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的地域区位

所谓地域区位，是指特定地域在某地区中所处的位置。地区的范围不同，地域在地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就不一样。讨论黔中的地域区位，首先应该对其参照的地区作界定。若从亚洲乃至世界的范围看，黔中的地域区位肯定与从全国的视角考察，完全不同；若从全国的范围看，黔中的地域区位特征又不一样；若从西南地区的范围考察，黔中的地域区位及其意义，又与从全国的视角考察不一样。因此，考察黔中的地域区位，全面呈现黔中地域区位的文化意义，不妨从亚洲、中国、西南三个参照视角展开。

首先，从亚洲的视野看，包括贵州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位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地带。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皆有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两大文化圈地域邻近，文化上彼此传播，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所谓的“东方文化圈”。中国的西南地区位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相互交汇的地带，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喜马拉雅山口，把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沟通了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圈和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原文化圈，促进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因此，西南地区作为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处，同时受到两大文化的深刻影响。

但是，黔中在西南地区中的特殊地域区位，又恰好处在中印两大文化圈向外推进、过渡的边缘地带。一方面，它远离印度文化中心，不像西藏、云南那样，直接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接受印度文化的渗透，形成藏传佛教（西藏），出现小乘佛教和阿阇梨教（云南）。另一方面，它又远离中原文化中心，不像四川、湖广那样，大量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接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产生可与中原地带比肩并论的儒家文化成就。因此，无论是中原文化，还是印度文化，当它们传播到黔中时，都已成为大河末流，或犹如强弩之末，其势其量都不能同其源头相比，甚至亦不能同流经中的那些地区相比。所以，黔中虽然与西南其他省区一样，位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交汇处，但其所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微弱的，藏传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影响均未到达黔中，阿阇梨教在贵州的影响亦极小，汉传佛教进入黔中已接近尾声。因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四川高僧遁入黔中而形成一时兴盛之局面。中原儒家文化在黔中地区的传播，因距离遥远，山川阻隔，不如四川、湖广早，亦不如其传播面广，更不如其影响之深，亦算是强弩之末了。儒家文化在黔中地区的传播亦只是在明代中期以后，迄今大约有六百年的历史。

所以，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佛教文化还是儒家文化，虽然都传入了黔中，但其兴起和传播的时间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时间晚，发展程度不充分，而且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因此，黔中虽然处于中印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处，但同时亦处在两大文化交汇的边缘地带。黔中地域在亚洲大文化圈中的此种交接或边缘区位的特点，在文化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主流文化包括中原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和绝对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黔中土著文化留下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继续保存和发展，这在客观上形成了黔中地域文化多元交融、平等共存的特点。^[30]

其次，从全国的角度看，黔中是腹地的边疆，同时亦是边疆的腹地，具有“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区位特点。宋太祖《赐普贵敕》云：“维尔贵州，远在要荒。”所谓“要荒”，即“要服”、“荒服”。《禹贡》划分中国疆域，以畿为中心向四方扩展，分为“五服”，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其中的“要服”和“荒服”是离王畿最遥远的地方，可见黔中是一个典型的边缘地区，故古代文献中常以“边徼”或“遐陬”称之。然而，黔中与四川、云南、西藏虽同属西南地区，同是“要荒”之地，但又有它的特别之处，即“处于不内又不外，既不中又不边，所谓不边不内、内陆临边的地方，是内地与边疆的过渡地带。若论边疆，无论就其区域位置还是文化特色，西藏、新疆可算是正宗；而四川、湖南相对而言更靠内地而近中原，但是贵州却是两不搭界。这种区域位置使贵州又多了一份复杂，一份尴尬，它的文化区域身份很难确立。贵州虽很早就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可是因为它自身社会基础的薄弱，长期不能被纳入正统文化区域，又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内地，始终处于边与内的夹缝中”。^[31]所以，黔中地域，从全国的视野看，它是腹地的边疆；从西南的角度看，它又是边疆的腹地。

正是这种“不边不内”的区位特征，决定其制度上的“土流并治”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王朝对它的暧昧依违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中呈现出来的文化意义。因其“不边不内”的区位特征，使黔中自古及今在全国范围内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其发展历程中的诸多劣势皆由此产生。因其是“腹地的边疆”，未能真正进入中原主流文化圈，所以常常被轻视；因其是“边疆的腹地”，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意义上，远不如云南、西藏、新疆重要，因此往往被忽视。史继忠的意见值得注意：“中国历史的活动舞台主要在中原和江南，贵州一直被看成‘要荒’，是背靠内地面临边疆的地区。这种‘不边不内’的位置，使贵州经常处于尴尬地位。因为它不是立国争霸的‘内地’，也不是威胁王朝安全的‘边陲’，所以很少进入中央王朝的视线范围。”^[32]但是，用史继忠的话说，中央王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亦会对黔中“瞟上一眼”，即中央政府有能力有计划控制经营西南边疆的时候。或者说，中央王朝在经营西南边疆时，黔中在西南地区作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的战略地位才呈现出来，才会被中央政府重视。黔中地理在经营西南时的军事战略地位，古人早有明言，如徐嘉炎在为田雯《黔书》所作序中说：

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称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军屯卫所官户戍卒来自他方者，虽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乡，无不自称为寓客。其真黔产者，则皆苗獞犵狫之种，劫掠仇杀，犷悍难驯，易于负固。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也如彼，其土田物产之无可利赖也如此，夫国家亦何事于黔哉？吾闻先生（引者按：即田雯）之言曰：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国家数十年来，亦知荒落之壤，无可供天府之藏，犹且日仰济于他省，岁靡金钱而不惜者，敉宁之道，固如是也。然则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者。^[33]

即黔中地区其地其人其物产皆不值得国家重视，而国家之所以“靡金钱而不惜”，就是看重它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这种观点，应是古代学人的共识，如丹达礼《康熙贵州通志序》说：“黔中形势，把粤、蜀之臂而扼楚、滇之吭，居然为西南一重镇矣。”^[34]江盈科《黔师平播铭》说：“顾黔虽弹丸乎，而于蜀为内援，于楚为西蔽。”^[35]杨天纵《贵州舆图说》认为黔中地域具有“肘腋咽喉乎四省”的地理优势。^[3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于黔中军事战略地位有更精尽的阐说，其云：

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则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37]

黔中“把粤、蜀之臂而扼楚、滇之吭”，有“肘腋咽喉乎四省”之军事优势，故当然为经营西南边疆的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经营中原之关键在关中，经营江南之关键在荆益，^[38]而经营西南之关键则在黔中。在经营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中，黔中是“冲要之地”，具有战略通道的地位，所以顾祖禹讲黔中军事优势，尤重其“驿道所经”。因此，从军事策略上讲，占领黔中，亦就等于控御了西南。所以，明代在黔中建省，设布政使，主要是着眼于经营云南，着眼于西南边疆的安全。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朱元璋调三十万大军征服云南后，还要留下二十万大军屯守黔中，为什么要动用大致相当于全国十分之一的兵力把守不足全国国土面积百分之二的黔中。^[39]

黔中地域于经营西南边疆之战略地位，如上所述。但是，在古代中国，中央王朝着力经营的国内地区是中原和江南，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荆益地区。古代中国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威胁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外来力量主要来自西北和东北。所以，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边疆经营亦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往往是在西北边陲和东北边疆大体稳固的时候，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以黔中为重要战略通道的西南边疆的经营与维护，就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亦就常常成为被忽视的对象。

总之，黔中“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造成了黔中在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劣势，中央王朝重视其在西南边疆经营中的战略通道地位，而忽视和轻视其在经济文化上的建设和发展。所以，黔中经济之落后和文化之后进，与其“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有关，更与因此而来的中央王朝对它的轻视和忽视相关。

第三，从西南的角度看，黔中是西南之腹地，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战略通道，这层意义上文已有讨论。在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西南区域视野中，黔中与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相比，其地理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端赖于内因与外因两种因素的合力。所谓外因，是指周边区域的促进和激发，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而内因则是指本土内部渴求进步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古代黔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因是欠缺的，内因亦很不充分。正如史继忠所说，“本土内在的社会发展驱动力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贵州发展的本土内在动力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塞天皆石，无地不坡”的环境中，全境土地为万山千谷所阻隔，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很难形成统一全境的强大的地方政治经济势力。因此，除了秦汉时期的夜郎国外，黔中没有出现如云南南诏、大理那样可以威慑邻省的力量，亦不可能有如东北、西北等地区那种单一强大的少数民族统治全境甚至能够问鼎中原的地方民族政权。^[40]黔中本土内在发展动力薄弱，换句话说，就是黔中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薄弱，难以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以求自身内部的发展和应对外来力量的侵蚀。追溯其原因，除了上述史继忠所说的山高谷深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外，还有多民族杂居的因素，移民数量过于庞大的因素，更与黔中地理因建省之需要而分割邻省之地以构成的特点有关。关于民族杂居和移民数量过于庞大的问题，下节将专门讨论。在此，仅就因建省之需要而导致的黔中地理之分割特点加以说明。

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正式成立。贵州之建省，实际上是“割楚、粤、川、滇之剩地”组合而成，^[41]即将原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划出归并作为贵州省的地理区域。因此，从地理特征看，贵州之西部实际上与云南是连成一片的，北部则是四川盆地的边缘，东部是湖广丘陵的过渡地带，南部则与广西丘陵相衔接。所以，贵州地理实际上就像一个拼图。与此相关，贵州的文化亦是一种“拼合的文化”，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黔北地区，实际上属于巴蜀文化的延伸部分；黔西北的威宁、普安、盘县等地，则是滇文化的扩展；黔东南、东北与楚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黔南和黔西南等地，又与粤文化有密切关系。这种拼合的特点，“决定了贵州不能成为一个文化特征集中统一的行政区域”，“它的文化不是统一的类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样混杂的特点”，“五方杂处，边缘化的相交聚合，就成为贵州文化最鲜明的景观”。^[42]这与周边省区的那种特色充分、优势明显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粤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割楚、粤、川、滇之剩地”拼合而成的黔中地理，决定其文化具有“五方杂处”、“边缘聚合”的特点，致使其文化身份不明确，文化特性不显明。不明确的黔中文化身份和不显明的黔中文化特征，导致其向外的影响力减弱，故而长期遭到忽视和轻视；对内是导致黔人缺乏本土文化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薄弱，从而导致其本土内在发展动力的弱化。大体而言，地域认同首先体现在文化认同上，犹如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亦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方面。文化认同是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共同的文化信仰是维系人类族群和地域共同体的黏接剂，是维持族群共同体成员之间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纽带，亦是促进形成其生存发展之内在动力的重要源泉。古代黔中地区的族群之间缺乏共同的文化信仰，文化认同感不强烈，地域认同感亦薄弱，族群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亦就淡薄，所以其追求共生共荣的内在驱动力亦就不强大。

综上所述，站在整个亚洲的高度看，黔中处于印度佛教文化圈和中原儒家文化圈交接的边缘地带；从全国的视角考察，黔中地理具有“不边不内”的特点，是边疆的腹地，又是腹地的边疆；从西南地理单元看，黔中又是“割楚、粤、川、滇之剩地”拼合而成。黔中地域的这种区位特点，其影响及于文化，就积极意义一面说，是为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一个广阔、宽松而自由的发展空间，使文化的多样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就消极意义一面言，就是淡化了地域认同意识，削弱了文化认同感，从而导致地域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