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斯的环境利益思想
科斯的环境利益思想实际上是如何采取措施平衡各主体的环境利益的思想。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对于如何消除外部性问题科斯提出了与庇古不同的思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讨论了外部性损害问题，认为通过赔偿手段对外部性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是不适当的，因为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制止了甲对乙的侵害，同时也影响了甲的资源配置。“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对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制止甲。但是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要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44]科斯运用可交易产权的概念，把造成外部性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可交易的权利。在文中最后他总结道：“没有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的。”[45]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第一定理隐含的含义是：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法定权利的初始安排向新安排转变不存在任何代价与阻力，即使初始安排对实现资源配置最优来说是不合理的，市场机制也会无代价地改变这种安排，将资源配置到需要的领域与最有用的人手中，以消除外部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然而，科斯第一定理不是科斯想说的全部。在实现中，交易成本不是为零而是为正的。因此，科斯进一步指出：“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46]这就是科斯第二定理。此定理表示，如果市场交易需要成本，那么通过市场交易对权利进行调整也是需要成本的。要对权利进行调整，一方面经过调整后的总产值必须是增加的，而且调整后所获得的总产值增加要大于调整成本。在市场交易具有成本的情况下，一些能够增加总产值的权利调整不一定会发生，这将影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过程。当交易成本非常高时，一些外部性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对此科斯提出了两种替代形式：企业与政府的直接管制。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一个收益与成本比较的问题，“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制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与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该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47]
科斯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方法为我们解决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环境利益纠纷提供了方法，在解决环境利益失衡时，可以采取市场机制，也可以使用政府管制，关键是要比较选择组织形式的成本，总效果最好的形式才是我们的选择。
（二）哈丁的环境利益思想
1968年，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悲剧》一文。作者设想了一个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可以自由放牧的公用地，牧民可以根据增加一头牲畜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增加牲畜。在个人理性下，牧民会增加牲畜数量，但是牲畜的数量一旦超过牧场的承载能力就会导致牧草逐渐耗尽。随着更多的牲畜加入牧场，草地便会退化甚至被毁坏，牧民的牲畜就会饿死，这就是哈丁的著名的“公用地悲剧”。
“公用地悲剧”说明，个人的自利理性会损害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环境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各环境主体对环境系统的过度利用必将导致整体环境利益的损失。从宏观方面来看，今天全球气候的变暖，其根本原因是一部分国家对大气系统过分利用，后果是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环境利益受损。在中国，过去重经济轻环保的思想导致各地区对环境的过度利用，“公用地悲剧”现象大量存在。从微观方面来看，企业对环境利益的过度获取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哈丁的“公用地悲剧”给我们的启示是绝大部分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对环境利益的获取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而要兼顾他人利益。为了有效防止“公用地悲剧”，必须进行适当安排，在环境容量内合理配置环境利益。
（三）戴尔斯环境利益思想
美国学者戴尔斯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污染、产权、价格》中提出了“污染权”的概念。他指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仅仅靠政府干预或仅靠市场机制都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环境也是一种商品，政府则是这种商品的所有者，政府可以在专家的帮助下，将污染总量分割成一些标准单位，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每一份污染权允许其购买者排放一单位的污染物，每一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人们能够接受的清洁度。如果一时无法到达环境标准，可将污染权数量的出售逐年减少，直到达到标准。在此方法下，一些能用较少费用解决污染的公司一般都愿意自行处理污染问题，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政府则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政府有效地运用其对环境商品的产权，可使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的配置和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上发挥最有效的作用。戴尔斯的排污权交易理论在美国水污染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戴尔斯的排污权交易理论被很多国家采用，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试用这一做法，并在后来的年代逐渐推广。如今，排污权交易是中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
（四）米都斯等罗马俱乐部成员的环境利益思想
罗马俱乐部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非官方的国际学术研究团体。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名义提交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48]。该报告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模型，认为世界人口、工业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五个参数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趋势不变，则100年内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将达到增长极限。由于论断过于悲观，该报告发表以后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而此报告带给人们的警示是：对于报告中的问题必须在思想上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实际行动上高度负责，否则人类社会难以避免在严重困境中越陷越深，而为了摆脱困境所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米都斯等人因此指出了人类摆脱困境的出路：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每一单位工业品的物质消耗降低到1970年的1/4，经济的重点从物质生产转向服务业，环境污染降低到1970年的1/4，增加对粮食的生产，农业投资重点用于增加土地肥力与水土保持等。米都斯等罗马俱乐部成员的环境利益思想给世人以警示，首次揭示了环境利益的有限性与增长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进行反思，并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五）鲍尔丁的环境利益思想
鲍尔丁认为传统的经济是“牧童经济”，人们对地球上的资源的无所顾忌的开发，就像牧童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牧一样。人们通过生产和消费消耗了地球上的物质与能源，然后又将污染与废弃物置于自然环境中，这种传统的经济已经不能为继，人类必须转向“宇宙飞船经济”。“宇宙飞船经济”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最大生态系统是地球，而地球不过是在茫茫无垠的太空中飞行的一艘孤立无援的宇宙飞船，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要靠不断消耗其内部有限的资源才能生存，而地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人们像过去那样不合理地开发资源、破坏环境，当破坏超过其承载能力时，地球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
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鲍尔丁提出了四个建议：改变过去的“增长型”经济，采取“储备型”经济；改变传统的“消耗型”经济，采取“修身养性”型经济；改变传统的只重“生产量”的经济，实行“福利量”的经济；改变“单程式”经济，建立“循环式”经济体系。
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为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循环经济奠定了基础。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经济利益人们从环境中无限获取环境利益，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人类将因资源环境利益耗竭而走向毁灭。
（六）朱迪·丽丝的环境利益思想
朱迪·丽丝在《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一书中阐述了资源以及资源所创造的财富与福利在国家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分配。这里的资源包括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以及可再生资源。朱迪·丽丝在分析国际矿产经济中的公平与发展问题时指出国际上的一些流行观点：资源所有国认为资源应该为其自己拥有，并为当地的人民开发利益，多国经营的方式所保证的主权国家从其资源贮存中获得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回报比公平的少，这涉及资源地租的大部分转移国外、多国公司对矿产资源价值的控制、对生产技术的操纵、使本地经济扭曲、矿产品及其副产品被出口，等等。[49]作者虽然没有对以上观点做出评论，但是我们从以上观点中可以发现：资源所产生的利益大部分转移国外使资源拥有国遭受了损失，这是一种自然资源所产生的利益的损失，即环境利益损失。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欠发达国家如何保障环境利益，全球环境利益的配置如何实现公平，不仅仅是欠发达国家的事情，也是所有国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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