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2)
小说《上海宝贝》于1999年出版，为奋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画了一个有趣的句号(3)。该书作者自称是女权主义者，作品一经面世便引发各种不同的回应和论辩。政府将《上海宝贝》列为禁书，随即出现国际上的广泛批评和（网络上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在西方却有学者认为它是女权主义作品，并且把关于它的讨论与“身体女权主义”（corporeal feminism）联系起来。相比而言，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对本书的回应却更加矛盾，甚至有更多的负面回应。的确，卫慧的《上海宝贝》作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最新作品，而且又是富有争议的一部作品，激发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tension）。这种冲突的出现，不仅仅是对这部小说自身的回应，也是对这部小说所属的“身体写作”这个文类的回应；而且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自诩为女权主义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冲突和争议表现出的，是一种为人熟知的矛盾立场——大多数中国女性知识分子面对女权主义标签和女权主义的矛盾立场。在过去20年里，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学者和女性活动家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再表现出对“女权主义”的矛盾态度（许多人甚至开始接受这个表达）。虽然在中国关于“女权主义”的辩论仍然继续进行，许多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在她们开展的争取社会性别公正、反对仍然存在的针对妇女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偏见的斗争中，“女权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干预。我在此讨论的文化现象，主要属于女作家和女批评家这些女性知识分子，比起其他女性知识分子——比如从事农村妇女或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者，或是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中推动妇女权利的干部等——她们更加受到公众的关注，也具有更多公共影响力。换句话说，不应该把我在此批评的视为中国所有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
正如本文将要探讨的，这种矛盾立场所表明的真正问题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性别政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关于小说《上海宝贝》的各种争议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使我们能够进入已经逝去的时代和历史语境中思考这些变化。虽然在西方关于当代中国妇女文学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有所增加，大多数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女性作家和知识分子通常对女权主义（标签）采纳的矛盾态度(4)。在本文中，我将分析女性知识分子对一般意义的“女权主义”以及对“上海宝贝”型女权主义鲜明的矛盾立场，通过这些分析考察社会性别政治的变化——这些变化自1976年起出现，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开始重新思考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我称这一历史背景为“文化转向”（借用詹明信语）(5)。
在中国，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民间，就围绕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思考和辩论而言，女作家、其他女性知识分子与普通城市大众之间的关系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自从后毛泽东时代开始以来，女性文学和批评写作有所增加，其他各种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活动也迅速增加，包括关于在不同地区（尤其农村地区）开展的具体的社会工作和田野工作，以及围绕何为妇女开展的理论讨论。仅就女性文学研究而言，除了每年发表的大量文章以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经出版数部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女性写作的专著(6)。此外，90年代初期“社会性别”概念引进，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自此以后，对这一术语以及这一理念的接受相对容易，不需要女性知识分子（包括女性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大费周章，“社会性别”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女权主义”这个术语的接受却大相径庭。事实上，中国海内外的女权主义学者都了解，大多数中国妇女很难接受“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包括许多女性知识分子(7)。除了少数“受到启蒙”的学者以外，大多数人并不情愿认同这一标签。这些“受到启蒙”的学者逐渐宣布，她们对“女权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刻，因此接受这一术语不成问题（她们中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女性主义”的翻译，而不是“女权主义”）(8)。
但是，20世纪90年代起，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开始出现——她们被集体称为“美女作家”，其中包括《上海宝贝》的作者；这些作家最积极、公开地认同“女权主义”(9)。虽然她们的一些言论会遭到许多女权主义者愤怒的声讨，但是与很多其他女作家相比，这一批女作家至少不会对女权主义的表达感到太多不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一代的女作家比她们的先辈们受到了更多的“启蒙”呢？或者说，年轻一代女作家接受“女权主义”这个标签，是否意味着中国城市妇女对“女权主义”的理解更加清楚，能够理解普通社会中的社会性别政治运作，尤其是她们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我认为，要从其他地方寻找关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答案。拒绝认同“女权主义”的标签，或是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都未必表明一个女人是或不是女权主义者。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这些关于女权主义的不同态度表明的问题，与后毛泽东时期中国发生的社会性别政治的变化相关。这些态度进一步揭示女权主义思想如何在全球流动，以及关于何为“现代妇女”的各种想象。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与西方女权主义者早期的观念交流具有以下特点：对方位置和视角具有历史复杂性，但是双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在西方，80年代初期，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问题，一些学者完成了这样一些作品——《被延迟的革命》（1985）、《中国妇女未完成的解放，1949—1980》（1983）以及《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妇女》（1983）等，对中国妇女解放本质上的“未完成”状态提出批评(10)。这些批评继续将中国的妇女问题聚焦于社会和经济层面。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不久，通过满腔热情地回归为人们熟悉的“五四”时期以及19—20世纪西方的文化文本，中国城市妇女迅速被资本主义女性特质（femininity）想象俘虏，渴望回归从这种想象激发的女性身份认同，或是“女性特质”。中国妇女——尤其是女作家和学者——开始在写作中实现自己的文化转向，回避社会问题。在当时，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被限制在一种陈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中。
为了把《上海宝贝》放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这一传统中，更重要的是把它放在评论界和学术界如何评价这一传统的背景中，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将对20—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进行简要、批判性的总结。在毛泽东时期，关于何为妇女的文化想象有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我将结合这些矛盾的观念，分析小说《上海宝贝》以及相关的身体写作现象。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是要考察一种关系——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文化转向”和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的矛盾立场之间的关系。对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反思争辩产生影响和制约的，仍然是女性特质（属于妇女）和男性特质（属于男性）二分法以及性存在（sexuality）领域；这种矛盾立场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关于妇女的狭隘的文化想象、政治视野和社会空间；我将这种矛盾立场放置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和遗产中，以此对这些方式进行反思。我认为，在这一文化转向中，妇女问题逐渐被等同于“女性特质”和“性存在”，导致这样一个事实被遮蔽：妇女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这一矛盾立场与中国妇女解放之后的意识形态转型相关——意识形态转型中，阶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社会和性别关系的重要性被否认。
马歇尔·伯曼把“现代性”定义为各种现代经验和使得这些经验有意义的努力。如果我们同意这一个定义，那么要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必须注意它从一开始就和西方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内部）危机感相关；这种危机感通过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辩论和冲突表现出来，辩论和冲突的目的是在外部的现代化压力与内部的现代化需求之间达成妥协(11)。妇女问题和女作家自己的声音一直都构成中国现代经验的一个主要部分——它既是中国对变革的部分渴望，也是追求变革的行动者，同时还是质疑各种现代化方案及其后果的力量。女性进行了各种其他写作，包括20世纪生产的女性文学，这些女性文学提供了格外丰富的资料来源，有助于理解妇女作为行动者参与中国追求现代性进程的经验和努力(12)。如今，在中英文发表的学术作品中，都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学者们通过考察女性的声音和视角，就其中的女权主义含义展开讨论，或是质疑中国各种追求现代性的政治力量。要对现代中国女性写作进行简要概述，既要认识到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多面性和充满张力的独特性，又要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在中国海内外得到评价的方式(13)。我认为，学术评价构成中国对女权主义（标签）的矛盾立场的部分历史背景。
现代中国妇女文学通常被追溯到19世纪末期，虽然关于这一点一直都有争议。当时，各种社会团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提倡有必要改变妇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14)。当时，一些女性开始在新创办的妇女杂志上公开撰文，如秋瑾、陈学昭和其他一些人，如今她们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她们写作的目的是“唤醒”当时的中国女性获得社会地位，参与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家危机中(15)。19世纪末出现的女性教育和（来自男女作家）关于女性问题的写作，如今被认为发挥了社会文化推动力的作用，使更多的妇女有可能最终作为作家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1917—1924）。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女性文学和妇女解放发挥了长远的作用，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想象并追求“现代”。即使女性的文学写作与其他领域的女性写作同时共存，前者更加勇敢无畏、坦率直言，有时相互矛盾，因而更加受到关注(16)。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不同的女作家强调不同的问题。这些女作家包括：凌淑华，她主要描写传统的特权阶级妇女；石评梅、卢隐、白薇等人，她们认识到社会对妇女解放的难以撼动的阻力，通过写作哀悼“被解放妇女”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命运。此外，丁玲大胆进入女性性欲望领域，并且书写对“现代”世界的不满；而冰心则对许多新近“解放”和“摩登”男女的行为进行讽刺(17)。这个时期的女性写作通常表现出对婚姻、爱情和性问题的特别关注，这一特别关注具有历史背景——“包办婚姻”是20世纪初的青年学者（无论男女）率先挑战并背弃的传统社会实践之一，他们接受围绕个人观念确立的西方现代性话语，认为这代表进步和解放（当时许多人视之为“现代”）(18)。
然而，女作家们对婚姻、爱情和性问题的关注很快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国家危机中黯然失色。当时，日本开始入侵中国，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轰炸上海；同时，第一次国内战争（1927—1937）期间，共产党与执政的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不断加剧。虽然在1937年日本军队全面侵华之前，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相对“和平”，在上海、北京等当时受到西方殖民影响的城市中，“现代化”的活动仍然继续，但是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危机感，因而，对他们来说如何看待社会性别问题也更加复杂(19)。当时，上海是一个半殖民现代都市，充满各种纷繁喧闹的社会文化活动；但是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正在开展日益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暴力行为。在这样的现状下，知识分子，包括女性作家，不得不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些女作家，如丁玲，于30年代末期赴延安加入共产党军队；其他有些作家在抗日战争（1937—1945）之前留在上海或北京等大城市，有些人选择去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或去西南几省——战争爆发后一些主要的高等学府搬迁到这些地方。随着政治冲突不断加剧，“五四”运动时期得到广泛关注的文化论辩和问题不再突出；但是，仍然有作家关注这些问题，比如丁玲等人，无论她们身居何处，她们都反对性别歧视和歧视妇女(20)。
目前，在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由于研究人员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以及对诸如“五四”运动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运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叙事都充满张力。在最有影响的观点和倾向中，有些全面否定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也有些主要集中于革命的各种消极影响。有意无意之间，许多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的评价在这个背景中出现，因而观点也充满矛盾，尤其在通过“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关系来讨论妇女问题的影响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过去的15年中，在西方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一个1949年前的现代女作家备受关注，这就是张爱玲（1925—1995）。作为作家，她在战时的上海崭露头角，以其文学风格在当时引起文化界的关注，这种风格被今天的批评家称为张氏“城市文学”。她对人的行为有敏锐的观察力，在语言技巧上才华横溢，生动呈现出（她眼中）个体自己设计的进退维谷的局面；她像一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其敏锐的感知更加符合20世纪末期的后现代倾向，却与她生活的时代充斥的现代中国政治斗争和革命热情格格不入(21)。但是，对张爱玲的推崇并非没有原因的，她也并非作为被长久遗忘的女作家被女权主义学者“自然”发现。在学术界，她首先被一些男性学者推崇，而且似乎只是在这些男性学者中间受欢迎(22)。今天，有必要对她获得的迟到的关注进行进一步探讨，以了解这一关注的本质。有一种可能是：她与丁玲不同。很多人认为，作为女作家，丁玲参加共产党革命，而且最终拒绝对自己的“革命”立场感到后悔，这些都给她自己的人生旅程“蒙上污点”(23)。
毋庸置疑，这种潜在的张力，与毛泽东时代（1949—1976）以及争议颇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关。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及其文化图景。当时，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革命遗产开始被质疑，并且延续至今。女权主义者们重新审视像丁玲这样的现代女作家，并且详细研究她们对“女权主义”的认知历程，这些认知彼此各有不同。1928年，丁玲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对女性的性欲望进行了大胆的描写；但是现在，丁玲被认为抛弃了自己早年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立场，转向革命立场。虽然她仍然保持关注妇女的立场，但是却放弃了“女性身份”(24)。在这个意义上，丁玲被看作一个象征，体现了以妇女为中心的女权主义立场（因而是更加纯粹的女权主义立场）与由上而下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冲突。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妇女是需要被解放的客体，但不是具有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主体，其“女性身份”未被充分认识。这一评价表现出后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转型——以文化之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些基本意义提出批评。发出批评的人中不乏女性知识分子，包括女作家，她们放弃并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部分遗产(25)。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转型中出现了文化转向，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更加趋向于寻找“真实的”女性身份(26)。
1979年，“文革”结束不久，张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不仅打破了“文革”中“爱”不能作为小说题目的禁忌，更重要的是它利用独特的女性的声音提出质疑，既质疑女性必须结婚的社会压力，又质疑现有婚姻中缺少“爱情”的现象(27)。在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后，女作家们陆续完成许多作品，都聚焦于爱情、婚姻、工作和女性身份等问题。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洁、张欣欣等女作家们完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多数尚未特别关注“女性特质”的问题。事实上，她们的作品通常批评男性不能与坚强的女性相处，有些作品引发争议和讨论(28)。但是，随着80年代知识界“文化热”运动的发展，男作家在文学中表达寻找“男子汉”的愿望，女性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缺乏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导向（女性的）身份问题(29)。
总体而言，随着当时中国文学的普遍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复兴期。几代女性作家同时写作、发表作品，与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遗产进行对话，与男性知识分子、女作家自己对话，并且或明白或含蓄地与海外的女权主义者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从70年代末期起中国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作家与外面的世界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就后者而言，当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开始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被延迟的”革命时，中国的女作家们则纷纷表达回归“妇女身份”（womanhood）或者“女性特质”的强烈愿望，借此表达对妇女解放的批评。这一愿望看似与这样一种批评观点相吻合——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本质上是由上而下的，但是与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关注的根本问题却相互矛盾——什么构成“女性身份”或“女性特质”。对于中国女作家和女性知识分子的矛盾立场来说，这一内在的张力构成其第一层次。具有讽刺性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消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女性特质的追寻被利用，导致这一矛盾立场进一步强化。年轻一代女性作家的写作方式与前几代女作家迥异，她们进一步关注妇女身份（womanhood）和女性特质的问题，更加大胆地进入性欲（sexuality）的领域，在文化图景中出现所谓的身体写作、“美女写作”现象，并逐渐声名鹊起(30)。反讽的是，80年代与90年代的写作之间有一定的联系：80年代开始的文化转向，在“女性特质”领域中追寻“真正的”女人，将女人的意义狭隘化，反而导致对女性性欲的深入探讨。
即使所谓“美女作家”也并非完全一致的群体，她们的写作也未必构成一个文学流派；但是由于媒体对她们广泛关注，“美女作家”仍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女作家书写自己的性欲。在中国，批评家们倾向于重视两个所谓“美女作家”——陈染和林白，认为她们的写作具有女性的自白特点，因而与众不同，但是对像卫慧和棉棉等年轻“美女作家”，批评家颇有微词。但是在西方，吸引主流媒介和学术界兴趣的却是后者。卫慧的《上海宝贝》出版后，获得大量能见度并引发各种争议，这一点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围绕这本书，女权主义、妇女身份、女性性欲和女性身体意义等问题汇聚起来，得到充分讨论。与本文更加相关的问题是：在文化转向中，通过怎样的方式，这些差异将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限制在狭隘的社会性别身份和女性性欲等观念中。对《上海宝贝》和身体写作现象进行简要的文本分析，有助于更明确地了解这一转向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中内含的张力和悖论。
《上海宝贝》是卫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她已经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蝴蝶的尖叫》(31)。1999年，中国文学已经充斥各种性内容，但是《上海宝贝》明目张胆、不加掩饰的暴露风格，仍然令许多人感到震惊。此外，若非出版商在媒体中对小说进行了大肆宣传，这部作品的出版也不会引发这么多的公众关注。据说，作家本人曾经身穿性感服装出现，以宣传女主角的“宝贝”形象。当然，讽刺的是，小说中的“宝贝”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作家，她公开表达自己的性欲望，并且主动追求随心所欲（go-go）的生活方式，但又明确表达对于这种生活的矛盾态度，同时面对这些追求的负面后果体验自己的不满足。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主要描写名为倪可（Coco）的主人公/叙事者。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在她写作一部小说的过程中与两个男朋友分手——一个是她阳痿的中国男朋友，最终死于过量吸毒；另一个是富有阳刚气概的德国情人，他是一个德国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总代理，最终和他自己的家庭返回德国。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物在她的生活和记忆中进进出出。就是说，在这两段主要关系的发展中，小说编织了其他的线索，让倪可游逛于上海的某些社交圈中——包括流行乐迷（groupies）、男妓和鸨母、外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寻求各种刺激的城市青年。
小说以倪可为第一人称叙事者，通过独特的女性声音讲述，既自我承认又自我怀疑。小说中许多部分通过叙事者“内部声音”书写，描写她和男男女女的性接触、她在不同人群中观察到的人际圈、她如何进行写作并试图了解自己的欲望和不满足。如果我们记得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倪可的声音可以被视为20世纪末期对莎非的回应，她是另一个来自女作家的文化挑战——利用女性的性欲望和对性欲望的不安情绪挑战大众。但是，这个20世纪末的回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出现，这些差异通过小说书写的方式得到部分表现。
在风格上，这部小说可被视为后现代文本，我们从中发现当代城市图景和文化主题的拼贴（collage）。小说的字里行间对这些图景和主题的呈现虽然混乱，但是技巧娴熟。在其中一组“拼贴”中，我们看到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全国不同地区的年轻人聚集在上海，他们游荡于咖啡馆、酒吧和各类聚会中，其中有瘾君子、流行乐迷、同性恋和双性恋等。除了为跨国企业工作的西方白人、几个强壮有力但外表丑陋的中国男人以外，我们遇到的主要人物有：倪可——漂亮的年轻女作家；天天——善良但阳痿的中国男人；马克——富有阳刚气概的德国人；马当娜——原本是妓女，后变成鸨母，现为富人遗孀；康妮——天天的母亲，被儿子怀疑谋杀了自己的中国丈夫。在这些社交圈子外有各种故事：吸毒、卖淫、通奸等，所有故事都和女主人公的记忆相互交织——关于现在和过去性关系的记忆。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追求爱情、性和金钱。他们的故事结合起来，有助于再现城市某些人群如何追求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价值。有意思的是，这种“城市文化”中心回应了文化和文学研究中的“张爱玲式”转向，这种转向发生在中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界，将某些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人视为文学作品的“自然”主体。
小说共32章，每一章开头都出现了引语。如果把所有的引语集中起来，我们看到另一种拼贴，它们全都不是中文，大部分是西方谚语、歌词、诗歌和哲思，几乎全部选自西方——主要是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的文化文本或标志。在书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中国文化指涉是苏州评弹，即苏州式的讲故事(32)。评弹之所以会出现，只是因为德国人在和倪可做爱时喜欢播放一段评弹。在作者生活的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当代青年文化是西方崇拜文化，说这部小说是这种趋势最典型的范例，的确毫不夸张。在小说中，文化标志和各种指涉离开它们原本的历史语境，通过写作进入主人公的世界和小说自身的结构中——叙事者是一个试图完成一部小说的作家(33)。
简而言之，通过确立阳痿的中国男人和健硕的西方男人的对立，小说呈现的各种成分组合令某些读者震惊，却吸引了另外的读者。在过去20年，中国与西方之间发生了全球化观点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小说描绘看似迟到的中国版青年反主流文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的确被人这样接受），再现了中国城市的年轻一代如何在已经变化的世界中努力寻找自我。在这个世界中，对于年轻人，熟悉的社会责任形式和规范不复存在，历史感也已经消失于“不够酷”（uncool）的垃圾桶中。小说聚焦于年轻人如何试图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这个世界的特点是市场经济、全球景观和各种不时髦（un-hip）的垃圾。与此同时，小说引发反响最大的部分，主要是女主人公与她的德国情人之间的几个赤裸裸的性场景；此外，还有在讲述自己的内心思想、她的社交圈中的个体时，叙事者字里行间弥漫的情欲和性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讲述的方式，小说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半基于幻想、一半基于目前上海的社会场景——年轻一代城市人追求幻想的场景。就此而论，这部小说使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欲望的不受节制、欲望的不满足及其后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后现代拼贴的表现背后，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市场改革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与影响他们世界观的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上海宝贝》中，作者建构了一个年轻都市人的幻想世界，这些年轻人被称为“另类”，既像女主人公倪可那样生活和写作的个体，也暗指作者卫慧。她发出的声音明显充满性欲，她利用的文化指涉几乎全部是西方的，这样的组合看起来要吸引不同力量的关注，无论是国家、市场、“国际观点”、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女权主义者，还是在中国的读者、批评家、作家和学者。毋庸赘言，小说从头到尾通过倪可的声音建构出表面上的“他者性”，正是这种“他者性”——作为故事的“话语”——令许多中国的批评家不安，虽然它对那些自认为“标新立异”因而“酷”的人有诱惑力。这样说来，这部作品推动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对“美女作家”和/或者身体写作的关注，并且关注围绕这些写作现象出现的问题和引发的讨论。
这些写作现象引发的挑战，大多数来自一些可能相当年轻的女作家，她们遵循文化转向的潜在逻辑，有意识地坚持书写女性情欲。她们利用不同的文化标志和价值观——有时完全是非中文、西方的，使她们的写作令公众关注。当然，她们的写作看上去有越轨的性质，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新意：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女作家们已经毫不隐瞒地再现甚至颂扬了女性欲望和女性情欲(34)。她们作品的“新意”，或者说“差异”，在于写作的复杂程度、这些作品出现的历史时期以及她们体现的各种矛盾。
“身体写作”这个表达作为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概念被引进当代中国，大多数中国的批评家认为这个表达起源于法国女权主义者艾琳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以及她的文章《美杜莎的微笑》，这篇文章收录于张京媛主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翻译文集中(35)。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苏以其诗化的写作风格引起西方女权主义领域的关注；简单地说，她不认为当时流行的“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妇女的事业，而是坚持要在写作中发现“女性的本质”。的确，西苏相信要实践一种写作形式，这种写作对她来说代表这一本质的范例。同时，用托里尔·莫伊（Toril Moi）的话说，西苏的作品充满矛盾。“尽管这一概念在她的文本中不断变化，（对西苏来说）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总是性欲的物品或行为。通过将性欲和文本性联系起来，女性主义批评得以逃离被动的作者中心的认识论，为女性主义者开启了新的领域，考察语言中欲望的表达，不仅考察女性书写的文本，而且考察男性书写的文本。”但是，“对（西苏的）作品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呈现一种同样充满激情的女性本质，反抗并消解文本性的解构观点”(36)。
这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发现了西苏观点中的矛盾，但是到了中国，这种矛盾在翻译文本中失去踪迹，尤其是在身体写作的通俗宣传中。同时，在中国的文学图景中发生的与身体写作相关的现象，变成一种讽刺性的示范，证明莫伊发现的矛盾性。一方面，一些年轻女作家看似积极主动地利用“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在中文中的诱惑性，而且从中受惠。这样做的同时，她们的写作对社会文化的边界发起新一轮的挑战，并且挑战国家和精英们对女性性欲的恐惧；在中国迅速的社会和经济转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种恐惧仍然影响社会性别政治。另一方面，公众对身体写作的关注往往以性别歧视甚至是厌女症的方式得以传播，令批评家感到不安；“身体”潜在的颠覆意义和象征意义被简单理解为某种字面意义。到现在仍然在挑战女权主义者的，正是这种矛盾及其各种暗示，尤其是涉及女性性欲和女性特质等复杂问题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当身体写作的观念旅行到中国并且进入女性文学的叙事话语中时，这一女权主义术语迅速被主流媒介利用，与关于女性特质、女性性欲的本质主义、刻板观念相互纠结。中国不同的妇女群体（和几代妇女）——包括女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之间的张力和矛盾，部分原因在于这一特殊的观念“旅行”模式。
在许多方面，这种张力和矛盾也影响了《上海宝贝》的叙事，叙事者不断提到一种悖论——女权主义思想和她自己想要有“女人味”、被人喜欢的愿望，这种矛盾令人想起几十年前丁玲的代表作中的莎非女士。例如，在小说中，倪可奇怪为什么自己喜欢在游泳池只穿比基尼的时候被人观看，同时她想起了“女权主义”(37)。她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理感觉为什么会变得怪怪的，陌生人看我半裸的眼神依然让我有本能的满足感，但一想到自己像道甜点一样愚蠢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潜意识里又会变得怒不可遏，女权主义思想抬了头，我凭什么看上去像个徒有其表、毫无头脑的芭比娃娃？那些男人大概怎么也猜不到我是个已在房间里幽闭了七天七夜的小说家，他们大概也不会在乎这一点，在公众场合留意一个陌生女人只需要打量她的三围就可以了，至于她的头脑里装了些什么，这就像通向白宫有几级台阶一样用不着操心。(38)
如果不知道这段话出自何处，看到这么突兀地提到芭比娃娃和白宫，任何用英文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都可能认为这篇文章作者是一个美国的年轻女性。此外，这里可能有一个有趣的暗示：就像前面提过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面对的问题，与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面对的问题相似——女权主义者如何处理妇女想要成为欲望对象的欲望，以及女性特质的问题？身体写作在何种程度上的确具有话语力量，能够颠覆女权主义者面临的冲突？这种冲突来自她们自己的欲望——想要寻找另一个安居地点、为女性主体赋予能动性；同时又要面对这样的现实：通常情况下，颠覆的初衷会被消费资本主义的资金流动解码。
女权主义批评已经就“女性特质”的男权建构提出了理论解构，而现在，老一代的女权主义者的确面临“第三次浪潮”的到来。“第三次浪潮”坚持女人表现“女性化”的重要性，更加关注女性欲望和女性的性欲表达等领域。在西方，一些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认为身体写作现象是“身体女权主义”，强调女性性欲，认为它是颠覆性的女性自我表述的场所；而在中国，“身体女权主义”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增加关于女权主义的矛盾态度(39)。的确，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新近发展起来的消费文化中，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女性控制自己身体意义的欲望与想要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之间存在张力，而“女性身体”能够被男性凝视和男性的观看方式利用并且变成欲望的对象，而且事实总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女权主义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
可以这样说，《上海宝贝》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矛盾态度——国家、市场、普通读者、学者和女作家，就身体写作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作用、理念和实践，这些矛盾提出了有趣的问题和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回应究其根本围绕（女性）性欲的问题，表现出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社会性别偏见。然而，当讨论妇女问题，或者关于何为女性的问题时，会有同样广泛的公众回应表示出狭隘的社会文化观点。
至于实际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偏见，国家将《上海宝贝》列为禁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张贤亮开始，到贾平凹、莫言和后来的葛红兵，许多男性作家都明目张胆地描写性和性欲，但是虽然偶有争议，在主流文化圈子中他们都未引发过多反感(40)。对于女性性欲的公开展示，国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迅速表示了偏执的不满（paranoia）。由此可见，在改革时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在道德要求上有所降低，但是保留了同样的男权立场。在男作家赤裸裸的描写中，女性通常被再现为欲望的对象或男性痛苦的具现（embodiment），这样的书写不具威胁力。但是国家对女作家的作品采取行动，禁止其发行，因为其中有直露的女性性欲望描写；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男权焦虑的出现——对于女性作为自己的性存在的主体位置的焦虑。我们在此看到这一悖论的第一层。
《上海宝贝》遭禁引发的商业回应，揭示出另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变化。在此，全球环境显然有利于作者及其商业利益。如果出版商反对中国政府的禁止令，这场赌博通常会有利于出版商。显然，这一点与问题的其他方面相关——更加微妙而复杂的方面，即以身体写作之名对女性性欲的商业化拜物教。
无疑，小说《上海宝贝》及其国内外的宣传，都刻意地渲染“女性性欲”来引诱读者。在该书英文翻译版的封面上，我们看到这样一行字：“一个关于爱、性和自我发现的故事。”封底有另外一行字：“中国禁书。”(41)但是，译者省略了中文原版封面上面的另外三行字：“一部自传性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和“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感小说”(42)。顺便提一句，在两本书的封面都印有作者的同一张照片，唯一不同的是英文版上的照片更大、嘴唇涂抹得鲜红(43)。中英文版的小说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营销：突出爱情和性，引发对小说的窥淫兴趣。英语谚语说：不能以封面判断一本书。尽管这样，无论本书的推崇者还是诋毁者，要不受封面产生的印象影响都不容易。的确，当作者的形象被利用于图书销售，像《上海宝贝》这样，中国的批评家们立即面对来自这样一个人的挑战：她愿意展示自己的性欲，并且打破原以为存在于作家与她自己作品之间的界限、消解原以为存在于作家与明星之间的差异，以这样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性欲(44)。以身体写作之名，本书作者泰然自若地将“身体”概念转化为与性、性欲的诱惑领地密切相关的东西，有效地引发国内的审查和国际的吹捧。
《上海宝贝》被国家列为禁书，但是随后在其他地方获得商业成功，两个公共行为都引发更多的公众回应；尤其是在中国，整个现象引发最多的回响。官方禁令最有害的影响是，它一度降低有思想性的评论出现在中国的可能，如果不是完全压抑了这种可能(45)。以《上海宝贝》为例，由于政府发布禁令和国际广泛曝光，结果是许多批评家，尤其是中国的批评家，发现自己身处尴尬的境遇。虽然关于这部小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持批评意见的批评家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结果，批评家之间未能就这部小说和关于它的争议展开充分的讨论。但是，同时，人们发现有两个场所可以就这部小说做出回应，并且进行分析性思考（虽然是间接的）：学术界和网络(46)。
在网络上，从政府禁令出台起，许多在线聊天室已经对《上海宝贝》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汇集各种不同意见。从报纸和刊物归纳的内容看，可以感觉许多网友对这本书充满敌意(47)。看起来，人们之所以不满，主要源自小说对女主角拥有两个主要性关系的设计。《上海宝贝》在中国男人和西方男人的性欲方面设计了明显的二元对立，尤其是他们是否缺乏性能力；这种对立显然为大多数（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男性读者不能接受。这一毫不掩饰的对比将历史的创伤记忆层层掀起，在网络上通常用厌女症语言表达出这种伤害，与反对对男性自我的侮辱使用的语言相同。这是民族主义和厌女症的综合，针对敢于将自己的性欲和历史复杂性的标志代码混为一谈的女人(48)。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小说中精心设计的叙事安排致力于挑战中国男性最深刻的不安全感。因而，作者自己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她设计出这样两种关系，是对中国男性权力的双重否定——无论面对女性，还是面对西方。但是，与此同时，作者在小说中建立的这种特别的叙事，就中国（男性）面对西方的自卑感来说，实际上又是一种老生常谈，但是大多数男性的回应看起来也未能超越这种陈腔滥调。在更深层意义上，女性叙事与负面的男性回应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来自同一个起源，即中国在现代世界中被削弱的地位，尤其是就自己寻求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而言。女性叙事是一种老调重弹，是对弱势地位的消极接受，而男性反应表现的拒绝承认，也是一种老调重弹。
另一种公众回应来自批评家、学者和其他作家。但是，由于他们不愿意认同政府对小说的禁令，许多批评家在讨论小说引发的问题时，选择将它放在看似合适的位置上——20世纪90年代的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女作家”通常被认为有以下特点并遭到批评：自恋、颓废、主要描写性欲望和性经历、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正是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们看到其他中国女作家对这个现象提出批评，对小说《上海宝贝》的宣传提出批评。例如，在一个公开场合，在一群美国女性艺术家和学者面前，有人询问王安忆、王周生（两位都在上海生活）对小说的看法，她们声称自己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也没有兴趣阅读。(49)不必赘言，佯称没有读过《上海宝贝》，明确表示她们对这部小说的负面评价。举例说，虽然我很好奇究竟她们不喜欢什么，她们的轻视表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矛盾：如果“女权主义”接受这种写作是女权主义的写作，那么这些中国女作家们宁愿不认同它，更不用说赞扬它。
在许多方面，这些作家的负面回应与中国国内文学评论界更具有分析性的回应相同。在他们的讨论中，许多批评家承认，如果女作家的写作离开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就可能带来颠覆性影响；宏大叙事容纳女性化和个人化，但是不可能在历史上赋予她们合适的地位。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质疑，“女性”和身体写作，尤其是由所谓“美女作家”们实践的这种写作，是否的确有颠覆性，是否具有西苏的观点提出的挑战性。比如，肖鹰认识到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历史性，然后就提出下列问题：
但是，因为固执于绝对独立的自我而拒绝世界，女性个人化叙事的反叛不可能逃避女性自我躯体的再度典出：它或者成为女性自我与男性性别斗争的工具，并且与男性躯体一起作为欲望作恶的载体同归于尽；或者成为孤芳自赏幽禁的囚徒，在自闭的忧郁中萎缩、病变。(50)
肖鹰继续说：“这种内在危机，不仅使女性个人化叙事的反叛意义似是而非，而且瞬间即末路穷途。”(51)另一个批评家薛毅也认为：“90年代的女性写作已经被男性窥视者的视野所覆盖，女性写作的繁荣，并没有颠覆男性主流文化，却是男性主流文化的一大实现。”(52)薛毅指出，讽刺的一点在于：女性主义文学评论中的“女性写作”意在引入或凸显女性经验，从而颠覆宏大叙事，因为传统上在宏大叙事中女性经验往往被边缘化或不可见，但是吊诡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政治、社会、历史，他们不希望她们对政治、社会有更多的介入参与，也不希望她们创作出对社会历史有影响的作品”(53)。换句话说，女性本身愿意通过写作被归于身体领域，强化了关于女性写作的传统偏见——女性写作不涉及更加宏大的社会和历史事件。
基于最后一点，我的讨论回到矛盾立场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大多数批评家和女作家对《上海宝贝》及其代表的写作现象持鲜明的批评立场？为什么除了少数女性知识分子和“美女作家”本人，大多数的女作家、学者、批评家和其他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不愿认同女权主义这个标签？(54)在一些女权主义学者眼中，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眼中，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方向更接近“女权主义”的精神。晚近关于《上海宝贝》和身体写作的争议，以及本文讨论的矛盾立场问题，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努力的含义——试图把个人（女性）的身体观念和领域作为妇女解放的阵地，抗衡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
林春在关于“中国女权主义”的讨论中指出：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试图寻找她们自己的（女性主义）语言，讨论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的女性特质、妇女的权利和权力等问题(55)。她的文章发表于1997年，此后，林春认识到的平等—差异悖论仍然困扰着中国许多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
上文的讨论表明：对小说《上海宝贝》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关于这个悖论的表现出现了新的转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虽然交织了各种不同的权力位置和观点，负面评价直接来自中国国内；而正面评价则来自西方，主要出现在出版业和一些学者的解读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的批评家和西方的中国研究女权主义者看起来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为什么“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妇女”就开始表现对“妇女身份”和“女性特质”的欲望？她们认为，中国妇女对女性身份的欲望，是对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所谓“性别同一”（gender-sameness）的性别政策的反叛；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当卫慧等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作家们开始“美女写作”的实践时，这一共识面临新一层的矛盾和悖论。西方女权主义近期发展的立场——比如“身体女权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中被应用时，继续在女性再现性欲的领域中提出女权主义的理解，提出关于中国妇女追寻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理论。但是，我们尚不清楚，继续把解放的问题设定于性欲范围中，历史地看这样做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理论意义。对此更加有效的方法是考察西方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的碰撞，以及这些碰撞引发的一些主要问题。
再次重申，目前的悖论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开始质疑、挑战资产阶级女性特质想象对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作为女权主义者，就是要批评创建这种主体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吸引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并不是对妇女作为社会和共同体成员的强调。事实上，她们往往对这样的立场有些刻意的抗拒。她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套用戴锦华和孟悦发表于1989年的中文著作的题目，是作为“真正的女性”（而不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浮出历史地表”(56)。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一些女作家在作品中主动表达、再现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和关注，像张洁、张辛欣、张抗抗、陆星儿、朱琳、王安忆和遇罗锦等。在女作家们对于做女人的意义进行表达之后，李小江、戴锦华和孟悦等学者开始撰写专著和文章，公开质疑“国家女权主义中缺少对妇女自己身份的关注”(57)。“妇女”问题被提上日程，要求进行重新考察(58)。虽然这些学术作品不是以质疑“女强人”的建构为目的，但是书中探讨了毛泽东时代生产的各种妇女形象，认为这些形象由男性主导的现代性话语建构，无意间把“女强人”的观念和女干部、成功职业妇女和“铁姑娘”等形象联系起来，而且这是一种负面的联系，全部基于她们外表缺少“女人味”的假设。其含义就是说，革命、妇女解放、国家女权主义和女强人联系在一起，被一并否定或抛弃。同时遭到否定或抛弃的，还有阶级、阶级差异问题，阶级问题不再被认为属于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但是，虽然回归“女性本质”的趋势几乎是集体行为，仍然有一些中国女作家和学者坚持进行反思，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其重要意义。例如，女性知识分子坚持妇女应该更“像女人”，但是又认为中国妇女比西方妇女获得了更多解放(59)。这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另外一种矛盾立场，尤其是当西方过分贬低或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时。
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时代所谓的性别中立的女性身份的批评中表现出一种矛盾立场；白露（Tani Barlow）等西方女权主义中国研究学者认识到这种矛盾，继而考察两个词汇之间的差异：“妇女”和“女性”。妇女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话语的表达，而女性是20世纪上半叶的表达，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中被抹除(60)。从事中国研究的女权主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或明白或隐讳地表达她们的观点，认为要理解针对“女强人”的反弹（backlash），需要放在中共革命话语的性别政策框架中，放在毛泽东时代鼓励妇女做男人的事的历史背景里。有人提出，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中，妇女自己的性和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压抑。虽然巴洛关注“妇女”和“女性”两个表达的差异，认为它们并非一个比另一个更少女人味，但是她的确怀疑“女性”观与西方关于性差异的文化观念相关，即以个体为自主基础的观念。然而，巴洛关于“妇女”观的质疑的确巩固了“妇女”和“女性”的二分，强化“女性”比“妇女”更加接近女性身份的印象。
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作家坚持认为，妇女们（women）应该通过表达自己欲望等方式重新获得她们的“女性化”身份。实际上，由于她们表达“女性欲望”的兴趣，她们的一些作品令丁玲感到不安；丁玲曾经是现代中国女性“自我书写”女性身份和欲望的先驱，而且至今仍然被看作这一先驱(61)。但是，如果我们记得王安忆和其他作家对卫慧等人的作品表现的不安感，我们就能够看到其中的反讽：三代女作家在她们自己的时代都挑战了文化规范，但是当年轻一代女作家的写作开始挑战时，她们又表达出对于这种挑战的不安。这很有可能说明，无论如何，“女权主义”的立场总有历史条件，而且总是和当时更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老一代质疑年轻一代时，我并不确定是否一定意味着前者已经落伍或者变得更加保守，而后者一定代表某种进步。与这一点相关的是，在巴洛关于丁玲的解读中有一个隐含的二元框架，认为她早期是“女权主义者”，后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因而不是女权主义者）；这样的身份认同本质上符合“女性”和“妇女”的框架。女权主义者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既相信性别平等包含于社会公正内，同时保持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一个人是否能够既是女权主义者，又不在性欲领域里大做文章，也不认为性欲是作为女人言说的唯一或最佳场所？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们对“女性特质”的欲望上升是有其历史条件的，首先这是对中国性别政策不重视女性差异的一种文化批评。但是，与这种批评相伴出现的，是呼吁妇女们在“女性”品质范围内寻找自我价值。具有讽刺性的是，与这种寻找相伴出现的，是回归资产阶级女性特质想象、回归性别歧视意识形态，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性别歧视实践。这一切的基础恰恰是人们认为存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差异，有观点认为中国妇女迫切渴望承认这些差异。
在社会上，妇女们已经目睹并且体验了中国社会在整个20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且对这些变革应该进行重新评价；但是吊诡的是，关于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文化批评既预设这个事实的存在，又否认它(62)。相反，对于何为女人/妇女们（woman/women）的社会组成，这些批评反而进行了清除或是边缘化。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想象开始关注通过写作把妇女们（women）凸显为一种性别化范畴，回归“女性”及其本质化含义，正是这种想象的象征。作为社会存在、了解自己历史的妇女与被迫怀疑这一社会构成的妇女之间存在张力，女作家们继续再现这种张力；但是，她们对“女性本质”的渴望被再现为“真实”或“自然”的女性性质（female-ness），这种性质不断被强调，成为一种既定条件。她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共的性别平等政策对妇女的“女性性质”或“女性身份”不利，却反而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差异，以纠正这一失衡局面，从而形成林春发现的平等—差异悖论(63)。林春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女权主义者应该超越这一悖论，“平等”观必须扩展到男女共享的民主和民权的领域中；除此之外，我认为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原因，还有将平等—差异问题狭隘化，将它变成了一个“只有性相同与性差异”的问题。就是说，“平等”被等同于与男人“相同”，而“差异”被简化为男女之间的性和性别差异。就像过去一样，正是对女性身份这个问题的狭隘化、单一化理解束缚了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使她们只关注平等—差异的二元对立或者说这一悖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尝试解释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的两难立场中的主要矛盾。前面已经提过，她们的抗拒是双重的、矛盾的：一方面，她们相信中国妇女足够强大（因此不必要有“女权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她们也相信中国妇女过于强大（因此，“女权主义”只会让妇女更像男人）。女权主义的主要作用，在于它提醒她们关注“女性身份”。但是，涉及女权主义真正的政治性，无论是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个概念都让人想起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图像；在“文革”后的中国，这恰好是被嘲笑的女性图像。实际上，让女人们又爱又恨、难以认同的，正是这个强有力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被再现为人到中年、爱管闲事的居委会大妈，或是中年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又或是被中共树立为正面的女性模范、号召妇女效仿的“铁姑娘”；自90年代起，这个形象是任何权力位置上的女性，或者是渴望事业成功的女性，又或者是学位较高的女性，比如女博士，被称作“女强人”。
通过性别化的方式，这些强有力的女性形象实际上被纳入一种更大的文化焦虑中，在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现象中得以表现。批判地看，至少在局部，“文化热”现象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中国社会出现阴盛阳衰的现象。中国城市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改变，相对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男性，她们看起来更加强大一些。但是，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论男女，“女强人”承载的负面的文化含义与毛泽东时代相联系，因为毛泽东时代打破了两性之间应该具有的平等地位。在男女作家的笔下，对“女强人”的描写逐渐出现这样的趋势：她们政治上不可靠，因为她们不够“开放”；性方面不能引起欲望，因为她们“阴柔”不足。具有讽刺性的是，女性知识分子们本质上属于“女强人”，但是她们发现自己被一个自己不愿拥有的形象“困扰”，而且她们自己要为这个形象的负面意义承担部分责任。确实，无论西方女权主义者还是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质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缺点时存在同样的问题：对于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上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意义重视不足，却将某些女性形象作为革命负面结果的范例过分强调。结果，双方都陷入了死胡同，不得不面对作为负面形象的“女强人”。这种负面意义不仅导致林春认识到的平等—差异二分，而且导致我至今讨论的文化困境。此外，更加重要的后果是，我们不能够更加清楚、充分地理解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虽然这些遗产至今仍然对几代中国妇女产生深刻的影响。
的确，我们讨论的文化转向有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独特性，它预设在所有妇女中间存在另一种“相同性”，而实际情况是所谓的“女性本质”其实是一种资产阶级特有的想象，却声称自己具有普遍性。在后毛泽东时代，基于这种阶级立场的性别想象居于主导地位，抹除了妇女中间的差异，淡化了性别政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女权主义在理论拓展和实际斗争方面发挥的作用被边缘化（无论是国家女权主义还是其他类型的女权主义），包括争取性别公正、改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政治干预等方面(64)。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身体/美女写作”现象的出现，产生了另外一个有趣的转折。王安忆等作家及其他一些批评家对《上海宝贝》表现出一种爱恨两难的立场，表明另外一个吊诡现象的存在：用“女性特征”或“女性特质”的语言使妇女“重新获得女人味”和“重新获得性欲”，恰好是“文革”结束后后毛泽东时期女性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们所呼吁的。但是，当卫慧等人不加疑虑、不加掩饰地再现女性性欲望和性经历，以此来书写自己的“女性特质”时，这些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却对她们的作品苛责挑剔。
前几代女作家和批评家们这种两难立场表明，是什么把两代女作家作为城市精英女性联系起来，在现有的、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她们不断寻找一个自己的文化空间。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地说，“美女作家们”不加掩饰地书写女性的性欲望和性经历，以此为资产阶级界定的“女性特质”赋予了后现代意义。突然之间，在中国，老一辈的女性们发现自己身处防御地位，而年轻女性们走到台前，挥舞着女权主义大旗，炫耀着自己的身体——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通过不同的写作方式，“美女作家们”赋予女权主义一个“鲜活”形象——相比“女强人”，这种女权主义更关注美丽又性感的女人，而“美丽”总是被认为是“女性化”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重申，这一特殊的不协调状态其实是一种冲突：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女性特质想象是传统资产阶级式的，而90年代女作家彰显的女性特质是后现代“布波”族的（bobo，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式）。而两代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起来。
女权主义思潮在平等与差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而我们在此面对的似乎是这种矛盾的中国版；这种张力实际上存在于女权主义和女性特质之间(65)。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围绕这些问题的悖论开展了林林总总的讨论之后，目前女权主义似乎停滞下来；但是与此同时又要继续面对这一点现实：虽然已经有一些社会机制帮助妇女找到自己的“空间”，妇女仍然要承受或明或暗的歧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谈及关于“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和女权主义的两难立场时，理论的停滞暗示出，真正的问题在别处。
将这个问题与在别处的可能性相互联系，我在此引用中国批评家南帆的观点。对于求助于局部和整体这一范式的作者，她关于身体写作的思考并不陌生，但是她的观点提到社会和政治这些女权主义探讨不应该忽视的方面。“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南帆说：
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局部的。局部的解放可能撼动整体，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脱离整体……因此，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66)
南帆指出，我们要认识到“身体”是社会关系的部分，其意义通过整体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得到生产。“身体”能够承载“整体”的象征意义，表现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把“女性身体写作”解释成个人的解放。讽刺的是，我们可以说，《上海宝贝》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是谁”——回应了南帆的问题：“身体写作通过什么方式被解释为女性自我的解放，却没有同时变成一个孤独的‘呐喊’？”(67)
这一点使我们的讨论回到问题的社会历史角度，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遗产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批评中共性别平等政策的性别同一性（sexual-sameness）时，许多批评家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性别平等意识持续发挥影响，已经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传递出来。批评家有待充分探讨一个问题：如果认为它们是现代中国自己的性别化社会文化和政策遗产，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得到强调的，主要是妇女欲望被表达为更加“温柔”、更“有女人味”。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自我”观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许多批评忽视了这些变化及其影响。这些变化构成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妇女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反应，用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话说，这种反应就是用完全矛盾的表达表现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68)。遗憾的是，女权主义知识探寻中的“文化转向”缩小了理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降低了后者对于妇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历史意义(69)。随后出现关于“女性气质”“现代女性”以及“女权主义”的想象，这些想象与把女性当作本质上的性生物（sexual being）这一狭隘的焦点相互纠缠。无论本文讨论的两代女作家之间差异多么显著，这一焦点实际上将她们密切联系了起来。
卡罗琳·布朗（Carolyn Brown）在对鲁迅的短篇小说《香皂》进行的分析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指出小说中鲁迅的妇女问题立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鲁迅认为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很有预见性。”她接着说：
鲁迅的话中，有一点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有重要意义，那就是社会性别的建构无论具体表现形式如何，表面看似“单纯”关于性欲望和理想女性的界定，实际上是关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界定女性身体的战争……就是关于权力、特权控制和社会秩序未来的战争。(70)
虽然在小说《上海宝贝》中，没有什么是“单纯”关于性欲望的建构，但是坚持将它定位于性存在领域之外是有效的，尤其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点：虽然性越轨是一种社会抵抗，但是性别歧视的市场经济对性越轨有所限制。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性别政治表明，后毛泽东时代向性别差异或性存在（sexuality）的转向也面对其幻象：妇女不仅可以在毛泽东时代对现代性的追逐中被转变为“国家资源”（白露语），而且也能够被转变为消费文化中的“商业资源”（白露语）(71)。换句话说，在今天的公共领域实践女性身体写作，未必能够有力量抗拒被男性凝视利用或（再）颠覆。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女权主义都将继续面对双刃剑——颂扬妇女认同“身体”，并且想象“身体”是解放的唯一场所，从本质上将政治的转变为个人的（而非相反）；但是同时又忽视这样一点：将身体理解为社会建构是多么困难。此外，虽然身体写作挑战现有的女性写作的心理和物质传统，身体写作也可以使身体和思想的二分具体化，在现有的二元对立中将妇女定位于身体这一端。在我看来，这就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和西方产生焦虑和两难局面的根源，有待新一轮的辩论。
最后回到这些问题：部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对《上海宝贝》的反应、对卫慧等女作家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反讽以及大多数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标签）的矛盾立场等。面对这些问题，也许回答“谁是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并不重要。由于课本上的女权主义定义多种多样（有时相互矛盾），可以把所有的中国女作家和学者认为是“女权主义者”，无论她们自己是否承认。即使一些女权主义者更多局限在性欲的领域中，她们有多元的位置；这一点说明：与西方女权主义者相同，中国女权主义者彼此之间要继续相互协商，讨论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问题，该运动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塑造并且影响了她们对自己是谁、代表什么的理解。
同时，分析这个问题仍然有重要性，其重要性在于：不仅认识到中国女权主义者继续承认女权主义这个标签时面对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她们的矛盾立场根源在于复杂的历史背景——无论是面对女权主义这个标签，还是其不稳定、易变化和受历史影响的本质。这种两难立场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中国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受到各种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遗产影响，本文通过历史的方法分析这个问题，引发更进一步的探讨，探讨这些遗产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和目前妇女的社会地位。本文认为，有必要超越狭隘界定的“文化转向”的局限，分析文化与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迅速转型之间的联系。
（冯芃芃 译 郑岩芳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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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谢苏珊·格林伯格、麦考姆·格里福斯、高彦颐、林春、王政和另外两位匿名读者对本文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2) 钟雪萍，美国塔夫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
(3) 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出版社，2000年（1999年初版）。《上海宝贝》于2000年4月正式被禁。不久以后，棉棉的小说《糖》也被禁。《上海宝贝》比《糖》获得更多关注，但是这两部作品反映同一个现象——20世纪90年代“美女作家”公开的女性性欲表达和再现。即使在两部作品被禁之后，市场上仍然有盗版出售。在官方，2003年年末，一篇关于身体写作的文章刊登于《中国日报》（官方的英文报纸），对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及这一现象发表评论（2003年12月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有效承认了这些作家的身份，并且将这一文学现象“正常化”。
(4) See Marilyn Young，“Chicken Little in China：Wome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Sonia Kruks，Rayna Rapp and Marilyn Young（eds．），Promissory Notes：Women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9，pp．233-250；Lin Chun，“Finding a Language：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Joan W．Scott，Cora Kaplan and Debra Keates（eds．），Transitions，Environments，Translations：Feminism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7，pp．11-20；Lin Chun，Liu Bohong and Jin Yihong，“China”，in Alison M．Jaggar and Iris Marion Young（eds．），A Companion to Feminist Philosophy ，Malden，MA and Oxford：Blackwell，1998，pp．108-117；Li Xiaojiang，“With What Discourse Do We Reflect on Chinese Women？Thoughts on Transnational Feminism in China”，in Mayfair Mei-hui Yang（ed．），Spaces of Their Own：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pp．261-277．
(5) Frederic Jameson，The Cultural Turn：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8．
(6) 关于中文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评论的批判性评价，见陈君涛：《夏娃言说》，《南方文坛》2004年第5期，第26—30页。谢玉娥，一位河南的女性学者，给我寄来了她编辑的文献名录，收录了2004年中国发表的大多数（也许是全部）关于“女性、性别、文化研究和批评”的文章，我得以对该年度中国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有所了解。这份文献录共66页，将近2270条。关于中国女性文学评价的英语文章和专著有所增加。在本文中我提到这些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7) 关于feminism应该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争论，表现了这种困难。大多数人倾向于“女性主义”，因为“女性”强调女性化，而“女权”强调妇女的权力。见林春：《寻找一种语言》。天津师范大学王向贤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女性学者和批评家倾向于将feminism翻译为“女性主义”而非“女权主义”。该研究摘要见http:www.chinagender．org。
(8) 相关讨论见Tani E．Barlow，“Introduction” and Wang Zheng，“Three Interviews：Wang Anyi，Zhu Lin，Dai Qing”，in Tani E．Barlow（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Writing and Feminis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2，159-208。
(9) 把陈染、林白等作家和卫慧、棉棉等年轻一代作家同归类为“美女作家”是一种误导。虽然中国许多媒体这样归类，但是中国大多数的批评家都持不同意见。我在本文中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美女作家”，她们与上一代之间通常通过出生年龄划分，上一代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美女作家”生于70年代。
(10) 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Elisabeth Croll，Chinese Women Since Mao ，London：Zed Books；Armonk，NY：M．E．Sharpe，1983．
(11)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Penguin，1988．我同意对于伯曼在本书中的“欧洲中心”立场大批判。但是，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各种经验与试图理解这些经验的尝试，这个定义仍然有效，因为它指出资本主义作为潜在的“现代”力量发挥的作用，它打破地理疆界，将自己的逻辑有效地强加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对伯曼的话进行解释，“融化一切坚固的使之烟消云散”，永远改变一切事物的路线。
(12) 贯穿20世纪的女性写作并不是仅限于文学领域。见臧健、董乃强主编：《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
(13) Gail Hershatter，“State of the Field：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2004），pp．991-1065，esp．pp．1028-1040．
(14) 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学者一直在质疑中国现代性话语中以妇女为转喻，认为现代性话语未能充分认识到并且理解“帝国中国”以来的女性写作。例见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Hu Ying，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New Women in China，1899-191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5) 关于秋瑾的研究正在进行，分析她如何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中的政治象征。例如，2005—2006学年我在哈佛大学听了胡缨和夏晓虹发表的演说，她们正在研究秋瑾的墓地在20世纪中发生的变化，以及秋瑾的女性朋友；她们的研究提出关于历史语境的问题，认为在这些历史语境中秋瑾的意义被生产。虽然追溯、考察秋瑾被处决后的意义生产中的政治含义很重要，但是，这一点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对于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来说，秋瑾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在当时很少有女性像她这样发出声音，她所做、所写、所倡导的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包括知识分子。其他的阅读见Amy D．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16) 这一特征延续至今，女作家有时博得的关注超过她们20世纪初期的先辈们，其中包括王安忆、张洁、铁凝、陈染、林白、池莉和王海翎等。
(17) 若欲对这些女作家作品的英文版有简要了解，参见Amy D．Dooling and Kristina M．Torgeson（eds．）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Tani E．Barlow（ed．），I Myself Am A Women：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Beacon Press，1989；Amy D．Dooling（ed．），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18) 见Wang Zheng，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eds．），Gender in Motion：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5。华盛顿大学一个项目组将发表更多关于亚洲“摩登女郎”的研究，如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A Research Agenda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Gender＆History ，17（2005），pp．245-294。
(19) Vera Schwartz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中断了中国的启蒙时期，否则中国将在20世纪走上一条完全不同于后来踏上的“现代化”之路。这个观点有争议。参见Vera Schwart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20) 关于丁玲，参见Barlow（ed．），I Myself Am a Woman ；Yi-tsi Mei Feuerwerker，Ding Ling's Fiction：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21) 讽刺性的是，张爱玲晚年完全与时代隔绝；但是与此同时，她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和当代中国的城市精英群体中间突然受到关注。
(22) 张爱玲最初在夏志清的著作《现代中国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中得到推崇，后来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学者的宠儿。
(23) 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写作的“现代革命女作家”，只有零零星星的关注。见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蒋光慈文集》第四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杨静：《现代革命女作家文本创作的文化内涵》，《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第33—37页。
(24)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文集》第二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86页。
(25) 毛泽东时代（1949—1976）被认为是文学创作荒芜的一段时期（当然包括女作家的创作），但是需要有深度的研究对这个时期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化创意、活动及其内涵进行探讨；还需要进行关于毛泽东文化与几代中国女作家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这些女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相信自己与男人平等，能够做男人做的事（虽然中国的女作家和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90年代分别对这个信念的不利影响提出许多质疑）。例见：李小江：《夏娃的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孟悦、戴锦华：《性别与精神性别——关于中国妇女解放》，《浮出历史的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269页；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Meng Yue，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Barlow（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p．118-136；Tani E．Barlow，“Theorizing Woman：Funu，Guojia，Jiating”，in Angela Zito and Tani E．Barlow（eds．），Body，Subject＆Power in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253-289。
(26) 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到在妇女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范式转型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男女作家都表现了回归自己“真实”性别身份的热情，而且他们都受到远离政治社会问题倾向的影响，相信重要的是“文化”。实际上，“政治”和“社会”成为不受欢迎的表达，精英知识分子不愿与之联系。作为“文革”（1966—1976）带来的直接影响，此类知识分子的回应有强大、直接的政治含义，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被预设为基础的观点事实上很有问题——包括关于“妇女”的意义的论著。
(27)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11月，第19—27页。
(28) 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张辛欣的短篇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在同一地平线上》都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张洁：《方舟》，见《收获》1982年第2期，第4—59页；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见《收获》1980年第5期，第91—105页；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见《收获》1981年第6期，第172—233页。
(29)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参见Jing Wang，High Culture Fever：Politics，Aesthetics，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Xudong Zhang，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80年代文学的男性欲望表达，参见Tonglin Lu，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Xueping Zhong，Masculinity Besieged？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关于李小江对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争论中作出的贡献，参见Tani E．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30) 对于王安忆等作家，性问题是她们写作的主题。她的“爱情三部曲”全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90年代出现的是更加坦白的性表达，其中的声音更加“个人化”。王安忆：《三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31) 卫慧：《蝴蝶的尖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
(32) “评弹”是一种由一个或两个表演者进行的表演；演员各坐在一张椅子上，膝盖上放一把琵琶或三弦，用苏州方言通过叙述和唱歌的形式讲故事。
(33) 许多批评家和学者都把这种西方影响看作“全球化”的一部分，用原产于西方的文化影响改造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思想。我在考虑这种对西方文化象征的大量借用是否也能被看作当代中国“西方主义”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层面，对西方的文化标志和象征感兴趣，并非意味着理解这些象征在语境中的意义，而是标志着社会正在发生迅速变革但是方向未明。
(34) 在中国整个20世纪，女作家不断背离受欢迎或是已经确定的写作传统，引发关于她们写作本质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进行了许多研究，集中于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性/文本政治。这些研究包括：Rey Chow，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Wendy Larson，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Barlow ed，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Lingzhen Wang，Personal Matter：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Dooling，Women's Literary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等。
(35)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6) Toril Moi，Sexual/Tex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5，p．126．
(37) 卫慧在所有场合都选择“女权主义”，而不是“女性主义”，见卫慧：《上海宝贝》，第153、172页。
(38) Wei Hui，Shanghai Baby ，tr．Bruce Humes，London：Robinson，2001，p．182（《上海宝贝》英文版），中文翻译见小说《上海宝贝》。
(39) 参见Elizabeth Grosz，Volatile Bodies：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这个术语在中国的适应，参见Anbin Shi，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Redefining Chinese-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ewiston，NY：Edwin Mellen Press，2003。
(40) 部分代表作品有：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张贤亮：《习惯死亡》，台北：远深出版公司，1989年；贾平凹：《废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莫言：《红高粱》，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葛红兵：《沙床》，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社对贾平凹的《废都》大做广告，结果遭到政府的惩罚。
(41) 卫慧：《上海宝贝》。其北美版（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2002）封面不同，宣传词也不同。
(42) 卫慧：《上海宝贝》。
(43) 该版首先在2001年由Robinson在英国出版。
(44) 本书遭禁一年多以后，日本售出20万册，美国首印25000册；更不用说在中国通过盗版印刷销售以及网络下载的数量。
(45) 此后，卫慧的新作品在中国得到出版，关于身体写作和“美女写作”的批判性书写有所增加。
(46) 例见：《专访上海美女作家卫慧》，《开放》2000年7月，第46—48页；《〈上海宝贝〉读后》，http://www.edu.sina.com.cn/talk/2000-5-23/3508.shtml/；《别像卫慧那样疯狂》，http://www.edu.sina.com.cn/talk．/2000-6-24/4757.shtml。
(47) 当然，网络上也有许多积极的回应。此处引用负面的攻击表明一种被公共共享的情绪，这种情绪与我在本文开展的讨论有关。
(48) 民族主义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讨论。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中，除了现有的发表作品之外，这一关系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现有研究多认为这一关系对妇女不利。我在本文的讨论中提到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运动，而是为表达某种思想倾向而专门设计的未加修饰的表达。
(49) 有两次这些作家出席的场合我都在场，在这些场合中提到了《上海宝贝》问题。一次是2001年4月在复旦大学，另一次是同年我与一些美国女学者一起访问上海作家协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当提到关于这部小说的问题时，王安忆看起来很生气。她只是说她没有读过这部作品，但是知道围绕这种写作开展的争议。
(50) 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03—111页，这里引用的是第108页。
(51) 同上，第108页。
(52) 薛毅：《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50—55页。
(53) 同上，第54页。
(54) 这种勉强的情绪在许多访谈中可见，包括王政的《三个访谈：王安忆、朱琳、戴晴》。关于中国女性主义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更多矛盾态度，参见Yang ed．，Spaces of Their Own 。
(55) Lin，“Finding a Language”．
(56)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7)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
(58) 参见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59) 这种情绪多处可见，包括王政的《三个访谈：王安忆、朱琳、戴晴》，及许多中国的女性创造性或学术性写作中。
(60) Barlow，“Theorizing Woman：Funu，Jiating，Guojia”．
(61) 参见Barlow，Preface，I Myself Am a Woman ，pp．1-46，此处引自p．44。
(62) 戴锦华与其他一些自由表达观点的女作家和批评家意见相同，坚持中国妇女比其他国家的妇女解放得多，包括西方妇女。见戴锦华：《清醒的立场——戴锦华女士访谈录》（2001），http://www.filmsea.com.cn/zhuanjia/article/200112072396．htm。
(63) Lin，“Finding a Language”．
(64) 我在此要感谢王政，她建议我指出这个问题的阶级角度。由于论文篇幅有限，虽然我未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我在本文中的观点直接指向了这一重要观点，它部分导致毛泽东时代中国女作家寻找“女性身份”中的问题。
(65) 这一观点来自本论文未完成稿的一位读者。又见Joan W．Scott，Only Paradoxes to Offer：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66) 南帆：《身体的叙事》，《天涯》2003年第6期，第136—146页。
(67) 见卫慧短篇小说集，《蝴蝶的尖叫》。
(68) Michael Orrom and Raymond Williams，Preface to Film ，London：Film Drama Limited，1954，p．23．引自John Eldridge and Lizzie Eldridge，Raymond Williams：Making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111，115。
(69) 我知道有人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未能使妇女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但是我认为下这种论断为时过早。
(70) Carolyn T．Brown，“Woman as Trope：Gender and Power in Lu Xun's ‘Soap’”，in Barlow（ed．），Gender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p．74-89．此处引自pp．87-88。
(71) Barlow，Preface，Gender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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