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诗歌：黔中文人

黔中地理可称为“大山地理”，在“大山地理”之涵育下形成的黔人性格，可名之为“大山性格”；在“大山地理”和“大山性格”之影响下形成的黔中文学艺术风格，可命之为“大山风格”。

黔中古近代文学“大山风格”之形成，“大山地理”当是其决定性因素。故学者讨论黔中文学的地域性风格，往往从“大山地理”之角度切入，常常是以山论人，以山品文。如清代著籍黔中的诗人江闿，为黔中诗人越柟的《澹峙轩集》写序，在序文中，他以山论人，以为山之有幸有不幸，人之命运，亦复如此。黔之山“远在天末，僻处一隅”，故“未能如都会地之易得名也”；黔之文人亦然，如越柟，“虽不愧一代作者，然皆不务时名，宇内不周知”，故“知幸与不幸之独山也夫”。^[12]也许是因地论人的自然联想，或者是受江氏此文之影响，宋婉在为江闿诗文集作序时，亦以山为喻论江氏之诗文，其云：

诗至今日而难言之矣，作者之与序者，言人人殊，言人人同也。无已，则请以山喻可乎？今夫穹然而高者，山之势也；幽然而邃、旷然而远者，山之曲也；杳然而深、兀然而险、渊然峭然岈而窈窕者，山之岩窟洞壑也。……辰六之诗，秀而婉，静而不佻，其舂容而迭荡者，有南山朝霁之象焉。其靓深而巉削者，有峨眉天半之容焉。取吾之论山者而况之，何其相肖也哉！虽然，辰六籍于夜郎，以天目视吴兴，已有阴晴寒燠之异，况界在牂牁万里之外者哉！锦屏铜鼓之苍寒，香炉木笮之险怪，视于目则又有异焉。然而峰峦洞壑其不同也亦当如人之面，而所谓空濛苍翠，弗可以意象求者，固将历千载越万里而未之或殊也。持是说以论辰六之诗，辰六过人远矣。^[13]

又如，明代黔中文人蒋杰，著有《式谷堂集》等，是华亭人冯时可督学黔中时发现的才子，后来冯时可在《元成选集》中评论蒋氏说：

往余督学黔中，行部普安，骇其岩洞岞崿，雕锼万象，如天孙云锦，胡雏献宝，窃叹以为洪濛无赖，胡乃挞怪鞭灵尽走西南裔耶？已课士，得今南雄守蒋君美若（蒋杰字），其文瑰玮雄特，与山争长不相下，动心久之，归对客每自夸，非万里游，安能目此二奇。^[14]

蒋杰“各集均佚”，依冯时可之意，蒋杰“其文瑰玮雄特，与山争长不相下”，是其文有“大山风格”。故冯氏将之与黔中“大山地理”并论，并目为黔中“二奇”。再如郑珍，他深信“山国”之人必有“山国”的气骨，自称“我从万山来，襟带含松风”。^[15]故其论黔人诗歌，亦常以山论人，以山品诗，如其在《朱小梧凤翔步月过话，即送其明日还村》诗中说：

壮年吟遍关外天，拂衣归来三十年。

……

词女诗孙侍左右，梦魂不到黄河源。

我生夙尚重耆旧，桐野之外嗟才难。

岂知芙似一枝笔，嵬嵬秀插王山边。

王山磅礴清淑气，不止发为忠烈贤。

固宜有人擅文采，上与董何争不刊。^[16]

朱凤翔，字小梧，黎平人，曾任甘肃渭源、敦煌等地知县，后告老归养，悠游林下三十余年，故有“壮年吟遍关外天”、“梦魂不到黄河源”之说。著有《审安堂诗钞》十卷、《续钞》五卷。“王山”，黎平府治所在。“董何”，即黎平人董三模和何腾蛟，以忠烈著称。有其山必有其人，王山的“磅礴清淑”之气不仅孕育了“董何”这样的忠烈之贤，亦沾溉了朱凤翔这样的“文采”之士。又，郑珍在《播川诗钞序》中论赵旭诗歌说：

余尝过桐梓，观大娄山，经其东南，曾盘崔嵬，蹙地隐天，草木烟云，郁郁苍苍，绵数百里，莫测所蕴积。意其穷深雄阔，塞明裂坤，地尊五岳之气，必有负玮抱者，或外来，或本产，出其精芒光焰，歌啸恣肆乎其间，然后与兹山相称。……今阅吾友晓峰赵君《播川诗钞》，于余所言与兹山称者，乃始欣然谓若有可信。^[17]

赵旭为人孤傲特立，其诗以骨胜，其人其诗皆与大娄山“曾盘崔嵬，蹙地隐天”之雄伟气势近似或者相称。郑珍十分欣赏赵旭诗的此种特立风格，他在《遇家人自蜀归，遂僦杨家河岸刘氏宅居，赵晓峰作〈魁岩歌〉见慰，赋答》诗中，再次以山论赵旭其人其诗，其云：

魁岩下瞰君家屋，数世居之饱清淑。

一朝灵气生作君，学品俱是岩面目。

君与岩习自不知，但观所作魁岩诗。

此意灵山有真识，说似外人翻笑嗤。

老我百忧复千虑，负书来吸岩下露。

身似学徒心似僧，只觉无还亦无住。

感君相慰歌笔雄，名山纵许亦成翁。

他年谁作舆地志，惭愧斯人附寓公。^[18]

魁岩，俗称“柜岩”，屹立于今桐梓县城东面，壁立千仞，直插云霄，有压城之势。赵旭家族数代居于岩下，他常游览其中，有诗歌多篇纪其行，如《魁岩歌赠子尹》、《独游魁岩》、《七月十八日携彝凭彝资二子游魁岩三官殿，遂至仙女洞下，题壁而返》、《魁山之背》、《柜崖》等等。赵旭其人其诗，傲岸质直，颇似魁岩，故郑珍说：“一朝灵气生作君，学品俱是岩面目。”实际上，赵旭其人其诗就是在“大山地理”之浸润下形成的“大山性格”和“大山风格”（详后）。另外，赵怡、赵懿兄弟长于诗，赵懿著有《延江生诗集》十二卷、《文集》二卷，赵怡著有《汉鄨生诗前集》八卷、《后集》二卷，皆以黔中山水名其诗集。胡薇元序赵怡诗集说：

鄨水出狼山，行七百三十里，东入沅，又东南行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阳入江，漫衍浩汗，幽深奥折，览之不穷，必有怀抱瑰伟，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渊叔（赵懿字）意气雄杰，才丰而气盛，锐挺焱兴，不可遏阻；幼渔（赵怡字）则根柢训典，其才识沉毅，而发也骞以闳；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也肆。渊叔名其诗集曰《延江生》，幼渔名其诗集曰《汉鄨生》，益皆以牂牁水名也。^[19]

“漫衍浩汗，幽深奥折”之山水培育出“怀抱瑰伟，冥合万物”之诗人。“雄杰才丰”、“气盛锐挺”或“沉毅刻深”之人“得其意”而创作出与“漫衍浩汗”之山水相称的诗篇。

黔中“大山地理”之特征，是多山多石，多大山多奇石，是“山国”。它与江南之水乡不同，与西北之塞漠迥异，与华北之平原亦大有区别。其山高谷深，山川险阻，天下无有出其右者，所谓“塞天皆石，无地不坡”是也。笔者在本书之第一章曾总结说：

黔中地理特征，与繁华都会之地固然无与伦比，与广博坦荡之中原相比，亦迥然不同。虽然文化地理学者常常将黔中归入荆楚，归置入长江流域。但是，黔中之佳山秀水与荆楚同，而其险山激水则为荆楚所不具，此位于高原之黔中与处于平原之荆楚在地理特征上的显著区别。位于高原之黔中与西北塞漠之地理，同有雄奇险峻之美，但塞漠之苍凉悲壮则为黔中所无，黔中之清秀隽朗又为塞漠所不具。概括地说，黔中地理之特征，多山多水，山高谷深，实兼具荆楚之清秀隽朗与塞漠之雄奇险峻于一体，是典型的“大山地理”。

“山国”之人，“得山之气”，受大山之熏陶和涵育，故其为人往往得山之“骨”，或承“羲皇以上之遗风”，有“质重而矜气节”的特点，或傲岸质直，或清刚沉静，或重厚朴鲁。据陈灿《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说：

《黔书》云：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之磊落峭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为巨人。近世如平远丁文诚，贵阳石侍郎，镇远谭中丞，遵义唐中丞，类皆以刚直著。^[20]

陈夔龙《含光石室诗草序》亦说：

吾黔僻处万山中，去上京绝险远，风气号为陋啬。士生其间，率多质直沉静，不屑屑走声逐影，务以艺鸣于绮靡浮嚣之世。^[21]

具有“大山性格”的黔中文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大山风格”。以“大山风格”概括黔中古近代文学的风格特征，不是笔者的发明，是黄万机的首创。他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一书中指出：“贵州作家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自幼感受着大山的雄伟与奇崛之气，对其性格志趣和文学作品的风格气势，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黔中作家大都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特质，他们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阳刚之美、奇崛之美。^[22]刚强的性格特质不仅是个别作家所具有，而且可以说是黔人的主导性格。因为他们生长在大山中，大山的形象、意蕴、气象使他们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质直傲岸的性格特征。“大山风格”亦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黔中古近代文学的普遍特征。黄氏沿着地理——性格——风格之逻辑，讨论黔中地理、黔人性格和黔文风格之影响关系，很有启发性，确为卓见。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黔中古近代文学的风格特征是多样化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经历的作家，其文学风格当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概括地说，作为共同生活在“大山地理”中的黔中古近代诗人，在“大山地理”和“大山性格”之影响下产生的“大山文学”所呈现的“大山风格”，则是其主导方面，或者说是其共同风尚。分而言之，这又主要体现在坚强清稳和野古浅直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