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明永乐年间黄浦江的开通，至少应是东太湖地区水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使得宋元以来因人口压力带来的小圩化和泾浜化所引起的排水不畅又进一步加重，平原上的丰水环境进一步退化，其主要表现就是地表水体的普遍淤塞。在黄浦江开通后的水环境变化进程中，潮汐成为最重要的自然因素，河流是否通潮、潮汐流通的范围大小、潮汐流动的速度等，直接影响地表水体的形态和质量。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水利治理策略以及社会层面的执行情况成为重要的人文配合因素，其应根据水文的表现而及时调整。
明清时期黄浦江潮汐畅旺，由长江口而来的潮汐可直接上溯到其源头淀山湖一带湖群，光绪《松江府续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今浦水日强，潮汐所至，西南已及浙境，西北亦达淀湖，而上游宣泄之水亦必由此以汇于浦。[2]
潮沙沉积造成了淀山湖边缘的淤浅，但淤浅的位置随潮汐来向而有所变化。元代黄浦江尚未形成，吴淞江仍为主要进潮通道，潮汐经由吴淞江进入淀山湖东北部，当时主要是湖之东岸淀淤；后来吴淞江淤塞严重，其排水地位被南面的黄浦江替代后，淀山湖淤垫的地点即向西南转移，西面最大的大莲湖在清后期已经出现茭芦丛生的沼泽形态：
薛淀湖（即今淀山湖，笔者注）西南诸荡漾以莲湖为大，大葑、北任、任邓次之。其毗连昆山、元和者，以沈龙湖、蔓莱洲为大。毗连吴江嘉善者，以鼋荡、雪落漾、长白荡、叶厍荡为大。凡浦潮未至者，尚属宽深。嘉庆初，曹组城《贞溪编》，小蒸西南尚有莲花荡，寿乐荡。近因潮汐渐通，杂植茭芦，并多淤垫。[3]
华亭县与嘉兴交界处的“三泖”，原来也是一片广阔的水面，成书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的《云间志》谓其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萦绕百余里”，最窄处也有八十丈[4]。由于泖湖地处淀山湖以南，吴淞江潮汐几乎不能到达，潮沙对其水体的影响自然十分微弱。黄浦江开通后，潮汐可以到达泖湖，但水体淤浅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德《华亭县志》并未提及三泖与前时有多少不同，明人王伟甚至还作诗感叹其苍茫辽阔：“入夜初过泖，苍茫与杳然。大星悬树梢，新月出帆前。野酒聊共醉，渔歌屡恼眠。”[5]但到了清乾嘉年间，黄浦江潮汐冲积所带来的影响已集中显现出来，三泖原先的形态基本消失，变成了窄浅的小河沟。再往后来，水体缩狭变浅即成定局，仅有北泖尚有形迹可循。光绪《松江府续志》对这一变化过程的记载如下：
自吴淞淤塞，明夏忠靖浚范家浜以通黄浦，自是浦渐深阔，嘉靖年潮始到泖。其时西水畅旺，清足敌浑。国朝乾隆初年，南至朱泾泖桥，尤浩淼无际，直至浙之平湖界。迨四十年间，潮汐渐急，南泖已多涨滩，中泖亦浅。至嘉庆初年，南泖尽成膏腴。访其遗迹，仅存小河三道，即俗呼南泖沟、中泖沟、北泖沟是也。其水也，就附近支河东流入浦。中泖亦尽涨成田。今三泖唯北泖犹存，然最阔处不至二百丈，深不过八尺。其西沼又有沙埂三条，绵亘中流，不特潴蓄无资，即宣泄恐亦不畅。[6]
在人口压力大和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面对日渐淤浅的湖泊，除非政府有严格的禁令与督察措施，人们首先的反应是围垦占用，将其变为农田。从可获得的经济利益来说，利用淤浅之便筑堤围垦，辅以种植茭芦促其干涸，是一种投入低见效快的土地开发行为，因此在太湖周围的湖泖地区相当普遍。南宋水利家黄震针对当时广泛存在的围垦湖面行为，曾经批评道：“近来围田，不过因旱岁水减，将旧来平地被水处间行筑倷。就使围田尽去，水未能速入海自若也。况围田未易去者乎？”他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7]。黄震所担忧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湖泖地带，这里地势低洼，即使湖面不被围垦占用，积水尚且难以畅排，更何况围垦行为屡屡不绝。
久而久之，首先是黄浦江上游的丰水环境出现了较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潮沙淤塞旺盛，上游湖泖蓄水能力下降；进而湖泖之水外排的诸多河道，由于清水来源不足，潮汐的影响反而增强，由此也出现了较普遍的淤塞情况。上游河道的淤塞状况及其与湖泖淤浅、潮沙淤积的关系见表4-1：
表4-1：清光绪以前黄浦江上游部分河道的淤塞状况
（续表）
资料来源：（清）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六，山川志，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九）》，第153-163页。
由于支浜数量众多，此不一一罗列，只列出与湖泖位置较近的部分河流。
由于干支河道相互联通，使潮淤形成连片效应，一条干河的淤塞往往引起诸多支流的相继淤塞。潮汐既然可到达上游湖泖，对中下游河道的影响就更见其大，潮沙淤积就更加严重，同时，上游河道清水不足则使得中下游河道的清水通过量更小，以清刷浑更不可行，这些合力加快了中下游河道淤塞的进程。旧有通江五大浦之称的赵屯浦、大盈浦、顾会浦、崧子浦、盘龙浦（大部分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由于水量补充不足，在明后期已严重淤塞。如崇祯《松江府志》所载赵屯浦的情况：“在淀山湖北，旧时直受湖水，洩于松江，阔至五十丈，通江五大浦之一也。今自北漕港分支北流，愈北愈隘，浦口束以石梁，仅通舟楫。”顾会浦则是“自干山之阳，地形中阜，积淤不决，渐与岸等，每信潮吐纳，缠至半道而止”[8]。
上海县地处下游，境内的干河与支流普遍出现淤塞和舟楫难通的局面，疏浚稍有差池则影响人民生计。如清中期上海县干河蒲汇塘的情况：该塘沟通吴淞江和黄浦江，潮沙畅旺。明天顺间至清朝顺治间，本就屡次疏浚。康熙十七年、二十九年、四十八年、五十九年、雍正元年、乾隆元年、乾隆十年、嘉庆七年，又迭加疏浚，但却旋浚旋淤。由于蒲汇塘跨越华亭、娄县、青浦、上海四县，疏浚蒲汇塘成为劳师动众、四县合作的大事，惟其如此，才能保障沿塘田亩的正常灌溉、排水和民众日常用水。与蒲汇塘相连的另一条干河李漎泾，其流经法华镇的一段，因黄浦江潮与吴淞江潮汇聚于此，而“河身既狭，其流不畅，潮浑入清出，淀积日久”[9]。李漎泾的淤塞使清中期以后的法华镇商业大受影响。
总之在前近代时期的东太湖平原，地表水循环不畅和与此有关的各种水环境问题，对河道疏浚和相关的水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频繁的疏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良好的制度配合，任一链条的松弛，都将影响到社会经济、交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政府层面的制度管理处于整个生态链条的上层，具有高屋建瓴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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