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中古近代诗歌史上，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绝大部分诗人皆有山水田园诗作传世。就《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作粗略统计，山水诗、田园诗和纪游诗所占的份量，约有四分之一，其中如谢三秀、吴中蕃、越其杰、杨文骢、周起渭、田榕、郑珍、莫友芝等人，更以山水诗歌的创作而闻名黔中诗坛。本篇以吴中蕃为例，讨论黔中古代文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基于创作数量和质量上的考虑。据统计，吴中蕃诗歌现存1114首，其中直接以黔中自然山水为题材的有110余首，间接涉及的就更不在少数，以域外自然山水为题材的诗作亦有相当大的数量。从创作质量上看，吴中蕃与谢三秀、杨文骢齐名，在黔中明代山水诗创作中堪称上乘。所以，以吴中蕃为代表讨论黔中古代文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二，本篇讨论黔中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着重探讨黔中地域环境对山水田园诗创作素材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呈现黔中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因此，作为个案加以讨论的，必然是本土作家的本土化创作。大体而言，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周起渭、莫友芝等人，或漫游江南，或宦游四方，虽然他们亦创作了部分本土题材的山水诗，但大量的作品却是以异域山水为题材。虽然其成长环境可能对其创作心理发生影响，但其创作的地域性特征，总不如本土作家的本土题材的写作明显。相对来说，吴中蕃虽然亦有客游他乡的经历，但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乡里，其山水诗歌的创作基本上是以本土自然山水为题材。因此，其创作最能体现黔中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地域性特征。
当然，就山水诗创作的数量、质量和侧重本土题材的情况看，郑珍的情况与吴中蕃略为相似，故其亦是讨论黔中古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典型个案。笔者拟在下节以郑珍为个案讨论黔中古近代文学的乡土题材创作，故在此处不予论列。
（一）吴中蕃的生平简况及其思想性情
吴中蕃（1618—1696），字滋大，号大身，晚明贵阳人。在黔中晚明五大诗人中（孙应鳌、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吴中蕃），吴中蕃年龄最小，跨越明清两代，学者或称之为“遗民诗人”。其祖父吴淮，幼称神童，得杨慎赏识，官至户部郎中，以“忧归，遂坚卧不起，优游林下三十余年，以经术文章倡后进于当世”。[39]其父吴骐，“矜尚气节，天启初知兴宁县，以才干闻，会安邦彦叛，围贵阳，九逵（吴骐字）以母刘在围城中，仓皇弃官归”。后孙可望入黔，吴骐起兵拒之，兵败而死。史称：“丁亥（1647）献贼余党孙可望等入贵州，九逵谓邑绅刘官、杨元瀛等曰：吾辈明之老臣也，坐视贼难，屠戮乡邦，何以见先帝？因共起兵扼贼要路于滴澄桥，败之，贼悉众攻击，力竭被执，不屈死。”[40]吴中蕃承祖、父遗风，祖父“优游林下”和父亲弃官侍母、不屈而死等操行，皆对其性格情操有重要影响。
据莫友芝说：“滋大承祖、父遗风，少年游迹遍吴越，多与其韵人畸士缟
往来，故学行皆有根柢。”[41]吴中蕃《屡非草选序》称其“壬午（1642）过金陵，谒先生（越其杰）于鸡鸣寺麓”。是知其崇祯十五年（1642）仍在吴越拜访通家先辈诗人越其杰，并于当年回黔参加乡试，故史载其崇祯十五年中乡试。于1650年授遵义知县，擢重庆知府，迁吏部文选司郎中，曾获方以智赠砚。后以言事忤旨罢官，诰授中宪大夫。顺治己亥（1659）经洪承畴荐于朝，吴中蕃守义婉拒。康熙二十年（1673）吴三桂反叛，以复兴明室相号召。1676年吴中蕃以明朝遗民的身份入滇。1678年吴三桂称帝，吴中蕃见其不立明后而自僭帝号，知其不可止，遂洁身引退，于1679年至家。后吴三桂（或云乃吴三桂之孙吴世番）“使人胁之，乃佯狂掷砚于市，伪使信之，乃免。及三桂平后，拾砚补缀”，[42]并名其掷砚后诗文为《断砚草》，以前诗文为《敝帚集》。康熙年间，两次应聘入省志局，参编《贵州通志》，甚合史法，总督荐之于朝，固辞不受。自置生圹以待死，年六十余而卒。
吴氏生平大致如此，虽然（道光）《贵阳府志》、（民国）《贵州通志》、《吴氏家谱》皆有传，但大体简略，且矛盾处甚多，故今日于其生平行状所知甚少。但是，从其简略的生平行状中，透露出来的几项内容，对于理解其诗歌创作，颇有帮助，值得注意。
其一，是其“和不改节，介不违时”的人生态度。作为明朝遗老，其眷怀故国之心情，自然十分强烈。他在《自矢》诗中说：“息意事躬耕，途穷岂倒行。……丈夫死则已，何至易平生。”[43]最能体现他“和不改节”的守节情怀。而将方以智赠送的砚台“宝之随身”，掷砚而又补砚，并以《断砚草》命名诗集，亦体现其“眷怀故国”之心境。吴三桂于云南以复兴明室相号召，他即起身赴滇效遗民老臣之忠义；吴三桂不立明后而自僭帝号，他即辞官归田，亦足见其对明朝故国的忠义之心。因此，入清后，他对于洪承畴和贵州总督的举荐，皆固辞不受。所以吴中蕃是一位有深厚遗民情怀的诗人，可谓甚有父风，故傅玉书说他“和不改节”。从另一方面看，吴中蕃又并非顽固的遗民臣子，他不仅应总督之邀，两次入省志局，参与《贵州通志》的编撰工作，参与新王朝的文化建设。同时，还有诗歌颂扬新王朝，如《知足》诗云：
生逢战争偏用文，盾头磨墨空纷纷。
今虽终老在山谷，身见太平何复云。
养鸡牧豚度年岁，抱孙弄子无离分。
头发落尽齿牙缺，看看又欲成高坟。
从前那望还到此，高天厚地歌吾君。[44]
进入新朝，“身见太平”，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这是在战乱期间不敢奢望的（“从前那望还到此”），故情不自禁地“歌吾君”。其《闻诏》一诗亦是对当代君王的歌颂。[45]其《谢友人招》一诗，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和不改节，介不违时”的人生态度，其云：
此生何意及昌辰，得在山中奉老亲。
未忍遽抛藜苋味，那能轻掷乱离身。
拽碑痛哭非佳士，扣角长歌岂异人。
麟凤尽投天网去，可无一个作遗民。[46]
所以，吴中蕃虽有浓厚的遗民情怀，是“和不改节”；但他并不因此而敌对新朝，产生对抗心理和抵触情绪，所以亦是“介不违时”。关于吴中蕃这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傅玉书评论说：
愚考山人乡举未二年而明亡。……及海宇既一，人庆升平，而山人义不当复仕，躬耕养母，则又略似渊明。然犹以文受诸候之聘，为老宾客，且歌咏盛世，屡见于篇。盖我朝之兴，比隆三代，固非晋宋之际也。山人和不改节，介不违时，庶几箕子之贞。[47]
可谓知人之评。
其二，是其痴顽直傲的性格。吴中蕃承祖父遗风（其祖父优游林下三十余年，以经术文章倡后进于当世），四十岁以后辞官归田，优游乡野，躬耕养母。吴氏之痴顽直傲，不谐于世，于其《自题小影》诗中有表白，其云：
有口莫关时事，有心莫共时人。
迂迂拙拙穷叟，淡淡漠漠闲神。
莫望黄冠顾问，犹防白眼灾身。
青天迟我只鹤，暂作仙家外臣。
人疑是痴是傲，道在不隐不通。
笑指白云深处，天教安置此中。[48]
这种“迂迂拙拙”、“淡淡漠漠”、“是痴是傲”的性格，固然不谐于世，故只适宜于“白云深处”作“仙家外臣”。其实，这种痴顽直傲的性格，并非吴中蕃个人如此，黔中士子大体皆是这样。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讨论“地理特征与黔中文化品格”时，对黔中地理特征于黔人质直傲岸性格形成之影响，已有详细的探讨，兹不赘论。吴氏对自己的痴顽直傲性格，亦有相当的自觉，故在诗中多次言及。如《山居二首》说：“傲人鸡犬窥天上，拒客荆榛满路阿。今日移家来此住，回思三十九年多。”[49]“傲人鸡犬”实有自比之意。《有答三首》（其一）说：“醉尉任呵田父詈，无妨老子号痴顽。”[50]《栽花十六咏》说：“未了独痴缘，浇培送暮年。是乡真可老，此事较犹贤。”[51]这种痴顽直傲的性格，自然不能适应官场的生活，他在《幕中二首》诗里就描述了他在官场上的尴尬状态，其一云：
老至孰余宗，年来叹已重。依人聊气色，寄食且从容。
草草劳人事，栖栖佞者踪。生当戎马日，何处是高峰。[52]
作为独立意识较为强烈的诗人，“寄食”生活本已尴尬，“草草劳人事”固非所愿，而“依人聊气色”、“栖栖佞者踪”，更使之难堪。因此，一旦获得辞官归隐之机会，他便欣喜若狂，如《发昆明》诗说：
狂霖忽尔止，天亦喜人归。野蓼红相傍，山云白导飞。
尽人知不返，送者自应稀。行矣将安恋，故园香正馡。[53]
虽然略有人走茶凉之人世沧桑，但其欣喜之情亦溢于言表，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异曲同工之妙。退隐之后，仍不免时有与官场人士的交游。但与达官贵人的交往，亦使他颇难应对，其《癸丑正月三日走谢曹澹余中丞未及见而归作此自咎》诗云：
破衾高卧万里雪，忽致新吟诗数佚。
若论时情固所难，循分亦尽躬走谒。
及到辕门忽一思，我年亦已过半百。
鞠躬后进行辈中，尚复何求甘磬折。
急呼篮辇舁余旋，怀刺一任空漫灭。
入门老母问城事，半响低头说不得。
园中羞见砌傍梅，开遍南枝又到北。
如此清光如此香，胡为竟使终朝隔。
移床花下意茫茫，没尽残阳犹面热。[54]
归隐田园，“被衾高卧”，诗人心安理得，但世俗的交游礼仪，又使他不得不“循分”应对。于进退之间的矛盾心情和尴尬处境，在此诗中有尤其生动的再现；而其痴顽之性格，亦得到栩栩如生的表现。其《寄友》诗亦说：
人生百不宜，无过生乱世。况复百不为，翘然命为士。
所谋非所急，所乏非所虑。守此茫茫饥，廉隅卒莫易。
妻儿尚且非，何怪众人弃。改趋事转环，屈折庶有济。
我口未及开，我颜已先怩。无论不必得，得亦焉足贵。
不若遵吾素，枯骸抱憔悴。讵敢为硗硗，但不甘聩聩。
寥寥宇宙间，几人知我志。款曲欲何陈，西风吹薜荔。[55]
此诗可谓吴中蕃痴顽性格和矛盾心境的一个总结。生于乱世中的读书人，“所谋非所急，所乏非所虑”。痴顽直傲，不谐于世，尚且得不到妻儿的理解，更“何怪众人异”。诗人亦想“改趋”、“屈折”，但“口未及开”而“颜已先怩”。此正如陶渊明所说，“心为物役，违己交病”，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不若遵吾素，枯骸抱憔悴。”
（二）吴中蕃的诗学渊源
在黔中古代诗人中，吴中蕃的诗人自觉意识是相当强烈的。他对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对诗歌的自我期待，以及企望以诗传世的意识，都非常浓厚。其《置生圹讫却书》诗说：“墓门不用书神道，近代诗人手自题。”[56]在遗民、隐士、诗人等众多身份中，他最看重的是诗人身份。因为在他看来，“世间何物能千古，只有诗文一两行”。[57]所以，吴中蕃苦心为诗，虽不至于像越其杰那般刻意“苦吟”，但其对于自身诗歌才能的充分自信，则是可以与越氏相提并论的，其《敝帚集自序》说：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知其非宝也。当其一语之出，自谓赤水之玄，而识者已掩口于其后。黔故天末，采风之所不及，顾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其谁许我？虽然，春鸟鸣春，秋虫吟秋，见其所然，言其已然，亦各适其意而已。……念岁月之舍我，感性灵之不居，乃缉故编，稍为伦脊，始癸未（1642），讫己未（1679），凡若干首。……编成，将欲自负车前，遍贽名宿，冀获一字之删订，不则碎琴都市，共证平生，而今已矣。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余无可致人之知者，何敢恨人之不我知？且世有王朗、蔡中郎，而后《论衡》乃不徒作；有石篑、袁中郎，而后文长可以不死。俯仰人群，千古一遇，又安得入梵天以质讹、藏婆竭以永寿哉？是帚也，微独人敝之矣！[58]
按，吴氏将其乡试中举后（癸未1642年）至离滇去职还乡（己未1679年）期间的诗歌编辑成册，命名为《敝帚集》，“敝帚”者必“自珍”，说明他对自身创作才能和诗歌水平是比较自信的。因此，才敢于说出“自负车前，遍贽名宿，冀获一字之删订，不则碎琴都市，共证平生”这样的豪言壮语。虽然吴中蕃在创作才能上很自负，在创作水平上亦极自信，但是，黔人身份又使他备感压抑。因为“黔故天末，采风之所不及”，黔中文学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被忽略、被轻视和被描写的状态。所以，从他口中说出“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其谁许我”这样的话，我们确能感受到他的压抑和悲伤，即被轻视的黔中文人连评论文学的话语权都被剥夺了。因此，对于吴中蕃来说，知音难觅不是无病呻吟，而确是有切肤之感受。他特别羡慕王充之遭遇王朗和蔡邕，徐文长之遭遇陶望龄和袁宏道。这种渴求知音之愿望异常强烈，所以在诗文中屡次提及，如《答人见赠》云：
道山学海靡崖巅，敢谓斯文遂足传。
但有一人知不恨，何须定向国门悬。[59]
其实诗人是自信其诗“足传”的，只是因为知音难觅而深感遗憾而已。又如《江辰六来索余作付选次答其诗》云：
桐经爨后尾全枯，笔墨闲操只自娱。
章甫从来难适越，黄池焉敢冀先吴。
眼前雄杰知多少，身后荣名定有吴。
况得诸君司品藻，何忧艺苑尚荒芜。[60]
《梦曹石霞点定予文因出袖中卷相授》云：
积学三十年，藏深敢轻示？如何清夜中，倾倒为子质。
我言出我腹，胡独当君意。往往发一篇，三叹未忍置。
袖中出一卷，不知何文字。低徊纳予手，似将身后寄。
予也幸后死，此事真予事。[61]
两诗均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的自信，但又担心不为人所欣赏，以为“章甫从来难适越”，“我言出我腹，胡独当君意”。担心不为人欣赏，正表现其企盼有人欣赏的强烈愿望。
“往往发一篇，三叹未忍置。”吴中蕃甚为珍视自己的作品，曾数次自编诗集。据其《敝帚集自序》说，他于1679年将他癸未（1643）乡试中举后至己未（1679）辞职去滇期间之诗作编订成集，命名为《敝帚集》。其诗作数量，据孔尚任《敝帚集序》说，有“杂体千余首”。[62]傅玉书《黔风旧闻录》亦说有千余篇。另外，据莫友芝《黔诗纪略传证》说：“及三桂平后，（吴氏）拾砚补缀，于是别编掷砚后诗文曰《断砚草》。”[63]其编撰时间不详，因其书散佚，故其数量亦不可知。《黔南丛书》收录《敝帚集》。《黔诗纪略》选录其诗405首，据其内容看，约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是归隐田园后所作。据统计，吴氏诗歌传世之总量有1100余首。其著述颇丰，除诗歌外，据《吴氏家谱》记载，他还著有《四书说》、《曲台捷径》，文有《龙古集》、《响怀堂文集》、《文集续编》、《黔言》、《通志补遗》，删定有《坡仙集》、《明文选》、《明高扬张徐集选》、《曹能始诗选》、《袁海叟诗选》、《韵会》等等。[64]
关于吴中蕃的诗学渊源，孔尚任《敝帚集序》较早做出评论，其云：“观其诗，则身隐焉文之流，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屈子闲吟泽畔，子美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65]与孔尚任序作于同一年的顾彩序亦说：“读其诗，若颜若谢若陶若杜，盖才大学博，郁郁不得志于时之所为，想见其人，亦今商山之四皓，香山之九老，衣冠甚伟，迥非时辈矣。”[66]孔尚任以为吴中蕃乃“支离漂泊”之人，近似屈原、杜甫，故其诗多“多忧世语，多疾俗语”。顾彩序称其诗“若颜若谢若陶若杜”，可能注意到吴中蕃像陶、谢一样擅长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但是，他重视的仍然是吴诗“郁郁不得志于时之所为”的一面，与孔尚任所谓“忧世疾俗”之评价近似。考虑到孔尚任和顾彩是为《敝帚集》作序，而该集又是吴氏乡举中试后至辞官归田期间的作品，在此期间，吴氏确为“支离漂泊”之人，其诗亦确实“多忧世语，多疾俗语”，故孔、顾二氏之评价大体是准确的。不过，吴中蕃除“支离漂泊”期间的《敝帚集》外，还有归隐田园后的《断砚草》；除了“忧世疾俗”一面外，还有平淡自然的一面；除了学杜似杜一面外，还有学陶似陶一面，而且后者亦许更能代表其诗之水平和成就。
傅玉书可能读到过《断砚草》，所以他虽然仍以《敝帚集》评述吴氏，但他显然不同意孔、顾二氏的评价，而是特别强调吴中蕃前后两个时期诗风之差别，以及诗学渊源之不同，他说：
兹得山人《敝帚集》千余篇读之，乃叹曰：是真能学陶矣，是真能学杜矣！是真源于《三百》归于《三百》者矣！然当时序而传之，若顾天石、孔云亭者，推许非弗至，第谓为忧世嫉俗，则似知其初而未究其卒；谓为不求闻达，则又据其后而竟没其前。愚考山人乡举未二年而明亡，当是时，车书未同，桂藩自粤入黔，尚纪其叙，以诗证之，盖尝外历令守，内列省郎，再黜再起，知难引疾，是以忧世嫉俗，固不异子美之在唐。及海宇既一，人庆升平，而山人义不当复仕，躬耕养母，则又略似渊明。……第篇帙太繁，爰录其关于出处交际，且足见其性情节概者，得三百余篇，而以崎岖乱离之作为《前集》，稳处自乐者为《后集》。[67]
即吴氏创作，前期是“崎岖乱离之作”，故多“忧世疾俗语”，诗学渊源于杜甫；后期是“稳处自乐”之作，故多平淡自然之词，诗学渊源于陶渊明。应该说，傅玉书关于吴中蕃诗歌特征及其渊源的说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不过，就其诗学特征和诗学成就而言，后期的创作更值得重视。于此，莫友芝的评价值得注意：
昔人谓其忧世疾俗，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以灵均之行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拟之，似矣。而综其生平，尤于彭泽为近，其诗品相较亦然，不必貌似。晚号今是山人，盖即以自况也。
黔中古近代诗人追慕陶渊明，是一个普遍现象。[68]而辞官归田后的吴中蕃，尤其突出，故前引傅玉书之言说他“躬耕养母，则又略似渊明”。实际上，吴中蕃辞官归隐，是效法陶渊明，心中有一个陶渊明的影子在，或者说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如《得准滇郡之辞胡止戈以诗见美就韵酬之》云：
四十投簪亦未迟，尚惭元亮已先之。
山山芝美将焉待，岁岁薇柔好共谁。
同是长歌真当哭，敢云浊饱不如饥。
一生去就寻常事，焉用夸明诧决为。[69]
归隐田园，追踪渊明。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而吴氏“四十投簪”，故“尚惭元亮”。其《别友》诗亦云：
彭泽八十日，余今四十辰。心褊志不遐，以斯愧古人。
……
岂不忧贫贱，未肯易其身。得归即可归，何必因鲈莼。[70]
吴氏辞官归隐的心情，与陶渊明非常近似。一方面，在官场上虽然颇感压抑，但可解决衣食问题，归隐后则有衣食之忧。但是，诗人像陶渊明那样，虽然深知“饥冻虽切”，但仍然不愿“心为物役”，不愿“口腹自役”。[71]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敢云浊饱不如饥”，就是“岂不忧贫贱，未肯轻易身”。诗人像陶渊明那样，对于“依人聊气色，寄食且从客。草草劳人事，栖栖佞者踪”的官场生活，[72]颇感厌烦。故一旦得准辞官，便欣喜若狂，《发昆明》一诗即表现了诗人辞官归隐的欣喜之情。其云：“狂霖勿尔止，天亦喜人归。野蓼红相傍，山云白导飞。”[73]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抒写的辞官回乡之喜悦心情，非常近似。还有，吴中蕃和陶渊明一样，对人生皆持自然通达之态度。陶渊明撰《挽歌诗》和《自祭文》，表达对人生的通达看法。据载，吴中蕃于壬子年（1672），时年五十有五，自置生圹，并赋《置生圹讫却书》诗二首，以明其志。其行迹与陶渊明很近似。
当然，吴氏之追慕陶渊明，最重要的地方，是他们的性格相近，诗风相类，题材相似。他们皆偏爱自然山水，热衷于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
（三）吴中蕃的山水田园诗
吴中蕃总结自己的一生，自谓“不待盖棺方论定，一生强半在林丘”，[74]以为“溪山于我独相亲”，[75]“但着烟林便觉宜”，[76]其对自然山水迷恋之深，对田园生活热爱之切，可想而知。需要讨论的是，本有功名之想的吴中蕃，为何对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有如此深切的迷恋之情？他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中发现了什么而竟能使他如此依恋？以至于“相去无多亦怆神”，[77]似有不可须臾或缺之意。
吴中蕃归隐田园后，对自然山水有无限依恋之情。如《别龙山二首》云：
溪山于我独相亲，相去无多亦怆神。
尽敛烟霞归箧笥，尚留风月与何人。
此身纵往心犹恋，明日重来迹已陈。
鸡犬也知怀故旧，漫藏高树匿东邻。[78]
其《徙居芦荻》亦云：
自来行止等游丝，但着烟林便觉宜。
屡有寻求将客误，渐无名字与人知。
耕渔足了半生事，木石才堪百世师。
每坐溪头向水笑，遑遑舍此欲何之。[79]
诗人依恋溪山或烟林，是因其精神于溪山、烟林中找到契合之处。故一旦相亲“便觉宜”，一旦相去便感“怆神”。又如《偶作命稚子歌之二首》云：
息意趋林水，澹然成孤清。花能常在眼，鸟能频和庚。
而况琴与书，一一恣所营。我愚从此养，我志从此明。
恒恐失此山，皆命于稼耕。[80]
《香髓池》云：
曲士耽丘壑，高贤薄畛区。各成其所是，何处定同趋。
顿使精神注，无忧兴寄孤。次山虽复起，不易石鱼湖。[81]
山水养人情志，陶人精神。一旦亲近“林水”、“丘壑”，便是隔尘离世，“澹然成孤清”，让诗人“顿使精神注，无忧兴寄孤”。诗人特能欣赏这种境界，故云“我愚从此养，我志从此明”，而对尘世生活产生了更深的逃避或厌倦之情。如《尤爱溪》云：
是可忘机处，何须定大川。……
屡至神皆易，言归足未前。莫将余影去，一过市城边。[82]
《耐亭》云：
木石皆天趣，人天各效谋。安能轻弃此，万里问车舟。[83]
山水有“天趣”，自然可“忘机”。人生于此，别无他求。所以，“一过市城边”或“万里问车舟”，皆不足向往或追求。
吴中蕃热爱自然山水，“溪山于我独相亲，相去无多亦怆神”，“自来行止等游丝，但着烟林便觉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的痴顽直傲之性格与自然山水之真朴自然的特征相吻合，故能引起共鸣而惺惺相惜。诗人与自然山水间相需相待的知音共赏关系，在其《龙山六咏序》中有具体的说明，其云：
余避地龙山，十有七年，溪山涧谷，助我非少，而未尝一字酬之，岂人之不名邪？抑溪山涧谷之未易名也？癸卯夏初，游泳之次，一拳一勺不至辱吾墨渖者，辄予以品题，又各锡之以嘉名，或以形，或以致，或以意，要使境足运吾笔而不惭笔，可永斯境而无憾。后之人按吾诗以索境而境传，按斯境以索诗而诗亦传，两相待而两相需，岂偶然与？[84]
诗人流连于自然山水中，“我欲看花花看我，轻飏一瓣使思寻”，[85]在与自然的相互凝视中“思寻”人生之意义和宇宙之真味。“道心间有得，竹石共绸缨”，“道心”与“竹石”相通相感。置身于自然山水之中，“顿使精神注，无忧兴寄孤”，“屡至神皆易，言归足未前”。“息意趋林水，澹然成孤清”，在“林水”中养成“澹然”、“孤清”之情怀，故诗人自觉“我愚从此养，我志从此明”，“我愚”和“我志”皆因“林水”而得到涵养和彰明，所以诗人是决意“毕命于稼耕”，因为他“恒恐失此山”。[86]
吴氏归隐田园后，面对山水，便是全身心的投入，对当下的田园生活心安理得。其诗便多有对田园生活的歌颂与赞美。如《草堂成》云：
更辟层峦数亩余，半栽梧竹半杉榈。
固非求洁难容唾，亦未全孤尚有书。
侍母每将身作杖，课儿且用笔为锄。
不知天上仙何似，料只穷荒乐隐居。
离却纷挈梦不难，山中事事结清欢。
新移美蒨搜岚插，渐去繁枝纵月宽。
隔暮小虫能报雨，未秋暗壁已生寒。
大鹏斥鴳逍遥一，无用中天七宝栏。[87]
《众香园》云：
独行频得云相伴，欲语旋呼鸟下来。
何处更寻干净地，此间除却或蓬莱。[88]
《题朱大傲卧石轩》云：
道心间有得，竹石共绸缨。梦已疏朝市，躯全付壑丘。
清泠孤榻领，奇崛一窗收。夙昔犹难忘，前身是虎头。[89]
诗人热爱田园生活，“每坐溪头向水笑，遑遑舍此欲何之”，“安能轻弃此，万里问车舟”，是因为“山中事事结清欢”，是因为诗人痴顽直傲之性格与官场生活不协调。而在田园生活中，“梦已疏朝市，躯全付壑丘”，因为“是可忘机处”，“屡至神皆易”。[90]置身田园，面向自然，可使“神易”，可使“忘机”。“三载此栖迟，形神渐觉宜”，在他看来，“即非时所迫，亦可措吾躬”。[91]他甚至认为田园生活胜过神仙世界，“何处更寻干净地，此间除却是蓬莱”，“不知天上仙何似，料只穷荒乐隐居”。所以，诗人请求“莫将余影去，一过市城边”。
综观吴中蕃的山水田园诗，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石头意象的频繁出现。吴中蕃喜爱岩石，其诗歌以岩石名篇的就有《夏国公顾成志石叹》、《王园石案石枕二首有引》、《岂凡岩》、《鱼石二首》、《浪石二首》、《蔗岩二首》、《洗髓岩》、《船石》等等。诗中涉及石头意象的诗篇更是俯拾皆是。他声称：“耕渔足了半生事，木石才堪百世师。”[92]又说：“孤居惟有石相亲，一笑能教满室春。”[93]诗人的确终日与石相亲，与石为伴，如《山居二首》其一说：“山川亦有嗜奇僻，竹树原无媚俗心。落笔窗前云怒起，挥弦石上月沉吟。”[94]隐居田园，挥弦石上，落笔窗前，成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竹石时分目，云霞日荡胸”的生活，[95]使他备感惬意。故其所居之地，必有岩石相伴。如《浪石》诗云：“石怪理难求，当窗作怒流。风来松借响，月转石为幽。出入如堪与，相催卒未休。山居翻在水，吾意已同鸥。”[96]《次茅云谷见韵》说：“不成朝市隐，聊与棘分居。石气全凝日，峰情恰受庐。”[97]《忆梦草堂园池》说：“径榭转纡曲，木石增嶙峋。”[98]
问题是，在众多自然景物中，吴中蕃为何尤其钟爱岩石？笔者认为，除了他所居之地触目皆石、随地是岩之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他的性情与岩石有相通之处。吴氏性情，已如上述。大略言之，即痴顽直傲，即以骨胜。故其所重于岩石者，在于岩石之骨与力。他在《香髓池有引》一文中讨论石与水之关系说：
夫石者，山之骨；则水者，石之髓也。兹山皆石，而梅生焉。梅且以石为骨矣，得不以水为髓乎？无水则骨枯，故灵之以池，不第为寒香洗髓也。[99]
岩石以骨力胜，故人皆以石为“顽”。如《蔗岩二首》云：“若无此一片，何以见兹山。朗朗余晴气，森森发古斑。树奇偏险履，藤老自跻攀。尽道顽如石，今看石岂顽。”[100]《云扶磴》说：“石顽偏用险，足亦与心违。”[101]但他不以石为“顽”，或者说，在他看来，石之“顽”正体现了“天趣”。其《耐亭》云：“木石皆天趣，人天各效谋。安能轻弃此，万里问车舟。”[102]石之有“天趣”，正在其有“道心”，《题朱大傲卧石轩》说：“道心间有得，竹石共绸缨。”所以，说吴中蕃喜爱岩石，是因其性情与岩石相通，有“顽”之特性；不如说是因为岩石有“天趣”和“道心”，诗人在欣赏岩石中体验到“天趣”和“道心”。事实上，“天趣”和“道心”在一定程度上亦有“顽”的特性。
吴中蕃咏石之作，《磊落崖》一诗颇具代表性，其云：
洄溪穿隐壁，径尽得崎嵚。磊砢既英多，颓倚互为禁。
不知何年霞，积累直至今。斧斧劈烟光，矩矱无邪淫。
风霜未敢剥，苔草亦愁侵。留影伴古月，相知为碧浔。
每来不能去，独坐生夕阴。既接冰铁颜，愈冷市朝心。
正如苦劲士，廉隅殊可钦。日夕久晤对，自然砥砺深。
我见谓妩媚，人但觉严沉。自非此片石，何以发我吟。[103]
岩石以骨力胜，棱棱傲骨，“矩矱无邪淫”，自非它物可比，所以是“风霜未敢剥，苔草亦愁侵”。一幅“冰铁颜”，犹如有“廉隅”之“苦劲士”。诗人观赏磊落崖，重其有“冰铁颜”，欣赏其“苦劲”。在石与人之互动中（“日夕久晤对”），自然陶染更深（“自然砥砺深”），便养成痴顽直傲之性格。岩石的此种“冰铁”傲骨，在常人看来自然是“严沉”，可是在诗人看来，却是“妩媚”。因为其中的“道心”与“天趣”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诗人就是因为在与岩石的“晤对”中，体会到“天趣”与“道心”，所以是“愈冷市朝心”。这种对岩石之欣赏所获得的奇妙感觉，亦体现在《洗髓岩》诗中：
琼崖当碧涧，终古嵌虚明。气已同波冷，神犹似水清。
巧于宣肺腑，妙在用欹倾。体骨都更易，何曾有世情。[104]
《款端峦》诗亦说：
小室面苍峦，岩威独改观。都无暱物意，时作伟人看。
静对祛浮妄，微吟领秀寒。幽踪千古秘，犹怨墨光残。[105]
岩石并非“暱物”，是“冰铁颜”，是“苦劲士”，故当作“伟人观”。观赏岩石，不仅能够“祛浮妄”，还能够让人远离“世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宣肺腑”，能够“更易”人之“体骨”，“砥砺”人之情性。吴氏在《船石》诗中以拟人化手法，赞美岩石，其云：
艇子何年系碧浔，端然顿息远游心。
肯同萍梗常漂泊，一任风波自浅深。
大力有人谁克负，奇功未树不须沉。
细思岸谷迁移后，惟尔安闲得到今。
自是天心欲擅奇，寻常隽楫那能施。
笑渠无用全同我，滞此多年欲待谁。
明月芦花仍满载，残阳烟鸟共栖迟。
覆舟山下曾经过，才信其间有伯夷。[106]
诗人以岩石为知己，“笑渠无用全同我，滞此多年欲待谁”。诗人归隐田园后，亦同岩石一样，“端然顿息远游心”，过着与世无争、悠然自得的生活；亦同岩石一样，“肯同萍梗常漂泊，一任风波自浅深”。但正是此种恬静自然的居处，才具备人生之永恒价值；亦同岩石一样，“细思岸谷迁移后，惟尔安闲到得今”。
总之，黔中古近代诗人喜好自然山水，热衷于山水田园诗歌的创作，吴中蕃是一个典型个案。黔中古近代文人的此种性情好尚和创作取向，实在是由其生存的黔中地域环境和地理特征所决定。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具有桃花源特点的“嵠峒”（山间坝子）生活环境，涵孕了他们对自然山水的偏爱，培植了他们对田园生活的乐趣，因而在诗歌创作中对山水田园题材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是黔中古近代诗歌创作以山水田园为重要题材的主要原因。在山水诗歌创作中，热衷于写山写石，吴中蕃是一个个案，但不是特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黔中古近代诗人乐于写山写石，与其生存的“大山地理”有关，是由在“大山地理”之影响下形成的质直傲岸之性格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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