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20世纪在文化地理学之影响下提出来的。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构建，则是当代学者正在努力的工作。然而，研究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讨论地域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皆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学研究传统。

在西方，德国批评家赫尔德较早开始讨论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他把每部作品都看成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并从气候、地理、种族等方面讨论各地文学的差异。继赫尔德之后，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分别讨论了以德国文学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法国文学为代表的南方文学的特征，及其与地域环境之关系，认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带有阴郁和沉思的气质，这与北方阴沉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有关；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则耽乐少思，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与南方的气候和风光相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虽未直接讨论文学的地域性问题，但他那种有明显地域环境决定论性质的文化观念，无疑对当时和后世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学者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56]在他看来，支配人们的东西很多，诸如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等等，但只有包括土壤的肥瘠在内的气候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英国哲学家泰纳主张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艺术，他在《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认为决定文学艺术的重要因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而环境因素如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等，是影响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因素。^[57]

古代中国人关于文学地域性特征的探讨，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时代，《诗经》编纂者将风诗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就意识到文学的地域性特征，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将文学与地域联系起来的考察。刘向编纂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南方楚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将其命名为“楚辞”。所谓“楚辞”，据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说，就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显然是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作品。刘向以地域命名文集，亦体现了他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初步认识。班固对文学与地域之关系，有更加自觉的认识，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讨论全国各地之风俗及其成因，其云：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58]

因风成俗，因俗成礼，由礼而法，民众之性情亦就涵孕其中。而其根本则在“水土之风气”，即由“水土之风气”培育地方之习俗。他将天下分为十二区，分别论述各区之水土与风俗，并引《诗经》十五国风以佐证各地之风俗。这种“由诗以知俗，由俗以明诗”的讨论方法，^[59]亦足以证明班固深悉诗歌与地域之间的密切关系。魏晋六朝时期，随着地域性士人群体的壮大，门阀制度的影响深入人心，地域自觉意识逐渐形成，文学和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渐趋显著，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说：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人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60]

陆法言《切韵序》亦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音声决定文辞，南北音声之不同，导致南北文辞之差异，因为“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与北方迥别”。^[61]六朝南北文风之差异，《隋书·文学传序》有一个很精准的概括：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62]

南北地区音声、语言和文辞之显著差异，皆是由“水土”、“山川”的“和柔”、“深厚”之差别所造成，这应当是其时学者的共识。文学活动与地域环境之关系亦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63]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获得所谓的“江山之助”，实际上就是获得地域环境的浸润和感染。唐宋以来的学者讨论作家的创作，每每归结于文人得“江山之助”，或者环境于创作有“江山之功”，而此论之首倡者，就是刘勰。

唐宋以来，随着地域分野的逐渐显豁和地域自觉意识的渐趋深入，文学艺术的地域性特征日益明显，文学活动与地域环境之关系亦更加受到学者的关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地域性诗派的大量涌现。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第一个以地域冠名的诗派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出台，“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在文学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明代，以地域命名的诗派犹如雨后春笋，峰起林立，这实际上“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文坛基本上就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为主的诗坛格局，地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人们联系起来，其力量甚至超过时尚”。^[64]文学地域性的充分彰显，致使文学研究必须引入空间维度，从地域视角出发，才能获得有效而合理的解释。因此，明清时期产生的数百种诗话、词话、文话、曲说和赋话等文论著作，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讨论文学活动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而且，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与地域环境的关系，亦同样受到关注。

文学的地域性受到普遍关注，是随着地域自觉意识的深化而逐渐加强的。但是，古代学者对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研究，往往是随性而发，有感而出，并无系统周全的理论建构，所以常常是吉光片羽，虽然弥足珍贵，但终因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而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系统周全的理论建构，有赖于抽象思维的培育和科学观念的输入。因此，深入的文学地域性探讨，科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是从近代以来接受科学训练和影响的学者开始的，刘师培就是其中的代表学者。

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系统讨论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南北差别，其中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可谓集古今南北文学差别研究之大成，标志着传统学者研究文学与地理关系之自觉意识的形成，中国学者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努力，从此起步。另外，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可以视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典型个案研究。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是从地域环境与社会风尚之角度，将近代诗歌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西蜀派，是对近代诗歌与地域环境之关系的一个全面总结和探讨。

民国时期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既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这样高屋建瓴的宏观概括，亦有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这样系统周全的个案研究。但是，这样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却在建国后至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迫中断了。在那时，很少有人谈论文学的地域性问题，甚至地域与文学之关系问题成为一个讨论和研究的禁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古今中外关于文学与地域之关系的研究，或深或浅、或轻或重都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地理环境决定论”之积极价值和消极意义显而易见，这本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理论。因此，谈论文学的地域性问题，研究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敏感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有风险的政治问题。其次，建国后的三十余年，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年代，当时激进的革命话语强调大一统，包括国家政治的统一，思想意志的统一，文化学术的统一。因此，谈论文化的多元性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而研究文学的地域性，探讨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学的多样性选择问题，根本上就是认同文化多元的必然性，这与激进的革命话语所强调的大一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亦就成为一个受到压制的学术问题。

政治观念和革命话语的介入，禁锢了包括文学地理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学术文化研究的禁锢，打破了文学多样性研究的禁区。文化与文学多样性问题，地域与文化、文学之关系问题，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作为当时文化研究热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有引领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积极意义。实际上，文化多样性和文学地域性研究是与当时的“文化热”同步开展起来的。1986年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一文，提示学术界要注意研究中国国内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借以打破被中西文化或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对比垄断的局面。^[65]这项提示在今天已成常识，可是在当时确有破除思想禁锢、打破文化一元论、倡导文化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谭其骧当是“文革”后的先行者。差不多同时的是金克木发表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66]提出了关于文艺地理学研究的总体设想，发表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之后，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之“绪论”中，^[67]讨论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地域的不平衡”，其书之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专门讨论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他指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略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通过上述三位学者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工作，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一时之显学，各种地域文化丛书和地方文学史丛书先后出版，如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有《八桂文化》、《滇云文化》、《江西文化》、《黔贵文化》、《三秦文化》、《琼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台湾文化》等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有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逢增玉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朱晓进的《“山药蛋”与三晋文化》、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和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等。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区域文学史亦先后出版，如陈伯海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撰著的《福建文学发展史》、黄万机撰著的《贵州汉文学发展史》、崔洪勋和傅如一主编的《山西文学史》、王齐洲和王泽龙撰著的《湖北文学史》、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邓经武撰著的《20世纪巴蜀文学史》、王嘉良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等。还有跨省区的地域文学史，如马清福撰著的《东北文学史》、高松年撰著的《吴越文学史》等等。此外，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和《文学地理学研究》、戴伟华的《唐代三大地域与诗歌研究》、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等学术著作的出版，亦广播士林，备受关注，对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当与其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研究热潮息息相关。思想上的大解放，破除了学术文化上“中西文化或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对比垄断的局面”，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研究亦因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和合法性。在西学浪潮之影响下激发起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中，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以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色，成为一时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反思传统文化和解剖国民精神，寻求民族文化之根源，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主要任务。在反思中寻根，在寻根中反思，反思精神和寻根精神是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主流精神。寻根，寻民族文化之根，寻民族精神之根，避免一切精神文化上的泛泛言说，必然会走向对民族性、地域性和地方性等等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在如此背景下，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乃至一切地方性知识，都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