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黔境即诗境
讨论某种题材是否适合于诗，笔者有一预设之前提，即以传统中国文化为背景，以是否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中和诗歌美学理想为前提。温柔敦厚诗教说的提出，是以传统中国人的中和观念为理论背景的。传统中国人以和为贵，以中为美，反对一切极端倾向和偏激观点，认为任何极端和偏激的言行，都有背于中，有害于和，有乖于美。甚至那种特别高昂和过于低沉的情绪，亦没有美感，因为它有失温柔，不够敦厚。那种特别富有刺激性的声音和物象，亦不美，因为它既不中，亦不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形成的诗歌审美理想，固然应当以温柔敦厚为宗旨。比如，在诗歌表达的情感上，它的典范，应当是孔子所称道的《关雎》那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式的。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不免有粗豪之嫌；那种过分悲伤的情绪，则不免有低沉之弊。在诗歌的题材上，春、江、花、月、夜，最适合于诗，不仅因为它们美，而且亦因为它们有温柔敦厚的特点，或者说，因为它们是温柔敦厚的，所以是美的。再如，一年四季中，春、秋适合于诗，冬、夏则不适合于诗。因为春、秋二季温柔敦厚，冬、夏二季，或者温度太低，或者温度太高，太富于刺激性，既不中，亦不和，更不温柔敦厚，所以不适合于诗。因此，古代中国诗人写冬天的雪景，往往用春天的温煦来调节它，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写夏天的炎热，往往用冷色调来冲淡它，如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芭蕉分绿与窗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如，太阳与月亮，月亮适合于诗，因为它有柔顺和闲静的特点，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太阳不适合于诗，特别是夏天中午的炎炎烈日，因为它太有刺激性，如李贺《秦王饮酒》以“羲和敲日玻璃声”写日光，的确很新奇，但不美。符合温柔敦厚之旨的日光，是夕阳和朝阳。所以，古代诗人写太阳，不是写朝阳，便是写夕阳，极少有写正午烈日的。
推而广之，地理环境有适合于诗者，有不适合于诗者。有的地理环境容易激发人的诗情，有的则不能。如张玿美《西凉集序》说：
凉郡僻处西陲，沙碛雪山，夹处南北，无名区胜境足恣游览。即游历所至，亦不足触发清思，地实使之然也。[61]
即凉郡苍凉萧瑟，过于粗豪，极端悲凉，不具备诗情画意，令人敬畏，但“不足触发清思”，故而难以激发人的诗情。即使作为诗歌题材，亦不免有粗豪之嫌，不符合“温柔敦厚”之旨，不具备中和之美。有的地理环境天然具有诗意，不但容易激发诗人的诗兴，而且亦适合作为诗歌题材，如吴振棫《燕黔诗钞序》说：
黔之山雄峻而深，黔之水湍厉而清：诗境也，宜黔人之多诗。[62]
其实，容易激发人诗情的地理环境，本身亦具有诗意，适合作诗歌题材。所以，地理环境之是否具有诗意？能否激发人的诗情？是否适合作诗歌题材？首先应当考察的，是它是否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理想。
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讨论“地理特征与黔中文化品格”时，已经指出：黔中之佳山秀水与荆楚同，而其险山激水则为荆楚所不具，此位于高原之黔中与处于平原之荆楚在地理特征上的显著区别。位于高原之黔中与西北塞漠之地理，同有雄奇险峻之美，但塞漠之苍凉悲壮则为黔中所无，黔中之清秀隽朗又为塞漠所不具。所以，黔中之地理特征，实兼具荆楚之佳山秀水与塞漠之雄奇险峻于一体，集阴柔与阳刚于一身，正符合“温柔敦厚”的中和之旨。故曰：黔境即诗境。黔人之擅长于诗，盖得自于黔中的山水之助。
黔境即诗境，黔中的佳山秀水孕育了黔中士子的诗性精神。客籍文人置身其中，亦往往流连忘返，诗意盎然，诗兴勃发，流露出对黔中山水的爱慕和眷念之情。寓居普安的浙江诗人杨彝说：“复瞻奇胜南荒外，雅兴何如李谪仙。”因游览黔中佳山秀水而激发作诗之“雅兴”，是大部分客籍文人的普遍经历。如王阳明初入黔中，即感慨道：“境多奇绝非吾土，时可淹留是谪宦。”[63]其《六广晓发》诗云：
初日曈曈似晓霞，雨痕新霁渡头沙。
溪深几曲云藏霞，树老千年雪作花。
白鸟去边回驿站，青岩缺处见人家。
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64]
其《送张宪长左迁滇南大参次韵》亦说：
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
交流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65]
其在《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中赞美飞云崖说：“惟至兹崖之下，则又皆洒然开豁，心洗目醒。虽庸俦俗侣不知有山水之观者，亦皆徘徊顾盼，相与延恋而不忍去。”[66]其对黔中山水的赞美和留恋之情，可想而知。作为黔中名胜，飞云崖使众多客籍文人赞不绝口。如田雯游飞云崖，即赞叹说：“莫信人间惟五岳，须知天末有三峰。”“如此奇山谁领略，曾无七十二家封。”“跬步从前应自笑，直同井底一寒蛙。”[67]取道黔中前往云南的诗人杨慎，亦创作了大量描绘黔中山水和风情的诗篇，表现了对黔中山水和风情的眷念之情。当他目睹七星关之雄奇风姿后，亦感慨说：“登来仿佛临云圃，不信飘零逐转蓬。”[68]查慎行游幕黔中，对黔中山水尤其欣赏，创作了近两百首诗歌，收录在《慎旃集》、《遄归集》中。其《飞云岩》诗说：“惜哉灵胜境，乃落西南郊。好事遇一逢，高情谁复较。”[69]其游天擎洞后说：
黔江自与楚水通，楚山不与黔山同。
神灵有意幻奇谲，使我豁达开心胸。[70]
其游牟珠洞后亦说：“将归得奇观，顿解肺肝渴。”[71]赵翼曾任贵西兵备道道员，游览了黔中大部分佳山秀水，约一年半的任职期间创作了描绘黔中山水与风情的五百余首诗作，其对黔中山水亦是推崇备至，如《谷峒道中》说：
陆行日日遇岩阿，此地尤称锦绣窠。
岭树身长树叶少，溪流性急浪涛多。
野禽五色仙裙蝶，山黛千盘佛髻螺。
可惜轻抛蛮徼内，几人来此寄清哦。[72]
其行走于都匀道中，面对一路美景，即感叹说：“分明一幅山水画，可惜荆关未得知。”[73]到达水城，惊诧其地之奇风异景，亦说：“如何此佳处，抛落猓人边。”[74]洪亮吉提学黔中，目睹黔中山水，诗意盎然，创作了近五百篇诗歌，其《自平贯塘至白岩汛道中》说：
马头浓绿间深红，半日全行复嶂中。
百转千回抱村坞，江南无此好屏风。[75]
贝青乔行经大娄关，著有《舆行避道快睹异端寄程大庭鹭》一诗，其诗结尾亦说：
幻想欲移中土去，幽探惜少故人偕。
他日归乞荆吴笔，写到穷荒此亦佳。[76]
据此可知，客籍诗人游览黔中，常常被黔中的佳山秀水所吸引，从而触发诗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77]其实，画家置身于黔中山水中，亦能触发道机，引发创作冲动。如乾隆年间著名画家邹一桂，出任黔中提学使，留黔达六年之久。后升任礼部侍郎，忆及黔中山水，“林壑在胸不能去”，乃作《山水观我》画若干幅。他在画册之序里说，天下奇特山水甚多，惜游人观后往往迅速忘却。而黔中山水，格外有情。人不观山水，山水却起而观人，具有特殊魅力，引得无数文士竟往游观。而自己观看时流连忘返，至久别后，仍忆念不已。[78]
笔者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讨论“黔中人文生态与文化品格”时指出：客籍人士因黔中地理险峻、山川阻隔、道路崎岖、贫穷落后，而普遍视黔中为畏途，有明显的“畏黔”心理，或“厌薄不欲往”，或“恨不旦夕去之”，甚至途经此地亦“惟恐过此不速”。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般官员来说可能更突出一些。而对于诗人来说，情况可能要复杂一点。从以上所举例子来看，大部分宦游黔中的客籍诗人或画家，对黔中的佳山秀水皆有深挚的热爱之情，尽管因为种种原因，他们亦希望早日返回家园或回到中土，但对黔中山水的偏爱之情，确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或称其为“奇胜”，如王阳明、杨彝；或称其为“锦绣窠”，如赵翼；或以为是“奇观”、“胜境”，如查慎行。
黔境即诗境，黔中的佳山秀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置身其中，“洒然开豁，心洗目醒”，“解肺肝渴”，“高情”、“雅兴”勃然而生，不仅“使我豁达开心胸”，而且“不信飘零逐转蓬”。故宦游黔中的诗人，皆为黔中的山水所吸引，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王阳明、杨慎、吴国伦、田雯、查慎行、赵翼、洪亮吉、吴嵩梁、舒位、阮元、林则徐、程恩泽、何绍基等等，皆不乏名篇佳作传世。所以，笔者认为：黔境即诗境，黔中的佳山秀水不仅培育了黔中文人的诗性精神，亦激发了客籍文人的创作热情。
笔者指出黔中古近代文人擅长于诗，并非夜郎自大，刻意夸耀黔中文士的诗歌创作成就。事实上，把黔中古近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放在全国诗坛上去比较，虽然涌现出了像谢三秀、杨文骢、周起渭、郑珍、莫友芝、姚华这样几位在全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黔中古近代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其他地域特别是文化中心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只是相对于黔中本土文学创作来说，与黔中本土的散文、辞赋、词曲、小说等文体的创作相比较来说，黔人最擅长于诗，黔人最热衷于诗。量化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的别集共八百五十三部，而诗文集就有八百零四部，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而文集又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诗集却占有绝对优势。[79]黔人好诗，黔境即诗境，其水平高低是另外一回事，但其真诚爱诗好诗之感情，的确是相当突出的。比如，越其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二）黔中古近代文人对诗歌的执着与偏爱——以越其杰为例
在黔中晚明诗人群体中，越其杰刻意为诗、企望以诗传世的意识相当明显。其诗歌作品，据吴中蕃《屡非草选序》说，有近万首。据杨龙友《屡非草略序》说：“自甲子（1624）至今，有诗五千余首。”[80]即后期二十年大约就有五千多首诗，其创作热情之高涨，诗作数量之丰富，可想而知。可以说，他应是黔中明清诗人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另外，越其杰企望以诗名世，还表现在他多次自编诗集一事上。据《黔诗纪略》记载，他先后将其万余首诗作编辑成《蓟门》、《白门》、《横朔》、《屡非》诸集，其《屡非》为最后的定本。越氏之诗亦为同时诗坛名家所推崇，其外甥杨文骢曾为其编辑诗选，命名为《屡非草略》，其书已佚，今仅见其序。其友人之子吴中蕃亦别有选本十卷，名为《屡非草选》，今亦散佚，仅存其序。《黔诗纪略》录其诗226首，编为二卷。据莫友芝《黔诗纪略传证》说：“今复汰其半，编为二卷。”[81]可知，黎兆勋、莫友芝编选越氏诗入《纪略》时，越氏还有近五百首诗作传世。所谓“汰其半”，即从近五百首诗中录存226首。在《黔诗纪略》收录的明代黔中诗人的诗作数量上，越氏排名第四（孙应鳌457首，吴中蕃405首，杨龙友325首，谢三秀180首）。
越氏苦心为诗，黔中诗人无有出其右者。杨文骢《屡非草略序》说：
（其杰）既谪海上，日与诗僧逸士，或杖藜出郭，或拏艇泛江。每游必诗，每诗必苦，镂肾呕肝，虽极刻划，而淳蓄渊雅，归于自然，绝无矜忿之念。……尤勤于学，夜深灯火，伊唔之声彻户外，考诸家得失之林，观气运升降之故，于古今各体，辨晰毫芒，大或数百言，小或数十，无不淋漓纵恣，摆去拘束，格标颜、谢，藻漱庾、徐，足称作者。[82]
如莫友芝《黔诗纪略传证》说：
黔中先辈苦心为诗，殆无有逾于开府者也。开府癖耽佳句，当放退多闲，其诗殆无日不作。[83]
陈田亦说：
卓凡苦心吟事，存诗近万首，惜为钟谭派所束缚，然其独诣处，亦彼法中之诤诤者。[84]
越氏苦心为诗，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诗歌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对诗歌的自我期待和对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企望以诗传世的强烈意识。其《苦吟》、《改诗》二首，最能体现他对诗歌的执著态度。其《改诗》说：
偶见昔吟诗，虚心一检视。读未及终篇，惭怖几无地。
芜荒略能刊，深奥殊未至。不知当时心，何以亦得意。
闲有心所会，至今不可易。此带性灵来，百中无一二。
恨少同调人，披肝勤指示。从今誓改弦，曩误期捐弃。
不敢恕微长，虽贤犹责备。点窜尽全篇，不留初一字。[85]
面对旧作，“惭怖几无地”，甚至“不知当时心，何以亦得意”，所以“不敢恕微长，虽贤犹责备。点窜尽全篇，不留初一字”，其精益求精之精神，与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态度，甚为近似。越氏标格甚高，所以作诗亦甚苦，并且自觉地认识到好诗必须是苦心所作。因此，他在《山水移序》里，批评明人作诗不认真，说：“余尝谓：古今为诗者，自汉魏而下，唐人以全力，宋人以半力，我明人只以余力。”“余力”为诗，故诗不工。越氏提倡的是全力为诗，苦心为诗，他认为：“夫诗之为道，不苦心不深，不积学不厚，不辟智借慧于山水不灵。”[86]在其诗作中，他一再谈到作诗的认真与艰苦，“抽毫字字欲追古，识地既高心益苦”。[87]“诗非奇傲宁无作，客若寻常只闭门”。[88]“诣能一往非无意，诗取群疑为苦心”。[89]古人以“苦心为诗”评越氏，良非虚言。其论学诗取径，以“苦吟”为题，亦可想见其态度。
越氏苦心为诗，一定程度上缘于他对诗歌的执著与热爱。特别是他在仕途坎坷之际，尤其专注于诗歌创作。他说：“为客原无系，依僧渐习空。尽将诸事废，只搏一联工。”[90]几乎是把诗歌创作当作人生的唯一追求。因此，他反复声称：“得共诗流兴未孤，穷看峰色到溪隅。……从朝及暮皆吟赏，更有人间似此无。”[91]“爱闲以饮为多事，任放除诗不用心。”[92]“云窥树隙寂岩坐，除却清吟非所亲。”[93]“非无气侠嫌微浅，只有文章契最深。”[94]诗歌创作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越氏热爱诗歌，苦心为诗，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才能亦充分自信，犹如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华的自负一样。如《赠友》说：“笑口求开惟酒社，雄心欲耗只词坛。诗逢敌手真难避，纵老犹当一据鞍。”[95]《赠友》说：“门庭萧萧昼常关，惟有词人得往还。立论每超文字外，持身不在步趋间。”[96]《由灵谷至燕矶》说：“清福才知工啸咏，无才不称住林泉。”[97]《客窗》说：“久罢排阊原有意，不辞伏案是何心。情期一往能超诣，试向希声味淡寻。”[98]《秋尽对残菊》说：“吐我欲言诗或旷，取人所弃见非疏。”[99]《苦吟》说：“欲擅千秋绝，何妨一世疑。”等等。
另外，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知非》、《屡非》，亦可见其自信。故莫友芝《黔诗纪略传证》说：“其为诗沉思独往，觉今古皆非，故以《屡非》名集。”[100]马冲然《屡非草序》亦说：“其诗沉郁顿挫、清新俊逸无不有，而卓凡不以为是也。学近人、学前人以为非，至学盛唐、六朝、汉魏亦以为非。”[101]他对当下诗作的自负，则有对往昔作品的不满，而经常修改旧作，“点窜尽全篇，不留初一字”；[102]对个人诗作的自负，则有对古今诗作的不满，故“学近人，学前人以为非”。故其“知非”、“屡非”不仅非自己，而且亦非他人、非古人。所以，郑珍评注越氏《示友》诗时，说他“几于一举笔即赞自诗，亦太矜贵矣。此意颇嫌，数见不鲜”。[103]这确是切中肯綮的知人之论。
总之，越氏热爱诗歌，苦心为诗，对自己的诗学才能充分自信，有强烈的以诗传世的诗人身份意识，其诗学观念与诗学取径亦别具一格，颇有特色。
对诗歌创作的执著与热爱，可与越其杰相提并论的，还有周起渭。据陈汝辑《桐埜诗集序》说：
惟其刻意为诗，卒以诗名，斯其性情之所在也。故其病革清明，嗜好消落，而独于平生文字孜孜汲汲，惟恐失坠。盖其自信者固亦在是，而异日之论公者，亦当读其诗而增重焉。[104]
还有清代黔中诗人孙士鹏，著有《山水怡情草》，其对诗歌的偏爱，据陈田说：
程南（孙士鹏字）以诗为命，临终索笔书一绝，与家人云：扰扰尘寰便别离，一生心血上残诗。他年有客求遗稿，为向坟头报我知。眷眷于身后名，诵之令人心悲。[105]
又有黎兆熙，著有《野茶冈人吟稿》，其于诗歌之自信，据郑珍说：
仲咸（黎兆熙字）于其死之前夕，与其弟纵谈诗，因夸己好句，自启箧，出所存稿，即此册也。又称其酷慕渔洋，偶坐次，忆某诗及注，命翻，辄得其所作，是真能于渔洋喉下探息者。[106]
以上所举，当是个别的极端例子。还有，笔者应当提到的，亦能体现黔中文人对诗歌的执著与偏爱的，是黔中古近代文人比较普遍的以诗传人、以诗存史、以诗纪事的诗史意识和创作观念。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本书之第二章已有详述，兹不赘论。[10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