工们不敢多喝水，有尿硬憋，憋出来的毛病。“落后的队员”已不想坚持野外作业，有的想法调走，调不走的也变法儿请假⁽³⁷⁾。这个作业队维持了五年，1979年“‘四人帮’一打倒”就解散了。用油田女工部长的话说：“再不解散不行了，一个个都落下病来了。”⁽³⁸⁾

1979年，全国妇联在肯定了妇女专业队对“打破束缚妇女的旧习惯，破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思想，树立妇女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妇女干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后，委婉地发表了否定性意见：

某些专业队，劳动过重，不利于保护妇女劳动力，不利于保持妇女的持久的劳动热情。对这种专业队，要在肯定成绩、保护妇女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合理地加以调整。⁽³⁹⁾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也表达了对“劳动过重”的农村妇女专业队“不要勉强坚持”的意见，康指出：不要“一讲男女同工同酬，就要男女拼体力……要从妇女劳动特长、生理特点和家务负担等实际情况出发，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尽量把她们分配在适合妇女劳动的工副业岗位上，充分发挥妇女的积极作用”⁽⁴⁰⁾。

1990年1月18日，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布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强调“为了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及其子女的正常发育和成长”，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森林伐木、建筑业脚手架组装、电力电信业的高处架线，以及连续负重和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等强体力劳动、间断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从此，女职工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工矿企业各类女子专业队纷纷解散。

但是女职工自己认为新规定并不总是保护她们的利益。1985年交通部就要求港务局将女工们调离搬运工岗位。但港务局表示安排不了，女工们自己也不乐意调离。《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文件下达后又拖了两年，“三八女子搬运班”才不得不解散。被这些规定“保护”的女工们因为转为辅助工后工资一下少了一大块，所以她们说，“这一解散倒坏了”，不仅收入少了，几年后她们又因“从事重体力工种”不得不提前退休了。在农村，“铁姑娘队”存在的时间本来就很短暂，这一代“铁姑娘”到了嫁人的时候，“铁姑娘队”也就自然消亡了。

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铁姑娘”运动？如何认识它的意义以及它对参加或未参加“铁姑娘队”的妇女们的影响？尽管如前所述，“铁姑娘队”并没有全面开花，但应该看到许多没被组织进“铁姑娘队”的女性仍然积极认同“铁姑娘”精神。妇女对是否被组织进“铁姑娘队”并没有多少个人选择，但是否用“铁姑娘”精神工作、生活，则有很大的主动性。因为她们高度认同“铁姑娘”这一形象所表现的“男女都一样”的性别平等理想，“铁姑娘”的实践也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分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铁姑娘”运动不仅存在，而且它的意义已远超过被组织命名的“铁姑娘队”的有限实践。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于“铁姑娘”运动所代表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实践的评价颇为多元，但总体来说，否定性意见占了上风。批评者认为“铁姑娘”以男性的标准争取“男女都一样”，是对男女平等的歪曲，会将妇女解放导入歧途。一些人则嘲弄铁姑娘形象的男性化特征⁽⁴¹⁾。“铁姑娘”表现出的男性化审美旨趣，招来激烈的批评，特别是遭到那些认为“铁姑娘”使“女人失却‘女人味’”的男性的猛烈抨击⁽⁴²⁾。

但是，如果脱离了亲历者的切身体验，我们将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铁姑娘”运动实践的得与失。如果我们倾听一下那些当时直接参与“铁姑娘”运动的女性的声音，就会发现，她们的声音同样非常复杂多样，她们对那段生活的感受可以用“爱恨交加”相概括，但是主体是予以积极评价的。

玉珠回忆当年时说：“装卸真不是人干的！现在想想都后怕。最重的时候我背过240斤，现在不能想象自己当时是怎么干的了。”⁽⁴³⁾

肖魏回忆她“在女子班的五年里”充满了快乐。她说她后来调去了办公室，但还是割舍不下搬运队。“后来调到机关，心里还是离不开这个集体，每天都要去码头，看水，有空就到班组……就像人的初恋一样，刻骨铭心。”⁽⁴⁴⁾

李静回忆她在女子作业队的生活时说：“那段日子虽然苦，但挺锻炼人。”她强调女子作业队“培养出了不少女干部，大部分是科级干部，我们队还出了两个处级的（干部）”⁽⁴⁵⁾。

在油田女子作业队担任过指导员，且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淑琴（化名）反思那一段岁月，说：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男女平等不应是硬要女同志去和男同志比体力。硬比的结果——你摸摸我这儿（她的腰部终日扎着宽宽的护腰），我的腰还绑着呢，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那段红红火火的生活永生难忘。不能因为打倒了江青就全盘否定了女子作业队。但要是现在再组织女子作业队，我会坚决反对！⁽⁴⁶⁾

在做过多项个案访谈后，我首先感到的是“铁姑娘”个人体验在城乡间有很大差异。农村铁姑娘常常把在“火红年代”的铁姑娘队的“战斗生活”视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们从这段经历中得到高度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我们经常到乡里开会，”殷葵珍（化名）回忆道，“有许多出去的机会。我们当时的政治荣誉是很高的。”⁽⁴⁷⁾

吴学珍（化名）回忆道：“那时，大家对我们（铁姑娘）很钦佩”，“那时农村男的也喜欢找能干、能吃苦的女孩，不像现在只图漂亮……（那时男人）对我们很爱慕”。吴继续说：“他们最多会说，怕你太积极了。”⁽⁴⁸⁾

农村妇女需要面对的是维持劳动的性别隔离的异常强大的文化规范和文化禁忌——有许多流传广泛的说法，如“女人不能扶犁”“女人不能进场院”“妇女臼墙，人畜不旺；妇女摸梁，人病畜亡”⁽⁴⁹⁾……这些长期存在的行为规训和角色限定，将她们置于一个“男女不一样”和“男女不能一样”的性别意识形态主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们要想做“男人活儿”时，不可避免地要与旧的性别角色规范、禁忌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提倡的性别意识形态“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就成了农村妇女挑战这些规范的最有力武器。当她们跨越了那些陈规时，个人的主体性得以建立，她们也由此获得了一种解放了的自由感。

2003年有“铁姑娘之母”之称的郭凤莲对“铁姑娘”运动的反思，是对这种自由感的最好注释——她说村里上一代妇女留“三寸金莲”、婚姻没有自主权、家庭里没地位的状况对她们这代女青年形成强烈刺激，使她们相信“只有靠劳动才能解放自己”。对郭凤莲这一代女性来说，“女性不再扮演‘男人附属品’的角色，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渴望的目标”。虽然她们“干着强度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郭凤莲敏锐地指出，“她们的精神却是自由的”，“每天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白天干活，晚上还演戏”⁽⁵⁰⁾。

因此，农村妇女虽然承担了男性的重担，但她们并不认为是对女人、女人天性的扭曲，相反认为“铁姑娘”运动是一场改变农村几千年的性别约束和压迫的性别革命。更重要的是，这种勇敢的性别越界，获得了官方话语的认可和赞扬。

但是，当城市女职工回忆往昔时，她们大多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叙述她们过去的经历，完全没有农村妇女叙述时的激情。部分原因和城乡妇女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差别有关，也和她们对男女平等的认知，同时也和她们今天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城市国有企业女职工普遍享有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甚至因为实行计件工资，NJ港务局的女搬运工“拿的钱比男的还多”），国家对女工有“四期”劳动保护，城市女职工享有两年一次的妇科检查，企业里还有女工卫生室，这些都是农村妇女享受不到的。她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往往是体能和技能的限制。更进一步说，她们与其说感受到社会分工体系内的性别不平等，莫如说更多体会到的是阶层差异带来的不平等。虽然搬运工也是产业工人，但是“蓝领”中“最苦的苦力”，因此她们有很强的人在“底层”的意识。这个意识在对原“三八搬运班”的成员访谈中被多次提到。其中的一个成员回忆道——一次“我正背着一百多斤重的东西往上运呢，上面二三等舱的人往下扔瓜子皮，我们真像旧社会的码头工”。

她继续回忆到作为搬运工感受到的不尊重：“一块六尺长的搭肩布，肩扛着货，踩在跳板上，和电影里一个样。那理货员就像工头。知青下来就是最下层的。搬运不是人工作的地方，港务局所有犯错误的，都下放到装卸队……”但是她又强调：那时管理层和工人关系较融洽，“货轮一来，布一搭，所有的科室干部都得跟着去干活。到涨工资、当劳模，（干部）都让。哪像现在的干部，家里的垃圾都和普通人家的不一样……那时累得无怨无悔”⁽⁵¹⁾。更重要的是“三八女子搬运班”给她们带来了荣誉，收入比别的工种高，得到南京港务局领导重视，“每年都（我们）都有机会加入免费的集体旅行或者优先去疗养地休养”⁽⁵²⁾。

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贡献的高度肯定，调和了劳动分工中的阶层等级差别。所以，她们从“铁姑娘”实践中得到的认知，首先不是男女平等，而是因为她们努力像男人一样工作，“工种虽不好”⁽⁵³⁾，但赢得的是“工人阶级政治地位还是蛮高的”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⁵⁴⁾。因此，她们对于性别平等的渴望就不那么明显了。

城市妇女回忆当“铁姑娘”的经历时没有太多热情也与她们现在的境遇有很大关系。中国工人地位在改革前后有很大的落差⁽⁵⁵⁾。女子专业队大多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昔日的“领导阶级”现在掉到了社会的底层，女工们普遍都有深深的失落感。NJ港务局的女搬运工全都在45岁时被要求内退，而油田的女工内退的年龄则是42岁。肖魏说：

这个年龄下来也很讨嫌，很难再找到工作。从闻名全市的先进、三八红旗手走到今天，失落感很强。过去我们很自豪，工人老大哥呀，现在跌到最低，不如农民，农民还有地呢。⁽⁵⁶⁾

章兰（化名）说：“（人们）认为我们回到城里混得怎么好呢，谁知道我们会都下岗呢？如果你再给我两分地回农村，我也愿意！”⁽⁵⁷⁾

这些工人阶级妇女经历剧烈的地位下降，产生了足以掩盖其他情绪的深刻失落感。

相反，农村地区的前“铁姑娘”们没有产生这种失落。她们同样复归平淡，回到了单调的日常生活中，有些甚至过着穷困的生活⁽⁵⁸⁾。但是，因为历来存在的城乡差距，农民特别是女农民原来就处在社会金字塔结构的最底层，所以心理上没有城市女劳模那样大的失落感。

“铁姑娘队”在农村的实践有着多重的积极作用，这些在我的访谈者的叙述和其他出版的回忆录中都有表现。农村妇女在生产活动尤其是要求体力的生产活动中参与广度的扩展是一个明显的结果，这对妇女来说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意义。比如一篇回忆录所记“铁姑娘班”和“雷锋班”挑河泥比赛，一个自称因家贫发育不良，又“没女人味”，外号“假小子”的女知青李适年，因在工地上一小时挑了17担河泥，得以做了一次明星：

……人群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那位县领导连连和我握手，问了我的姓名，又从他的黄包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奖给了我。顿时堤上堤下一齐向我鼓掌，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齐大姐竟然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她说至今我们大队还没有一个女同志受过县、公社领导的嘉奖呢。⁽⁵⁹⁾

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以“女人要有女人味”，要“性感”，甚至暗示“女性解放”造成忽视女性特质的“危险”的中国⁽⁶⁰⁾，像李适年这样的普通的劳动妇女，可能会因为不够“女人味”、不“性感”而被用人单位拒绝，连“做男人活儿”的机会都没有。

一位我访谈过的老妇女工作者用这样的话来比较现在和那时的女性：

……还是“铁姑娘”时期（妇女）社会地位高，现在有回潮，女人当花瓶，要你回家了。六七十年代还讲妇女自立呢，现在是女人有本事傍大款。（19）73年（妇女参加）批林批孔、防汛、背毛主席语录，都可以脱颖而出……当然现在可以做养鸭专业户，但妇女积极分子现在比过去少。现在再说“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同样也能做到”，不一定用得上了。⁽⁶¹⁾

她通过对比说，改革以后妇女的社会空间在缩小。对农村以及城市下层妇女来说，“文革”时期她们显然拥有更多机会，因为她们可以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活动来获得公众的认可。

“铁姑娘”运动在一个不承认“男女都一样”的文化语境下，部分挑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参加“铁姑娘队”并成为积极分子不仅给农村妇女带来许多表现她们才能的机会，也给了她们部分背离家庭传统性别角色的可能。后来成为生产队领导的原“铁姑娘”刘西珍（化名）说：

我们家是“男主内女主外”——倒过来了。我成天在外忙，丈夫比我心细，会缝会补……我是做不了旧社会的媳妇的，不会做针线，搁旧社会，打死为止！不打死也要给撵出门！⁽⁶²⁾

除了“铁姑娘”的实践之外，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文章也部分地触及了不合理的劳动性别分工。比如，一篇文章说道：“家务事，女同志要搞，男同志也同样要搞”，要“支持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自觉地与那种‘男不治内，女不治外’的旧传统观念进行坚决斗争，与之彻底决裂，做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派”⁽⁶³⁾。

“铁姑娘”在地方上的实践与官方的性别平等话语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村“铁姑娘”有意识地在地方的斗争中使用了官方话语。在劳动力严重紧缺的时期，《人民日报》和《红旗》刊登了许多关于“同工同酬”的调查报告、经验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虽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至少在一些农村妇女中激起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比如，河北马家庄大队植棉组的姑娘，经过不断斗争，部分改变了女的不能和男的一样高工分的老规矩⁽⁶⁴⁾。

“铁姑娘”运动产生于官方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平等的话语，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重点鼓励女性要与男人一样尽社会义务，但不强调平等的权利。“铁姑娘”们即使做了“男人的活”，也不能拿到男人一样的报酬，而且多数人意识不到这种权利与义务背离的不合理，还将其解释为“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一个提倡“无私奉献”的年代，许多妇女没有对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背离提出疑问。刘西珍后来当上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但仍然“拿女人工分”，她说：“女的收入不能超过男的。我干得多，拿的少，群众才能服我。”⁽⁶⁵⁾

由于“铁姑娘”运动并未触动父权制结构，一边倒地强调“男女都一样”只可能导致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没有相应的权利，这可以从农村铁姑娘的婚姻状况中体现出来。除了城乡差别和阶级区分外，婚姻状况也影响着农村妇女对“铁姑娘”运动的参与。如严海蓉所指出的，农村未婚女青年与已婚妇女间存在一个断裂，“最能体现男女平等形象的只能是‘铁姑娘’，而不可能是‘铁妇女’”（严海蓉，2005）⁽⁶⁶⁾。我对原农村铁姑娘的访谈证实了这种断裂的存在。已婚妇女对青年人的事“插不上，也不和小姑娘混”，“就干点锄锄草、薅薅、浇水的轻活”。未婚女青年“没有家庭拖累”，因此“多做贡献”，她们也看不上已婚妇女“一下工就赶紧回家”，“思想落后”⁽⁶⁷⁾。

韩启澜（Emily Honig）也注意到了这种断裂，但她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了年轻人权利⁽⁶⁸⁾。我认为，导致这种断裂的根源是农村地区强大的父权制体系。农村年轻女性只在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分工上力争“男女都一样”，根本无力撼动农村的包括家庭劳动力性别分工在内的性别制度。只有在她们单身而没有任何与母亲、妻子、媳妇的角色相关的义务时，她们才能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的话语力量来创造出一定的自我表现空间。一旦结婚，她们将深深嵌入根据一整套与官方意识形态规定完全不同的规范来运行的父权制家庭中。自此，她们对公共事务的有限参与也就此告终。在这一方面，“铁姑娘”的形象象征性地表明了一个只对未婚农村女性有可能的新主体。

这样一个因婚姻产生的断裂并不存在于城市的女性专业队成员中。比如，“三八女子搬运班”的女工在结婚和生孩子之后可以继续她们的“劳模生涯”。这不仅因为她们经济独立，不必依附于家庭，而且还因为城市单位福利制度为她们提供了继续全职工作的必要条件，如产假、哺乳时间、单位提供的哺乳室和托儿所等福利设施。但是，职业妇女双重角色的压力仍然存在。如果说农村的“铁姑娘”运动排斥已婚的女性，这种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但对于城市女性来说，再多先进荣誉也改变不了妇女在双重角色挤压下的生存困境。相反，因为做了女劳模，这种角色紧张更为显见。比如，按照政策规定，怀孕7个月后就不能做重活了，但是因为没人顶替，所有搬运班的成员都坚持搬运直到临产。一个女子搬运班的成员回忆她“头一天还扛包呢，第二天就生了，正点名呢就肚子疼了”，“生完孩子54天上班就干装卸了”⁽⁶⁹⁾。搬运班的女工必须在哺育孩子与保持先进之间寻找平衡。在两个角色之间发生撕扯时，她们不得不选择挤压自己的家庭角色。一个被访者提到，“孩子在仅仅57天大的时候就被送到保育室了”。她还提到了在工作时照看孩子的困难：“虽说有一小时喂奶时间，但忙工作，忙得喂奶都比别人迟”，“一说货运到了，正喂着奶把小孩扔一边就上”⁽⁷⁰⁾。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贬抑妇女在私人领域活动的价值，把妇女“围着锅台转”与愚昧、落后、不解放画等号。“文革”期间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则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公与私领域的分野被提高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家务和带孩子成为劳模妇女要继续进步的负担和“拖累”。在这一政治文化中，先进的妇女在“干得和男人一样”的同时，以特有的“一肩挑两担”的悲壮，将“家庭拖累”一一“克服”了⁽⁷¹⁾。

“铁姑娘”既是“文革”期间创造出来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是“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的具象化符号。

女性被组织动员进传统的男性劳动领域，首先不是出于性别平等的目标，而是为了发挥女性“蓄水池”的作用。“女做男活儿”通常是基层组织为了填补男性劳动流动后出现的空缺的务实选择。“文革”期间对女性的动员和组织达到顶峰，“铁姑娘队”和类似女子专业队就是这种政治动员的产物。男性领袖号召“男女都一样”，实际并不希望男女在各个领域真正都一样。劳动性别分工不变的等级特性，从“文革”中广泛流传的宣传画中工农兵形象的性别化设计也可体现出来。在这些宣传画中，工人通常为男性“老大哥”，农民则是一个女人。工业和农业性别化的展现与经济结构的等级相对应——男性气质的工业优先于女性气质的农业、农业从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力。今天，中国农业的女性化日趋明显，女性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男性从农业转移到经济收益更高的工业部门，“文革”时期与现在的唯一不同在于，在“文革”期间这种差别化变化是以女性自愿“争做男活”的方式进行的。现实中无论女性怎样努力在一切劳动领域向男性看齐，也不可能做到男女都一样。因为在她们像男人一样干活的同时，还得挑起劳动和家庭的双重重担。

毛泽东“男女都一样”的论述是“文革”时期对男女平等的最权威诠释。今天对这一性别意识形态最普遍的批评是：它忽视了女性的生理特点，让女性硬去做“男人的工作”。

我们今天对这一性别文本的研究，应看到这一性别意识形态的多重方面，且应特别关注在“文革”及其后续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官方性别话语与女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李银河所认为的：在那一个时代，“男女不分”的时尚，“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⁷²⁾。就像本文所展示的，“男女都一样”这一官方意识形态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提供了挑战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可能，尤其为底层劳动妇女提供了新的表达空间⁽⁷³⁾。底层女性工人在现代中国第一次成为革命时代的代表以及享有一定社会威望的现实社会团体。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性别意识形态——包括它所有的局限性——成了“文革”期间女性争取社会平等的精神旗帜。“铁姑娘”运动已远远超过了组织者的初衷而成为一个政治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底层妇女可以对地方性别实践发起挑战，或要求社会承认她们的贡献。与此同时，“铁姑娘”的形象也成为鼓舞那个时代渴望与男性平等和独立生活的女性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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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金陵妇女发展中心主任。

(2) 这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劳动》课题中的一个部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路斯基金会对本项目的资助，同时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本文中特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中学毕业生。

(3)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自1966年11月以后引用毛泽东语录有三种形式：（1）作为整个报纸的题头引用“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置于报纸头版右上方；（2）作为某一版、某一栏的通栏语录出现；（3）在文章中引用。如1974年3月8日第1版最上角“毛主席语录”：“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人民日报》1967年3月8日第2版通栏语录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在通栏语录下，有两篇文章：本报讯：《瞿里大队革命妇女在阶级斗争风浪中迅速成长，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北师大井冈山公社谭厚兰：《破私立公，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再如《人民日报》1970年3月8日第5版署名“西藏军区女工”的文章：《革命妇女不容污蔑，妇女永远能顶半边天》，文章里引用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4) 参见邓颖超：《在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53年4月16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十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381—394页，本文引用部分在第383页。

(5) 有关在“大跃进”时期妇女是如何被国家动员进入各行各业以及妇女成为一级“蓄水池”的形成过程，在笔者的《“铁姑娘”再思考：文革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中有较详尽的论述。

(6) 蒋永萍：《50年中国城市妇女的就业的回顾与反思》，李秋芳等主编：《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52—157、154—162页。

(7) 1955—1982年期间，《人民日报》3月8日发表的社论题目如下。1955年：《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台湾、保卫和平的伟大斗争》；1956年：《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1957年：《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1958年：《行行都出女状元》；1959年：《妇女们，鼓起冲天的干劲，做出更大的贡献！》；1960年：《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1961年：《妇女们，为今年农业丰收贡献更大力量》；1962年：《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深入更细致》；1963年：《妇女们，为争取新的胜利而斗争》；1964年：《妇女们，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胜利》；1965年：《大树革命雄心，苦练过硬本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1966年：《突出政治，进一步发挥妇女的伟大作用》；1967—1972年空缺；1973年：《劳动妇女是伟大的革命力量——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974年：《妇女都动员起来》；1975—1979年空缺；1980年：《全世界妇女光辉战斗的节日》（主题动员妇女为实现四化而奋斗）；1981年：《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1982：《发挥妇女在建设两个文明中的作用》。耿化敏在给笔者的信中指出：笔者原稿文献查询遗漏了1973年的社论，故以前称1967—1973年空缺确是笔者的疏漏错误，借此机会道歉并更正，并向耿化敏博士致谢。

(8)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1932年6月20日），转引自《毛泽东主席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5页。

(9) 参见社论：《大树革命雄心，苦练过硬本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人民日报》1965年3月8日。

(10) 毛主席语录“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1967年3日、9日第6版，中央乐团井冈山造反团为毛主席谱曲中。而《人民日报》是从1967年11月之后才在每日报纸的头版右上角设置“毛主席语录”框的格式。《人民日报》1974年3月8日第1版右上角“毛主席语录”框里用了两条语录：“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这是这条语录第一次见诸报端。比这更早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3月8日第5版，有一篇文章里引用过毛泽东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1) 如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谭厚兰：《破私立公，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民日报》1967年3月8日第2版；郭凤莲：《革命当闯将，生产打先锋》，《人民日报》1967年3月11日第3版；《广大妇女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人民日报》1974年3月7日第2版；小靳庄党委副书记周克周、妇女队长于芳、女民兵王艳荣、女民兵魏永娟：《小靳庄妇女反击右倾翻案风战歌》，《人民日报》1976年3月7日第6版；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妇女工作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3月7日第3版。

(12) 本报通讯员：《一场辩论会之后》，《人民日报》1972年3月6日第3版。

(13) 参见宋连生：《农业学大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14) 这里所说“大干四化”，“四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和国防的现代化，“大干四化”即号召人们努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政治动员话语。“四自”教育，是中华全国妇联“面向全国妇女开展的大规模教育活动”，1983年初次提出时，“四自”的含义是“自尊、自爱、自重、自强”，1988年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改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虽然只改了两个字，意义却很深长。

(15) 笔者在本文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是指毛主席是否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未能有准确考据。据耿化敏考证，“‘妇女能顶半边天’，源于民间‘妇女是半边天’的俗语，由地方妇女群众在‘大跃进’中提出，经由妇联和高层领导人推广后转化为一种关于妇女解放的国家话语”。参见耿化敏给笔者的信：《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再探讨》，在此对耿化敏博士的指正表示感谢。

(16) 穆桂英、花木兰都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女英雄。穆桂英英勇骁战、武艺高强，是宋代著名的杨家将——杨府的孙媳妇。杨家三代男性不是为抵御外乱战死疆场，就是被奸佞陷害而死。20年后西夏王叛乱，宋王朝告急，已经年过50岁的穆桂英挂帅，带领杨家12个寡妇西征。有关花木兰的真实姓氏、故里和出生年代众说纷纭，但都公认花木兰是一个北方英勇的女性，她在匈奴来犯时，男扮女装，替父从军，12年征战，立下赫赫战功。这两个女英雄，或是在男性缺席，或是通过“易装”扮演男性才得以表现自己的才能的。

(17) 石油系统在“文革”时期也曾授予女性先进“女铁人”荣誉称号，是男“铁人”王进喜的“女性翻版”，但远没“铁姑娘”叫得响。

(18) 笔者在对50余位经历“文革”的农村女性积极分子的调查中发现，身为积极分子的她们普遍参加过“青年突击队”“路线教育工作队”“文艺宣传队”，反映了农村基层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但所在农村组织有“铁姑娘队”的很少。城市女子专业队更少见。

(19) 参见《怎样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河北宣化县陈家坊大队的调查报告》，《红旗》1972年第3期；金继祖、洪格：《男女同工要同酬——评农村分配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倾向》，《红旗》1972年第2期，第59页；《更好发挥妇女劳动力的作用——江苏启东贤吕泗公社10大队调查报告》，《红旗》1973年第3期；《扫除思想障碍》《一场辩论会之后》，《人民日报》1972年3月6日；社论：《妇女都动员起来》，《人民日报》1974年3月6日。

(20) 有研究显示，在苏南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遵循“先男后女”的规则，参见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06—114页。

(21)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兰西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农村妇女是巨大的革命力量》，《红旗》1969年第10期，第76—78页。

(22) 数据引自金继祖、洪格：《男女同工要同酬——评农村分配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倾向》，《红旗》1972年第2期，第59页。

(23)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24) 连英，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工会主席连英的访谈记录，2001年8月11日—16日访谈。

(25) 连英，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工会主席连英的访谈记录，2001年8月11日—16日访谈。

(26) 计划用工年代，因婚配带来的性别比问题，劳动部门都要考虑的。如北京市在1968年上山下乡时，政府差不多都会分配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的学生到同一个“知青点”插队。

(27)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28) 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29) 李静，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女子专业队老队员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30) 殷葵珍，资料来自笔者对南京郊区两个铁姑娘队的访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31) 越梅（SL油田机关工会主席）、连英（SL油田女工部部长）和朱家晨（SL油田某女子专业队男指导员），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部分干部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32) 参见新华社讯：《我国带电作业近几年有许多新发展——带电作业日趋完善，基本上成龙配套，已经达到相当先进水平》，《人民日报》1973年9月24日第2版。另注：带电作业是一门在高压电器设备上不停电进行作业的工程技术。带电作业的内容有带电测试、带电检查和带电维修等。处在高压电场中的人体，会有危险电流流过，危及人身安全，因而所有进入高电场的工作人员都应穿全套屏蔽服，包括衣裤、鞋袜、帽子和手套等。所有带电作业工人均应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

(33) 根据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成员（6人）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34) 根据对南京郊区铁姑娘队访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35) 资料来自SL油田女子专业队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36)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37) 李静，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女子专业队老队员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38) 连英，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女子专业队老队员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39) 资料来源：罗琼：《全国妇联书记处向第四届常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工作汇报》，1979年3月22日，此处引自全国妇联编：《四大以来妇联运动文献（1979—1983）》，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年，第195—208页，引自第198页。

(40) 《康克清谈调动农村妇女积极性，贯彻落实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从实际出发恰当安排女劳力，用文化科技知识武装广大妇女，合理调整某些专业队》，《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

(41) 如姜昆的相声“赞”曰：“俺村有个铁姑娘，铁头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转引自张悦：《流经记忆深处的电影音乐》，《新京报》，http://www.sina.com.cn2004/11/18 11：28。

(42) 萧悟了：《铁姑娘——红装和武装》，《光明日报》2006年1月28日，书摘（电子版）。

(43)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44) 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45) 李静，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女子专业队老队员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46) 淑琴，资料来自笔者对SL油田女子专业队老队员访谈记录，2001年4月11—16日。

(47) 殷葵珍，资料来自笔者对南京郊区原铁姑娘队老队员的访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48) 吴学珍，资料来自笔者对南京郊区原铁姑娘队老队员的访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49) 引自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环江县革命委员会联合调查组：《革命妇女意志坚——广西环江县同进大队的调查报告》，《红旗》1971年第2期，第71页。

(50) 刘江、徐仁杰：《“铁姑娘”郭凤莲的女性价值观》，新华社北京2003年3月7日电。

(51)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2) 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3)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4) 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5) 中国在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改革，逐步将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伴随着经理、私营企业家和农民工等新的阶层出现的社会的再阶层化。在新的社会分层中，蓝领工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此外，因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一些企业工人下岗或提前退休，但再寻找工作困难，因此有很大落差。

(56) 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7) 章兰、肖维，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58) 郭凤莲在2004年说到当年大寨的老“铁姑娘”，“一些姐妹过得并不好，嫁到了遥远偏僻的山村，过着贫穷的生活”。参见《大寨铁姑娘，主席身边忆往昔》，http://jrnb，rednet.com.cn，2004-5-25.8：33-39。

(59) 李适年：《在铁姑娘班的日子》，《扬子晚报》2002年1月26日。

(60) 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61) 许文秀，资料来自与南京郊区原农村铁姑娘队老队员座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62) 刘西珍，资料来自与南京郊区原农村铁姑娘队老队员座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63) 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充分发挥妇女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红旗》1971年第2期，第60—64页。

(64) 参见《做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先进战士——记马继敏妇女植棉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前进的事迹》，《人民日报》1974年9月19日第3版。

(65) 资料来自与南京郊区原农村铁姑娘队老队员座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66) 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第74—83页，引文在第71页。

(67) 殷葵珍，资料来自与南京郊区原农村铁姑娘队老队员座谈记录，1997年5月6日。

(68) 韩启澜：《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知青》，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245页。

(69) 玉珠，资料来自笔者对NJ港务局部分原三八女子搬运班成员的访谈记录，1998年9月14日。

(70) 同上。

(71) 在对农村妇女的访谈中，很多妇女积极分子都讲到她们怎么“克服”家务重的困难——把孩子关在家里，或带到田头……笔者在另一篇《铁姑娘的社会记忆和私人回忆》以及《工作母亲》中多有介绍和分析。

(72) 李银河：《女性主义》，第129页。

(73) “文革”期间大部分加入铁姑娘的女性都来自社会底层，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的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也同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但在政治、管理领域，女性并没有如在那些劳动领域一样被鼓励要“男女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