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景观结构的角度还是从风水文化的角度，家族墓地都应当被视为水乡聚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宗族聚居型的水乡村落，家族的墓地一般分布在族人拥有所有权的田地间，田地距离他们居住的房屋并不远，这主要还是受制于河浜的分布。深入到田间地头用之于农业排灌的河浜，同时也具有墓地风水的功能，与村内屋宅边的小河同样属于附近外河的分支。也就是说，从村边干河发散出的小河浜将聚落的各个部分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房屋、墓地和农田共属于一个微小的水系。
上述情形可以图1-1所示的南汇航头富家宅村在1940年前后的样貌来说明。该村虽然位于浦东滨海平原，但其所处的区域在北宋海塘（今称老护塘）以内，聚落的内陆化特征已经较为完备，泾浜形态与村宅、墓地的位置关系，同平原西部的嘉定、松江一带已十分接近。从图中来看，小河浜确实成为凝聚聚落空间的核心，村中住宅和墓地傍依河浜的形态特征均十分明显。
图1- 1：富家宅的聚落格局
——河浜、农田、屋宅与墓地（1940年前后南汇航头镇富家宅村）
（根据2010年编《上海浦东航头富氏支脉宗谱汇编》〔族内交流资料〕，“卷首地图”改绘）
唐代的江南地区已经兴起浓厚的风水信仰，以杨筠松为代表的江西派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史书中记载的风水故事和典故许多发生在长江以南[48]。而唐宋以降太湖平原聚落进入快速拓展的时期，人们在构村建宅时不仅注重河浜的实用功能，也十分看重河浜所承载的风水合理性，河浜的形态、方位、走向、长度、数量等与村落、住宅的风水形势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文化心态同农田水利的发展一样，成为太湖以东以泾浜为主体的水网地貌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笔者通过查阅东太湖地区古代的家谱墓图发现，“三面环水”的墓地河浜格局是民间普遍认同的好风水。风水学上讲究平地要看土垅之脉，山地要看峰岭之骨，远来之山为势，近处之山为形，风水师以辨山势和山形为要旨[49]。但平原水网地区因缺少高冈山地，则以观水为要，所以墓地周围的小河浜被赋予青龙、白虎等四象的功能，河浜的方位也按照阴阳八卦的规则各就其序。河浜形态以屈曲环绕、层层环护为吉形，水流与坟地形成环抱朝揖之势，既彰显墓主之尊贵，又可减缓水流对墓周土地的侵蚀。这样的风水观念势必使小河浜的数量不断增长，使聚落与小河浜相依的格局愈加突出。
图1- 2：清中期华亭竹冈董氏墓地的“三面环水”格局
（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华亭董氏族谱》中插图绘制）
华亭董氏于南宋建炎间自汴迁至华亭，一世祖官一，元初居华亭竹冈。据《董氏世墓记》：董氏之墓，一在杨泾（杨家浜）之原，一在竹冈西望海塘北原，一在沙冈西茭门塘北原[50] 。图1-2显示的是董氏祖墓杨家浜原的墓基位置，据谱云，该墓风水上佳，主要得力于墓地周围的河流形势，远处有黄浦大江为干龙，发脉长远（源自震泽，即太湖），近处又有小泾浜曲曲环护，藏风聚气：“墓南距浦不到二里（图中黄浦江位置为南），自巽入，源源而来，几经曲折，环墓右入亥。亥之结尾处，东折而南，可二百余步，圆转一钩，形如新月。墓在其中，大不二亩，三百年来振振子姓，孰非基所自出，此岂人力也哉？厥后择地而葬者，隆隆相望，无不在此浦以北、沙竹两冈左右三四里间。”[51]
华亭董氏族谱《语儿泾墓序》中有对水乡河浜风水意义的总结，不仅适合华亭高乡一带，似乎也普遍适用于江南水网感潮区域的聚落：“水乡葬地，以水为主……大溪缠远，小水缠身，杨公云，水缠胜似山缠……小水分龙虎，大水作盘护，九曲水入明堂，两潮汇聚为吉。”[52]该序指出，聚落所依存的河流贵在通达，贵在潮汐汇聚，淤塞的河浜不利于风水，要经常疏浚，这种地域性的风水观念实际上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河浜与潮汐的高度依赖为基础的，其中也包含着朴素的生态学道理。
从清代松江、青浦一带的族谱中，也可以发现与上述类似的墓地格局。
松江《倪氏家谱》载：“始祖方菴公世居南汇，自爱云公遭明季兵扰后遂迁华亭之蟠龙塘，宗族渐繁。”[53] 从其墓图看，一端不通的小河浜，即水网的末梢神经与坟墓营造的关系最大，图中标有“河头”、“月河头”或者“溇”、“陆家畎”、“葫芦兜”、“殷家兜”等名称，均指称最末端的弯曲水体，甚至比河浜还要小。河头浜兜的密度增加，可谓聚落发展日趋完善的标志，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所服务的大小水体一应俱全。二世祖仰云的墓地旁为倪家浜，从其名称与葬主的久远（二世祖）可判断该浜最初为倪氏家族所开，以宗族姓氏来命名村宅墓地所依的河浜（这是太湖以东平原地名中最普通的现象），可以说是宗族定居成聚的重要标志。
清代浙江候补道秦溯萱墓在嘉定县望仙桥乡始十五图，据《望仙桥乡志稿》载：其墓址广十余亩，四面广辟溪流，垒土阜，形胜为近地最[54] 。所以在跨越冈身的嘉定高乡，广开河浜也是构建墓地风水的必要条件。虽然该处地势较高，不乏高爽之地，营造墓地的条件比低乡更为有利，但对河浜形胜格局的要求与低乡是一致的。
滨海开发初期的生存条件比内地艰苦，所以浦东聚落构建中所体现的风水意识不如内地明显。实地考察发现，钦公塘外的人们对于宅河所承载的风水意义知之不多，反而更看重宅河供给日常用水的实用功能。人们普遍了解的风水常识是宅河不能与住宅“对冲”，即宅河不能正对大门，要造在大门偏左、偏右或者后面的位置，否则家里就要出祸事。这实际上是由现实中流水冲击堤岸易致坍塌的认识而来，为保障宅基的安全，住宅应建在偏离泾流的地方，所以风水中讲究以水之环抱为美。
浦东钦公塘内的村落由于较早得到海塘的庇护，生存条件相对较好，人们对风水的重视程度提高，逐渐接近内陆人群的风水观念。塘内地区的小河浜体系和农田水利系统比塘外地区更加完善，为风水观念的强化提供了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前文所述的富家宅即位于浦东地区老护塘以内，不仅该村祖墓周围的河浜都通黄浦江潮汐（现在已不通潮，河流淤塞或消失），人们在选择住宅基址时也非常看重潮汐是否能通达自家的宅河，这与西部的上海、嘉定、松江等地对潮汐带来财富的民间认同是相同的。
好风水并不完全发乎天然，尤其是在江南水乡地区，泾浜是人工改造地貌的产物，所以人造风水成为普遍现象，人们根据风水吉地的准则在住宅和墓地周围开挖各种各样的小河浜。
大河的开凿与疏导一般属官方行为，大江大河构成的风水大局，与市镇、县治、府治那种高级形态的聚落有关，与百姓的风水诉求则距离甚远[55]。而小河浜的营造则以家族之力即可为之，所以太湖平原的河浜以某家某姓命名十分普遍，从内陆到滨海皆如此，“某家浜”、“某家泾”现象，既可视为宗族聚居营造生存环境的证明，将其作为民间营造风水的证明也不为过。在各种古代文献中，多见人们为营造风水吉地而花费钱财改造水局地形的记载，如浦东钟氏家谱所记：“景元，字行甫，娶顾氏，二人合葬于宅西三十一图五十三号新阡主穴，雁行葬，公居东首，傍河，另筑零田为风水，故自栅门桥东堍至西二丈许，做三叉阳，而三叉上永不得耕种，系沟水，俱余家所有，及桥北往西至王浜为止。”[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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