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平等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外来人口逐步参与所在地社会治理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
1.周浦镇“文化参与和共治”模式
周浦是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镇域面积42.6平方千米，辖有13个村委会、12个居委会，截至2014年7月实有人口约20.6万。周浦历来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繁荣的经济成就了“小上海”的美誉。周浦处于大浦东中心位置，也是浦东陆家嘴开发区、世博板块、迪士尼经济圈三大区域交汇中心。周浦东接以迪士尼为核心的国际旅游度假区，中部镇域内有国际医学园区，西邻世博国际商务区，是浦东“东进”战略的重要承接点。
周浦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文化”及其活动为载体，吸引外来人口的参与、分享、交流；并以“文化”为纽带，推进外来人口积极融入周浦和参与周浦基层社会治理。
一是文化吸引、文化参与。外来人口要对浦东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必须解决本土化的问题，主要包括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当地历史文化的认同，激发其强烈的区域归属感。周浦镇利用百年文化古镇优势，吸引、服务外来人口。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社区等相关设施要免费向外来人口开放，不断丰富其文化生活。镇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搭建各种文化平台促进文化融合，充分利用文广服务中心、市民文化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等文化活动场所，经常举办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楼宇大厦文艺演出、收藏作品展、社区特色文化巡展、文化艺术讲座楼宇运动会、楼宇歌会等系列活动，对外来人员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进行宣传表彰，增进了原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感情和相互理解。文化认同对于外来人口在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较好地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由于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他们或者认同城市居民群体文化，但却不能享有优势群体的地位，在一种扭曲的文化中生存；或者是他们不认同城市居民群体文化，生活在自己的劣势群体文化中，这两种情况都与社会融入的目标相违背。“文化为纽带”的社会融入模式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文化感染、文化享受来达到与外来人口的内在的认同，从而推动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需要有深化的文化底蕴，一般是以文化为特色的古镇最为可能成功，在浦东以周浦镇最为典型。周浦镇以文化为纽带，推进外来人口融入周浦。
二是成立外来人员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居住在周浦的外来人口中，有党员近40名，镇党委决定成立来沪人员党支部。2007年3月“新周浦人”党小组成立，9月成立了“新周浦党支部”。2008年6月，成立了第一届“新周浦人”团支部。并在同年成立了“新周浦人”联合工会。“贴心娘家人”是为外来人口介绍工作和维权的组织。这样，外来人口在周浦有了一定的组织和领导，便于管理，也便于他们开展自我管理。
三是让外来人口参与调解矛盾。周浦镇外来人口集聚的地区的一些党员或团员，思想觉悟较高，能够并善于做思想工作，能够及时发现外来人口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相约星期四，聊聊烦心事”工作室，就是由本地老党员和外来人口中的党团员担任调解员开展工作的组织。从外来人口中的党团员中选择一批治安积极分子，经镇综治办考核、审核，充实到群防群治的队伍。这部分人对于外来人口过去的情况了解较多，也容易接触外来人口，增加了信息渠道来源，有利于掌握来沪人员的最新情况和动态，易于有效服务和管理。
四是成立“新周浦人俱乐部”，以活动促交流、促了解。镇东南社区在经济条件有限、办公场所紧缺的情况下，为给外来人口提供一个更大的交流、娱乐空间，合并了三个办公室，拓宽了原有的社区活动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外来人口主题活动。近5年来，先后开展了“关爱身在异乡的困难来沪人员”、元宵节的“携手共创和谐、欢度元宵佳节”、雷锋节“学雷锋爱民实践”、315消费日的“宣传活动”、群防群治工作中的“基本防范常识宣传”、试点社区化管理中的“来沪人员座谈会”等系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调动其参与意识，感受到社区本是一家人，让来沪人员真正融入社区、融入当地、融入组织，使来沪人员在社区化管理工作中领悟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真正含义。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周浦镇党员服务中心建立了“新周浦人俱乐部”，开设乒乓、太极、舞蹈、摄影、歌咏等多个辅导班并聘请专业教师进行辅导，丰富了来沪人员的业余生活，已开展活动92次。通过搭建来沪人员与本地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鼓励来沪人员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实现来沪人员心理认同由“剥离感”向“归属感”转变，由“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真正体现了“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市民化待遇”。
2.高桥镇“权利平等与自治共治”模式
高桥镇位于浦东新区北部，具有八百多年悠久文化历史。镇域面积38.73平方千米。2014年高桥镇下辖14个村民委员会、29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6.17万，其中户籍人口8.28万人，来沪人员登记数7.89万人。高桥镇北毗吴淞口，西临黄浦江，与杨浦区相邻，东与外高桥港区、保税区相接并毗长江口，南与高行镇相邻。
高桥镇视外来人口为新浦东人、新高桥人，以平等的方式来管理外来人口，推进外来人口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加强外来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外来人口的自治；以优秀分子参与当地社会治理，探索外来人口从参与到融合发展的新路。
一是“五同四化”工作法有效推动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来沪人员，2006年起高桥镇在陆凌新村试行“五同四化”工作法。“五同”，就是把来沪人员视作新居民，实行同宣传、同管理、同服务、同学习、同教育。居委吸纳他们参与小区的各项学习教育活动、文化体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和帮困救助爱心活动，将来沪人员融入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推荐外来人员担任楼组长，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四化”，即对来沪人员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细心化、人性化管理。所谓制度化，就是建立来沪人员登记、验证制度，强调来沪人员必须进行暂住地登记和计划生育登记，且每季度进行一次查证验证；规范化，即在居委会设立来沪人员咨询窗口和办证、验证窗口，随时接受咨询、办证；细心化，即通过楼组长、志愿者两个层面，时常进门“唠嗑”送关怀，掌握动态，联系感情；人性化，就是加大帮助来沪人员的力度，凡家庭有困难的，患重大疾病的，居委干部均上门探望、问候。通过“五同四化”工作法，陆凌新村的“外地人”也是“自家人”，本地居民享有的“待遇”，他们全都有。小区文化设施全面向他们开放，镇里举办歌咏比赛，也会邀请他们参与。本地和来沪人员还成为了好邻居，“外来娃”没人带，本地邻居会帮忙，大家互相照顾，亲密得就像一家人。“五同四化”工作法就是实现公民权利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平等，通过权利平等来实现外地人的参与和社会和谐。
二是建立外来人口党组织与自组织建设。通过党组织和自组织实行自我管理。高桥镇在外来人口集聚的地区，建立外来人口党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组织。在高桥镇内，“平邑公司”有1200名集卡司机居住在此。2008年2月，高桥镇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居住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由高桥镇司法所、入驻高桥镇的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劳动服务公司”和上海韩明志律师事务所合作组成。在调解工作室里，无论是员工打架拌嘴之类的“小事”，还是遇到劳动权益受损之类的“大事”，都能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高桥镇党委、政府在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中千方百计找寻“合力”，积极争取外来人员当地政府的支持，共同做好社会融入工作。山东平邑公司是一家物流大公司，在上海集卡司机主要集中在浦东高桥镇等地，平邑公司在高桥镇区域内有劳务工及家属近3万人，占全镇外来人口总数的三成以上。镇党委、政府主动与山东平邑县党委、政府联系，建立以双方党政领导为组长的共建、共管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每年初，高桥镇会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向平邑县通报高桥镇用工规模、技能需求等；平邑县也会通报全年劳务输出数量、劳务水平等情况，双方有效引导、组织，减少了外来人口来沪的盲目性。他们还与平邑驻沪办事处建立了定期走访制度，让双方都了解外来人口的基本信息，强化了“后方”的服务管理。同时，平邑公司及各分公司均建立了党支部，高桥镇又吸纳平邑公司为“高桥区域党建议事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平邑公司还与陆凌新村居委会党支部、高桥司法所、韩志明律师事务所开展共建活动。党建联建，让平邑公司100多位党员在高桥找到了“家”，党员增加了归属感、荣誉感、责任感。
三是高桥镇外来人口自治成就。2008年来，调解委员会共与来沪人员谈心1000余次，排摸矛盾苗头850余起，调解纠纷321件，调解成功率达100%。在2011年上海“420”集卡司机罢运事件中，“平邑公司”司机无一参与，有力维护了上海各港口的运输秩序，人民调解委员会功不可没。事件发生前，调解委员会便获得了有关信息，立即深入基层查找信息来源，排摸不稳定因素，协助公司制定了员工“不谣传、不轻信、不参与、不起哄、不围观、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六不”应急预案，从而稳定了职工的情绪。2010—2011年，3万名平邑公司来沪人员遵纪守法，违法犯罪率为“零”，他们之中还先后涌现出2名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2名浦东新区“见义勇为十佳青年”。
3.陆家嘴“多元参与和共建共治”模式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中心区域，面积约6.89平方千米，下辖30个居委会。2014年实有人口16万，户籍人口约12万，外来人口近4万。该地区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经济以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为主，人口流动性强。
陆家嘴社区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外来人口参与管理的社区服务机构，为外来人口参与城市社区管理提供渠道。通过与当地居民互助合作以及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培养外来人口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参与的、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
首先，鼓励、引导、招聘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随着陆家嘴地区外来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他们在该地区生活时间的增长，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逐渐增强，陆家嘴社区就顺势而为，不断强化外来人口利益社区化，鼓励社区外来人口参与社区的管理与社区事务：如鼓励他们参与社区志愿服务；鼓励他们参与社区的自治组织，包括居委会与其它自治组织；允许他们进入社区委员会共治机构中发挥作用；允许他们与户籍居民同样有参与街道社工招聘的资格。
其次，针对性规划与举措，提升外来人口融合。陆家嘴社区为外来人口制定了服务性的“家园”计划，根据社区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开展学习教育的推广和志愿者活动，帮助外来人口早日融入社区，成为社区家园一员。统一制作社区外来人口“家园”卡，为社区外来人口提供文明礼仪、城市精神、社情概貌等基础知识普及课程（必修课）的学习；提供说上海话、金融理财、乐器演奏、计算机基础、摄影入门等艺术兴趣课程（选修课）的学习。推出一本适合外来人口快速了解陆家嘴，融入上海文化背景的宣传手册。通过展板制作、居民区巡展，吸引外来人口关注社区培训，并通过发放免费试听卷的形式，鼓励外来人口参加社区各类培训活动。为进一步调动外来人口参与社区各类培训以及志愿活动的积极性，采用“家园”卡积点奖励的形式，两年内，完成所有必修课程并参与社区志愿活动5次以上的社区外来人口可以凭“家园”卡换领社区手册（免费参观社区相关景点，例如东方明珠等）或免费参加社区学校开设的兴趣类课程。
最后，充分发挥外来人口的特长开展互助服务。外来人口能发挥特长和技能的领域有投资类、理财类、健康养生类、安装维修类、法律类、音乐类、运动类、医疗保健等、治安类、司仪类等。同时，采取志愿活动积分制，志愿者积累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优惠，以此激励志愿者的参与热情，壮大志愿者服务的队伍，营造出良好的社区服务氛围，不断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度。
【注释】
[1]胡伟略：《中国人口流动及“民工潮”若干考察分析》，《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4期。
[2]文军：《论我国城市化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刘建娥：《中国乡-城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4]Paul Boyle&Halfacree Keith.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Harlow：Longman，1998，p.1.
[5]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浦东-复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所编：《95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7页。
[6]《浦东新区年鉴（1999）》，浦东年鉴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7]《从人口普查看浦东发展》，《浦东开发》2001年第7期。《2001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8]上海市统计局：《外省市来沪人口法治现状及特征》，载上海统计网http：//www.statssh.gov.cn，2011年9月23日。
[9]浦东新区发改委：《浦东新区常住人口分布状况分析》，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www.pudong.gov.cn，2011年10月12日。
[10]国家统计局浦东调查队：《外来务农人员面广量大，农业技术规模层次较低——新区外来人员务农情况调查报告》，《浦东情况》2014年12月第220期。
[11]吴忠民主编：《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12]《1998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13]《2000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沈晓明在浦东新区2014年“三违”整治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浦东情况通报》2014年第18期（2014年8月31日）。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www.pudong.gov.cn.，2014年10月30日。
[15]《卫明在浦东新区2014年“三违”整治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浦东情况通报》2014年第18期（2014年8月31日），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www.pudong.gov.cn.，2014年10月30日。
[16]陈军贤：《建设与大城市相匹配的美丽乡村——周浦镇拆除970个田间窝棚》，《浦东时报》2015年1月27日。
[17]华国万：《浦东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8]林霞萍、胡苏云：《浦东开发区的人口控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2年第1期。
[19]2014年9月30日，国务院引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共治的意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着力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着力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着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参见《国务院出台四大措施助农民工“融城”》，《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0月1日。
[20]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调查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21]蒙莺：《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状况》，《社会》2000年第2期。
[22]刘振宇、乔观民、丁金宏：《上海浦东极化开发下的外来流动人口特征分析与思考》，《现代城市研究》2005年第6期。
[23]孟庆艳、乔观民、陈静：《外来流动人口职业分选性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3期。
[24]张敬新、桂家友：《大都市外来人口结构优化：流动性与承载力的平衡——以上海市为例》，《理论界》2014年第5期。
[25]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2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27]《市政府确定2014重点工作安排》，《青年报》2014年2月11日。
[28]王延：《新区打响淘汰落后产能“攻坚战”：今年将启动约40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浦东时报》2015年3月10日第2版。
[29]《市政府确定2014重点工作安排》，《青年报》2014年2月11日。
[3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31]《今年确定35个“大居”配套项目》，《新闻晚报》2014年1月24日。
[32]《沈晓明在浦东新区2014年“三违”整治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浦东情况通报》2014年第18期（2014年8月31日）。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www.pudong.gov.cn，2014年10月30日。
[33]《卫明在浦东新区2014年“三违”整治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浦东情况通报》2014年第18期（2014年8月31日）。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www.pudong.gov.cn，2014年10月30日。
[34]陈军贤：《建设与大城市相匹配的美丽乡村——周浦镇拆除970个田间窝棚》，《浦东时报》2015年1月27日。
[35]《惠南镇“三违”整治工作简报》，载浦东惠南网http://huinan.pudong.gov.cn，2015年3月30日。
[36]黄静：《2015年浦东“三违”整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浦东时报》2015年3月4日。
[37]吴为：《北京鼓励用人单位多用本市人员，否认排斥外地人》，《新京报》2015年4月4日。
[38]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39]《居住证积分制五大热点，原人才类居住证统一120分》，《东方早报》2013年6月20日。
[40]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41]顾卓敏：《浦东年内将清除一半群租户——与街镇物业达标补贴考核等挂钩》，《青年报》2014年9月17日。
[42]陈仁泽：《压力再大也要去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能够控制吗？》，《人民日报》2013年9月27日。
[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11页。
[44]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45]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46]陈仁泽：《压力再大也要去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能够控制吗？》，《人民日报》2013年9月27日。
[47]张琪：《张江镇出台整治群租长效机制》，《浦东时报》2015年1月14日。
[48]本节内容中关于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的探讨，参见拙作《中国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3、115页。
[50]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导言，第2页。
[5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小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52]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法学》2004年第6期。
[53]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5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80页。
[55]褚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发展与有序参与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56]西方公民资格权利主要有：第一类（托马斯·马歇尔）分为市民权利（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第二类（托马斯·雅诺斯基等）分为市民权利（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第三类（韦斯利·霍菲尔德）分为自由权、要求权、支配权和豁免权；第四类（本迪克斯、马克思等）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权利；第五类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我国学者主要的分类：一是简单两分法，分为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或者是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见周子乾《中国公民权利体系的构建》，《山西警官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10期。二是三分法，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三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同角度，分为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即将宪法规定的权利归为政治权利，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归为民事权利；四是五分法，翟子恒将公民权利分为人身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诉讼权。见翟子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民权利初探》，《理论学刊》1991年第4期。当然还有六分法、七分法等。
[57]李步云：《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58]王瑞恒、李如霞：《简论中国语境下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9]［英］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柯雄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60]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014年第7期。
[6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62]Hugh Collins.“Discrimination，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the Modern Law Review.Jan.Vol.66，2003.
[63]Carl Parsons.“Social Inclusion and School Improvement”，Support for Learning.No.4，Vol.14，1999.
[64]张广济：《生活方式与社会融入关系的社会学解读》，《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5]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66]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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