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参与的民主

在民主理想的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全体参与的基础上，这种公民表决式民主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被认为既服从理性主义又服从经验主义的原则。从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角度来看，自主行使权力优越于将权力委托给他人。但是，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在人类政治历史上并不是常态，城邦是一个集宗教、政治和道德于一体的实验，但这种实验被证明并不长久，也是脆弱的。后古典时期的政治生活并无民主的容身之处，更没有参与的地位，相应地也就缺乏对民主本质的思考。

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所具有的内在危险。这一特征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20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巨大规模及其复杂性，以及官僚组织形式的出现，引发了许多具有实证主义思维的政治学者对于通常所理解的民主的实现可能性产生了严重怀疑；二是自由主义对民主政治现实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极权制度贻害的警惕，人们对那种动员式全民参与的狂热所留下的破坏至今记忆犹新。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佩特曼分析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拒绝接受参与在民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若干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民主理论属于规范的、充满价值判断的理论，而当代政治理论应该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应当建立在政治生活的实然基础上。佩特曼援引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对政治生活的事实与早期民主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的分析，后者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修正了的民主理论。按照这种修正了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决策的权力。”^[1]在以熊彼特等人所演绎的当代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其中，对于民主而言选举是关键性的，因为通过选举活动，人们就能够对他们的领导者施加控制。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是指人们参加选举活动或广泛地参加决策者的选择。在这些民主理论中，参与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起到保护性的作用，保护个人免受当选领导者的独裁决定的影响，保护公民的私人利益。

反对参与的第二种观点来自多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反对政治生活中广泛参与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平等的理解。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观点，政治平等不能被界定为政治控制或政治权力的平等，因为人们在参与政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居住状况、技能、关注或涉入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在实际政治参与过程中是不平等的。在当代民主理论中，“政治平等”指的是存在着普选权（且一人一票）以及通过选举竞争选票的政治过程，更重要的是在选举间隔期间选民中的不同团体有着平等的机会影响决策者，以使他们的声音能够同等地得到倾听。政府官员们不仅倾听来自不同团体的声音，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安抚某些团体及其领导者和重要成员时，也被期待着接受他们的抱怨”。此外，达尔还提出了一个观点，揭示了普通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参与的增加所产生的内在危险。他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社会团体在政治生活中越不积极，在这些团体中也就越可能发现“权威主义”人格。如果政治活动的增加将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人带到政治舞台上，那么关于政治基本规范的共识就会下降，多元政体就会遭到削弱。这一逻辑揭示了，如果大幅度提高现存的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民主体系的稳定是有害的。^[2]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　）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广泛参与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在民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鸿沟，“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具有的忘恩负义和人们对民主理想的幻灭，反应了许多人承诺的民主目标无法实现”^[3]。这种民主理想是恶化而不是解决了民主国家中的现实问题，它“维持了社会的垂直性”，即社会中的权威结构和领导结构。^[4]今天，民主政治已不需要像它过去反对贵族制那样维护自己，而是需要反对普通大众的积极参与导致极权主义倾向及其带来的危险，因为后者可能颠覆它的领导者，取而代之的是并不民主的反精英。^[5]针对政治生活中普通民众内部存在着普遍的消极和冷漠，萨托利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解释。那些认为民众政治冷漠的原因是由于文盲、贫穷或掌握信息不充分的观点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所能够真正理解，并且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我们有着个人亲身经历，或者关于我们自身的观念的事务，这些事务要引起普通大众对于政治活动的兴趣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因为试图改变大众的政治兴趣将危及民主方法的运用。他认为，大众必须对竞争着的精英提出的政策动议和政策作出“反应”，而不是“去行动”。^[6]

除了在理论上总结反对参与的观点外，佩特曼还分析了来自经验研究的批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中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公民的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普遍缺乏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例如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12—1979）在研究公民政治投票活动时观察到一个悖论，即“今天的单个投票者已经无法满足政治理论家在建构民主政府制度时所提出的条件，民主制度并不符合一个正在运行的政治组织的条件。单个成员不符合所有的这些标准，但整个制度却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7]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的确看到只有少数公民对政治生活有着高度的兴趣和参与，而大多数公民的冷漠和不感兴趣对于维持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是重要的。如果民主体系维持稳定，就需要特定的条件。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大多数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不应该超过维持民主（主要通过选举机制）运行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讲，它应该保持在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现有的参与水平。

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代议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中间几乎得到了普遍支持。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西方福利社会遭遇全面危机之际，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及其理论开始遭受全面质疑。许多批评者指出，当代民主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民主的不同方面，但是却忽视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1）当代精英主义民主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民主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严重扼杀了公民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社会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包括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平等，还包括性别、种族、信息获得等方面的不平等。在代议制度下，政治参与的机会明显偏向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3）对微观层次民主的忽视。当代民主理论集中关注国家层面的民主建构，以及对古典民主学说的批驳，尽管也强调了民主的制度建设、社会条件等问题，但是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及相应条件的培养。

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全面扼杀了公民个体的主体性，个体日渐丧失了对自我的控制，个人自由遭到了严重的践踏。自由主义的政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一直以来得到普遍认可的这一假设在20世纪中后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激烈的反对。这些批评首先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国家不可能摆脱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而超越于所有特殊利益之上，仅仅体现出其“公共性”。相反，国家深陷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而言，到处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的权力工具和权力凝结。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中心，是组织它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媒介。^[8]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共同指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在实现个人自由和平等方面的两个致命缺陷：由于生产资料和经济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政治不平等，以及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国家为不平等的政治战略和纲领创造了制度条件。因此，现实是，国家不可避免地维持和复制日常生活的不平等，这对于民主理想而言是一种最为深刻的破坏。

另一种不满则来自佩特曼等人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并不否认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精英主义成分，但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政治领域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将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同广阔的社会领域的参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参与式民主批评代议制实践的僵化结构，认为代议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所谓的民主稳定和便利，利用阶级性和排他性的规则，通过政党结构和官僚结构，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压榨到只剩下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服从和默认的态度，丧失了对公民角色的认知。针对自由主义将民主政治仅仅视为一种选举的政治，以及代议制民主将公民权化约为投票权的简单做法，佩特曼认为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摆脱“代议民主的古典困境”，^[9]最终背离了民主的真正精神，使得民主所赖以为基础的公民个体逐渐远离了政治生活而走向了政治的垄断，公共精神在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已然不复存在。^[10]因此，参与式民主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公民性格中存在的参与本性，强调参与是公民自我存在的一种实践和肯定；认为公民应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积极的参与意识，通过参与社群，互相沟通，形成共识，充分实现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本质。

在批评自由主义民主及其代议制实践的基础上，佩特曼运用历史方法分析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来源，并提出了自己的参与式民主理论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