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尔的观念中，多元主义民主之所以存在问题，关键在于政治不平等的普遍性。尽管在近代以来，随着选举权的日益扩大，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日益加强，政治平等也不断地得到扩大，但是，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平等构成的障碍仍然存在。
达尔分析了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平等构成的障碍，并认为这些不平等有些是存在于人类的本质中，有些则是人们所组成的社会造成的。这些政治平等的障碍表现为：政治资源、知识、技能和动机总是被不平等地分配，而且到处都是如此；民主单位包含的公民越多，公民直接参与政府决定的人数越少，他们向政府委派代表的数量越多；民主的规模越小，公民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公民委派代表做决定的需求越小。规模越大，处理公民重要问题的能力越大，公民委派代表做决定的需求越大；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对某些公民造成严重伤害。通过在公民中间制造大量的不平等，市场资本主义在民主社会的公民中间也培养了政治不平等；国际组织、国际力量的决定也不可能是以民主的方式做出的；每一个政治制度均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危机。[89]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民主国家政治平等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达尔对美国民主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后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障碍在美国社会中实际上变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美国公民中间产生进一步的政治不平等。不过，达尔也认为，政治不平等的悲观前景并非是不可避免的。[90]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朝向政治平等的巨大变化提醒人们注意未来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衰落并未消除旨在减少市场资本主义不公平的努力和政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均有可能改变政治不平等的状况。
民主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来源林林总总。在达尔看来，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公司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这也是社会主义曾经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是“虚假民主”的重要依据。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之上，而现代公司制又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财产权逐渐形成为一种基本的权利制度，并在道德上得到辩护。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洛克就曾经为私人所有制度进行过最佳的论证。他从自然法的角度提出了上帝将世界赋予人类所共有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既然上帝将世界赋予人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尽可能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就不能让世界永远归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因此，上帝将世界给予勤劳和理性的人利用，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土地是上帝赋予人类最重要的资源，当人们对土地进行开垦时，就已经使其脱离了原来的自然状况，因为其中渗透了他们的劳动，因而土地就成为他们的财产。因此，在洛克看来，开拓或耕种土地是同占有土地结合在一起的，前者给予后者以产权的根据。人类生活的条件既然需要劳动和从事劳动的资料，就必然导致私人占有。[91]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只要有人愿意对原来人们所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赋予其财产权。当然，洛克也明确指出，对于超出个人的用途和可能提供给他的生活需要的限度时，个人也就不再享有权利。[92]然而，洛克的这种理想的私人财产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辩护，因为其设想的私人财产权只能在一个社会资源极大丰富的原初社会中得到实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在人类的欲望面前，社会资源始终处于匮乏的状况，私人对财产的占有却是无限的。不过，近代思想家对财产权的论证，客观上为17世纪正在兴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个人行为完成了一次道德上的革命，“消除了那些过去阻碍着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无限占有财产的道德困境。”[93]
由此，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拥有经济企业的权利就具有了基本的依据，即人们有权作为私人而拥有财产。私人财产权作为一种自然的、不可让渡的道德权利，就像其他权利一样，需要政府和法律加以保护。除了道德上的辩护外，更重要的是，按照工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观点，私人财产所有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效率和经济进步，对于保障个人的生命、自由等其他权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即企业内部，股东对公司出资或入股，就理所当然地获得所有权，因为他们以资本的用途换取了所有权。但是，在达尔看来，这只是一种道德辩护。对金钱的牺牲最多只是为他们自己从中获利提供论证，而无法说明控制权的正当性。[94]达尔重申了洛克关于财产的观点，即对私有财产权的肯定不能说明无限获取私有财产是正当的，而是仅仅表明，积累足够自己使用的少量的资源，尤其是有关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的必需资源，才是正当的。因此，没有一种论证能够成功地证明公司内部的私人所有权是正当的。
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已经背离了私人对财产的合理利用。由于内在于市场社会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盛行，市场社会注定了经济不平等的必然性，特别是私人拥有和控制经济组织，不但在经济方面造成了不平等，也成为政治不平等的重要来源。达尔深刻分析了私人拥有和控制企业对政治不平等的影响：首先，控制和拥有经济企业在公民中制造了财富、收入、地位、技能、信息、接近政治领导人、生活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反过来加剧了公民作为政治平等主体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机会和能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其次，经济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不民主的。[95]公司内部的经济管理活动遵循着一种等级化的权威原则。由于私人财产权的决定地位，在私人拥有的企业或私人资本拥有最大份额的企业中，私人资本或最大资本享有绝对的权利，决定了企业内部的决策、人事、生产、销售等重要事务，普通工人或员工在等级权威结构中处于接受命令或受控制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表明，在私人企业组织官僚化的权威结构中，工人的自尊、自信和自我发展的需要遭到严重压制，人们难以发展出（在有效的管理活动中所需要的）人际交往的能力和信心。反过来，这又提高了组织的僵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对普通工人身心的不利影响。现代产业工人发现他们处于一个很少能够运用自己能力、对工作很少有机会施加控制，也缺乏创新的环境之中，由此导致工人们自我控制和责任感的下降，影响对自己和工作的评价，影响个人自尊和对生活的满意度。[96]在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的所有者拥有的企业中，充满了财富和权威分配所导致的后果，充满了工作权利异化和社会冲突所导致的后果。私有企业的市场制度日益表现出不平等的特征——缺乏保障、收入不平等、阶级矛盾、教育不平等、政治晋升不平等以及政治影响力不平等。[97]
许多人反对达尔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与其他替代形式相比，公司资本主义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大的效率，维护了民主和自由。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经济活动的效率只是有利于少数人的效率，所保障的民主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和自由。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平等的政治结果只能是遭受奴役和摆布，显然这并不符合民主和平等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达尔提出了他的经济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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