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中地区，不仅其地理环境蕴含着丰富的创新精神，而且其地域文化亦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古代黔中地域文化的创新基因，首先在于黔中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文化积淀和历史经验不丰富，较多地保留着原始的“精力”和“野蛮”的基因，因而更具活力，尤能创新。关于这个问题，是所有边缘文化的共性，前已述明，兹不赘论。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黔中文化的包容性中所蕴含的创新基因。黔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文化上“五方杂处”之特征和制度上“土流兼治”之特点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为黔中地域文化的创新精神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黔中地域文化“五方杂处”之特点。笔者在第一章讨论黔中地域文化之特性时，已经指出：古代黔中地区一直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从未产生过一种大范围、高度集中的强势文化，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特色鲜明、个性充分、身份特别的地域文化。古代黔中地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杂”，所以，学者称黔中文化为“拼合的文化”，为“多元共生”的文化，为五方杂处、融而不合、合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和过渡性特点。因此，黔中地区亦被学者称为“文化的交角”或“各文化的连接带”。古代黔中地域文化“五方杂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古代黔中地域文化是由周边各地域文化拼合而成，是“拼合的文化”，具有“五方杂处”的特点。古代黔中之建省，是“割楚、粤、川、滇之剩地”拼合而成，因此，其文化亦基本上是由楚、粤、川、滇之文化拼合而成。大体而言，黔东、黔东南地区是湘楚文化的延伸部分，黔南、黔西南与南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黔北地区则基本上属于巴蜀文化系统，黔西北地区则是滇云文化的推广和延伸。楚、粤、川、滇之文化共存杂处于黔中大地，其“杂”的特点显而易见。
其二，古代黔中文化又是由各民族文化拼合而成，呈现出“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特点。黔中地区是一个民族流动的大走廊，西南古代四大族系在这里交流汇聚，汉族亦不断地从四川和湖南等地移入。大体而言，黔东南为苗族、侗族的聚居区，黔南、黔西南及黔中地区是布依族、苗族、水族等民族错杂而居，黔西北、黔西为彝族、回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的聚居地，黔东北则多为土家族，黔北则多为汉族，各民族共生共存，黔中大地亦因此成为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彼此置换的文化交融的大走廊。[19]
其三，古代黔中地域文化是黔中本土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的共生共存，呈现出边缘与主流、传统与前沿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共生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又与古代黔中的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在古代中国的地理版图上，黔中地区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即所谓“不边不内”的位置，“既不内又不外，既不中又不边，所谓不边不内、内陆临边的地方，是内地与边疆的过渡地带”。若论边疆，它不及云南、西藏、新疆，不是真正的边疆；若论内地，又不如四川、湖南更靠内地而接近中原，不是真正的内地。这种“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决定其与中原王朝之间形成一种“不边不内的隶属关系”，由此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近似于一国两制特征的“土流兼治”的制度文化。据张晓松说：黔中“这里既不像西藏、新疆那样完全实行土官统治，又不像内地那样完全实行流官统治。原生形态的土官制度依然保存，而中央权力又不断地向它渗透，逐渐纳入统一的轨道。于是贵州就出现了土流兼治的局面，由不内不边的边境生成了既‘土’又‘流’的权力制度。但这里的‘土’既非完全边疆化的‘土’，也不完全像内地的‘流’，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土’与‘流’结合起来，并存并治。土流并治是贵州制度文化的最大特点”。[20]
“土流兼治”是形成黔中地域文化特征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文化背景亦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发展空间广阔，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包容。“土流兼治”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既有中央政府对它的集权控制，又体现了地方自治的机动与灵活，一张一弛，为异质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学者认为：“‘土流兼治’是一种政治上的相互妥协，文化上的相互包容。在政治权力与精神意志的松动与容忍、文化影响与接受、文化的同化与异化之间，中原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彼此都找到了一种在夹缝中的生存空间和传承方式。”[21]因此，与完全实行流官制度的内地相比，“土流兼治”的黔中地区是一块未完全受到汉文化充分浸润和统辖的地域，因而能够更完好地保存地域文化的本土特色，为本土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然保持其激情、野性和灵气，有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焕发出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传统文化与前沿文化之间的互动，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碰撞，使本土文化经常处于危机性的反省之中，从而激发出创造性的适应能力。与完全实施土司制度的真正边疆如西藏、新疆相比，“土流兼治”的黔中地区，其文化又常常处于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和碰撞中。如前所述，文化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亦就渐渐养成其惰性，并逐渐趋于封闭和保守，慢慢丧失其创新精神。所以，文化的发展需要激发，需要异质文化的不断碰撞，才能激活其慢慢沉睡过去的创新能力。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魏晋时期和“五四”时代，正是遭遇着外来文化的碰撞和激发，才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从而迎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对于黔中地区来说，永乐设省和改土归流无疑是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土流兼治”是黔中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局部地区土司制度的保存，实际上是为本土地域文化的传承留下了一个空间；而流官制度的实施，大量流官的流入，带来的是异质文化，当然亦是主流文化和前沿文化。当因流官制度而传入的主流文化与因土司制度传承下来的本土文化两者之间发生交流与碰撞，这时候，“‘发达’对‘落后’，‘现实’对‘原始’的介入，当唤起一种觉醒后，会给本土文化文学，提供超越性发展视野和高度。这是因为外来文化进入，必然会产生排斥和抗拒，这种现象往往成为动力，造成一种创造性适应”，产生“融旧创新后发制人的机会”。[22]
综上所述，无论从地理环境、地域区位，还是从地域文化、制度文化方面考察，黔中地区皆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基因。正是这种创新基因的代代相传，凝结为黔中士子的一种内在能力，培育出黔中士子特立独行、敢为人先、标新立异的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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