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塘的作用

海塘对于滨海平原地区的人口定居繁衍和生产活动来说，实可谓“命脉”，在传统农耕时代，海塘的作用主要是“捍御咸潮，以便耕稼”^[37]，同样也为以煮盐为生的“煎海之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38]。明末清初人孙和鼎世居浦东高桥，其《修江东海塘记》以一个滨海居民的视角总结了海塘对于滨海之乡避害趋利的功用：“卤潮虽为淡水所隔，去岸不数十里，时值大旱，江水流出者少，卤潮渐近。或乘东风涨潮，横行而上，棉稻俱淹，立见憔悴，此旱之害也。又或飓风淫雨，挟潮而至，水出地上数尺或丈余，庐舍人畜倏忽荡尽，棉稻不漂即偃，此涝之害也。此两害也，沿海地方所同，而江东为甚。欲去两害，存两利，无如修海塘。”^[39]可见无论是从减少旱涝灾害的角度，还是从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海塘对于沿海聚落的形成和稳定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御卫作用。

与分段修筑的圩塘相对应，贯穿某一完整地理单元内贴近海岸线而修筑的连续海塘可称为“统塘”^[40]，毫无疑问统塘对于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效用最大。但在统塘未筑之前，人们为了开垦滩涂、兴灶煮盐和定居生活的需要，就已经在贴近海岸线的地方筑起规模不等的堰坝或者圩堤，以抵御海潮的侵袭，为农垦和居住创造安全的条件。正如嘉庆《松江府志》所载，华亭地方“古来筑堰，以御咸潮”，“古有十八堰，捍御咸潮”^[41]。堰坝主要筑在通海河港的入海处，可以通过置闸并定时启闭以抵制咸潮顺着河道内侵。圩堤则类似于西乡低地区域大圩田的堤岸，分为零星散布的民开、较大规模的大户开以及力量强大的官开，这是人们“向海要地”、向滩涂拓殖发展的主要方式。

民国《川沙县志》地图显示，位于统塘钦公塘以外的分段圩塘主要有四段：外圩塘、老圩塘、陈公塘、新圩塘。四处圩塘均规模较大，显然为官方力量参与修筑，而清道光《川沙抚民厅志》也为此做了注脚：“道光四年十二月，同知刘圭委司狱朱光恩会同二、三场大使三福，督修八团北一、二、三、四甲外圩塘。”《川沙抚民厅志》也记载了民间大户组织修筑小型圩塘的事实：乾隆三年，邑人蔡鸣谦、金乾等具呈盐司，地近海滨，中下两侧在塘外者，时被咸潮淹没，请各团按亩出夫，挑筑圩塘，以御潮汐，以捍田舍；二十七年，邑人顾绍恺、蔡恒斋等具呈修筑凌家洪口圩塘；五十三年冬十月，邑人蔡维标等具呈修筑圩塘百余丈及杨家洪坝；五十六年七月，邑人蔡维城杨绍昌等具呈兴修杨家洪口圩塘百余丈^[42]。

直至当代，筑堤围垦的方式对于浦东滨海滩涂的开发依然重要，例如，人民塘是贯穿今浦东南北海岸线的最外一层统塘，筑成于1960年。此后又陆续在塘外形成了张金圩、军民圩、向阳圩、新建圩等分段垦区^[43]，如向阳圩于1968年围垦滩涂而成^[44]，新建圩于1970年代由江镇等乡迁来的农民与下乡知青联合开垦而成^[45]。

在历史时期，每当滩涂开垦和定居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断断续续的圩塘即不敷使用，要求加固统修海塘的呼声愈高，这时将由官府组织资金和民力进行大规模的护塘修筑工程，在原有分段圩塘的基础上筑造起坚固的统一海塘，所以统塘是滨海经济开发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某一历史时期内滨海定居人口稳定增长的标志。据张修桂考订，上海地区第一条统一海塘是北宋皇祐四年至至和元年（1052-1054年）时任华亭县令的吴及所创修，即后来被通称为“里护塘”或“老护塘”的贯穿今浦东中部的南北捍海塘^[46]。而历史文献所公认的上海地区第二条统塘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筑成，称“外捍海塘”，后因雍正十年南汇县知县钦琏主持全面补修，自此俗称“钦公塘”。筑成于1960年的人民塘，则是浦东地区第三条统塘，也是迄今最外一道统一海塘。

图3- 3：里护塘筑成（1054年）后至外捍海塘（钦公塘）筑成（1584年）前今浦东地区兴起的聚落

毋庸置疑，海塘是滨海聚落发展所依存的重要地理因素，那么，浦东地区历代统塘的筑成、其所具有的捍卫作用与滨海聚落的扩展存在怎样的时间与空间相关性呢？透过这种相关性又可窥见哪些背后的作用力呢？以下先运用GIS进行面上的解析，方法是将各时期起源和兴起的自然村聚落逐一定位在1990年代的浦东新区政区图上^[47]，然后再分别提取出里护塘、外捍海塘（钦公塘）修筑前后的聚落分布态势，并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对比。

图3- 4：外捍海塘（钦公塘）筑成（1584年）后至人民塘筑成（1960年）前今浦东地区兴起的聚落
（说明：该图沿黄浦江一线的南半部，出现自然村聚落分布之空白区，是因为截止数据统计下限的1994年，该区域已经城市化，传统村落基本消失，《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名志》的村落调查资料中这些已消失村落的资料缺失。）

根据提取的结果，首先发现从唐初直到宋南渡（1128年）之间，今浦东地区的乡村聚落分布极其稀少，只在成陆较早的三林镇附近有两个村落，另外四处分布在老护塘以内。当然这很可能是资料样本偏差所致，《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名志》对于唐宋时期聚落的追述，由于存世方志或家谱不载的原因缺失较多，这是该资料的一个显著偏差。但可以肯定的是，宋时老护塘以西的聚落与人口规模应该已达到一定水平，否则就不会促成宋皇祐年间统一海塘的修筑。正如张修桂指出，华亭自唐天宝十载（751年）设县开始至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已经历整整三百年时间，其经济、文化、人口均已发展至一定规模，具备一定的建堤实力，修筑百里海塘的条件已经成熟^[48]。本研究所提取的六例唐宋聚落样本数量虽少，但其中四例十分贴近老护塘，说明当时贴近海岸线的滩涂已经成为人们拓荒的前沿，海塘的筑成为聚落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那么，唐宋时期人们对沿海滩涂的开发是否仅限于老护塘以内呢？像后世那样越出海塘的围垦现象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实从一些考古证据中即可类推。1959年在上海县马桥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位于冈身地带，当时并没有海塘设施，但人们通过沙脊沙冈等天然屏障很早就开始在海岸线附近谋求生存了^[49]。再往前追溯，第三次海退过程中古人就是追逐着海岸线东移的脚步不断扩大生存的空间，三角洲前缘的滩涂正是在拓荒者的持续开发下才一步步发生内陆化的。老护塘以外的早期聚落亦有直接的证据：考古发现的宋末元初有秦氏家族迁来老护塘以东今龚路乡黄家湾以南大湾以北之地^[50]，说明当时越过统塘在海岸前缘定居的现象是存在的。

滨海地域从成陆到段落式的圩塘出现、拓荒式的滩涂开发，再到村落的次第展开，这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将刚刚成陆的赤卤之地变成适合农耕的土壤，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辛的劳动，同时也需要技术和运气，一次严重的海溢潮侵就可能把艰苦积累起来的土地财产、房屋和盐灶等全部毁于一旦，所以在新成陆的滨海原野上定居的难度和风险远比开发成熟的内地要大，时常会有人口返迁回距海塘较远之内地的现象^[51]。滨海聚落受潮灾侵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人们又要克服淡水缺乏、土壤盐碱、农产量低下等种种困难，所以在滨海定居并非易事。

但从长时段来观察，在人口增殖、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新成陆土地仍然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尤其是有了海塘作为屏障，滨海地域的开发速度是明显加快的。图3-3显示，在里护塘筑成之后到明万历更外一道统塘修筑之前，浦东自然村聚落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旧海塘以内的区域，但同时村落分布的位置也到达了新筑海塘的外围。正是这种越塘垦殖，成为新成陆的滨海区域不断内陆化的重要动力。每当新的护塘筑成后，便“地之生涨日阔，民之生聚日繁，沧海焉而桑田之也”^[52]。

图3-4更为明显地呈现了钦公塘筑成后，塘内、塘外的聚落数量均快速增长的趋势，除了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的因素外，海塘对于农业发展的庇护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由该图可见，外捍海塘（钦公塘）筑成之后，浦东新增聚落的密集区仍然位于贴近外捍海塘以内并介于新旧两条统塘之间的区域，海塘对于人口定居的屏障和保护作用依然十分明显，缘塘定居一直是浦东聚落增长在空间上的一个显著表现。另在人民塘筑成之前，在外捍海塘以外形成的村落数量已相当可观，再次说明沿海滩涂资源对于人口迁移（包括区外迁来和区域内迁移）具有强大吸引力，也是持续存在的越塘开垦的内在动力。在远离海塘的浦东内地，新生聚落的增加也十分突出，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浦东开发程度的深化，整个区域对于外来移民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吸引各地人口前来谋生和定居，另一方面区域内人口的短距离流动和通过家族分宅而衍生的新村落，在促进聚落拓展格局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因此可以说，由海塘庇护加上拓荒者的越塘开发，是历史时期太湖平原滨海地带聚落拓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没有海塘设施的时期，人们往往依赖沙脊、冈身等天然屏障在滨海前缘生活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