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概况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东亚区域贸易合作。凯西和侯密（Kathi and Homi，2004）对东亚一体化的贸易政策安排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东亚贸易双边或多边倡议的发起，能带来广泛分享的增长和繁荣，要将协议范围扩大到包括农业和服务业；促进物流和贸易便利；保护贫困人口并使他们受益；创建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重新考虑环境和劳工标准等。在国际层次上要影响多哈谈判，区域层次上可以实现进一步的一体化。

何帆（2004）主张的寻找新的东亚贸易合作格局是基于动态收益和规模收益的区域合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静态贸易合作，从长远来看还是亚洲经济结构的一次升级和重组。在亚洲区域经济的合作过程中，各国的出口结构虽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竞争性程度更高。目前亚洲各国虽然有加强区域合作的意向，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关税减让而获得的静态贸易收益微乎其微。东亚地区应该通过政策协调，推动区域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建立，以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和贸易为导向，推动在东亚沿海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形成产业带，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区域贸易合作的动态收益，防止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最终使整个地区都受益。

刘昌黎（2002）指出“双边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并且分析了东亚双边自由贸易的背景、原因和趋势。对于东亚经济合作，他认为在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已就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东北亚经济联合由APEC框架之下过渡到了“10＋3”框架之下。从发展趋势来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很有可能纳入到东亚自由贸易区之中，双边自由贸易将成为东北亚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Eng Chuan Ong（2003）认为，所有的迹象表明，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东北亚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东亚的80%～90%的话，中国或者日本则会主导这个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而且中国会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只有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才能抵消负面的效应：一是中国东盟先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把其他国家吸引进来；二是激励其他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加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从而激励东亚领导人及早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做出决定，提出落实规划并开始实施进程。

我们认为凯西和侯密（2004）的分析没有很好地把握东亚贸易一体化的关键问题，而只是在现有国际贸易的一些问题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对东亚区域层次上能否实现进一步的一体化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探讨。何帆（2004）的分析是局限于分工、动态收益、聚集产业带的分析，而这对于东亚贸易制度安排未深入研究。刘昌黎（2002）、Eng Chuan Ong（2003）对东亚贸易安排的政治经济动力学的微妙之处注意得不够。东亚贸易一体化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

（2）关于东亚货币合作。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但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直到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倡议》。

围绕AMF，学者之间也展开了争论，分为赞成与不赞成两派。赞成AMF的论点主要有两个：第一，如果汇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救援机构，能够更迅速有效地向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Wade and Frank，1998）；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因此它们更容易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也更容易对症下药，提出适合遭受危机国家国情的改革方案（Andrew Rose，1999）。持反对意见的观点有，国际组织和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性质完全不同。私人企业如果竞争失败将面临破产之虞；国际组织一经建立，即使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也仍然会顽固地存在下去，变成一个臃肿的国际官僚机构（Eichengreen and Ghironi，1999）。而且，如果东亚国家遭受危机之后必须同时向IMF和AMF救援，则将增加其交易成本（Bird and Rajan，2000）。

傅新（2004）阐释了亚洲的“新地区主义”和“金融优先”的概念。“新地区主义”通常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相一致，表现为地区成员自愿和自主的进程，不仅包括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还涉及环境、社会政策、安全与民主等问题，其发展趋势与全球结构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东亚正在兴起的地区主义“天然”地具有参与、发展并最终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地区成员合作意愿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目标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新地区主义”明显具有“金融优先”的特色。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地区合作日益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共识，各方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讨论，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焦点”，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东亚合作的僵局。

何帆（2001）、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等在金融合作优先趋势的指引下，积极研究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路径等问题。孟迪尔（Montiel，2005）给出了促进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三个阶段的安排：前两年为第一阶段，在信息交换和金融危机处理方面进行合作；第三到五年为第二阶段，在建立有效监管机制方面进行合作；5年后为第三阶段，主要进行区域规范协调，以最终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统一。

我们认为对于亚洲货币基金存在争议的双方没有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高度来考虑是有欠缺的。傅新（2004）只是简单地阐释了亚洲的“新地区主义”和“金融优先”的概念，而没有对东亚的金融一体化进行深入的探讨。何帆（2001）、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及孟迪尔（2005）关于对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三个阶段的安排比较笼统，其内容和阶段的划分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东亚经济圈等。小岛清（2003）探讨了“东亚经济圈”的理念和目标，要形成以“ASEAN＋3”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发展共同体，追求东亚地区的和平与长期繁荣是东亚经济圈的理念。长期目标（20～50年）是使东亚成为三极世界经济中对等的一极，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他还提出在东亚进行产业协调分工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产业协调分工之间的关系，并谈到中日两国互补的核心领导作用和东亚的国际通货问题，日元和人民币会成为东亚经济圈的基轴货币，两国应尽早建立汇率协调体制。经过30到50年的时间，东亚统一货币体制或许会建成。

付骊元（2002）认为，亚洲地区的多样化特点决定了亚洲地区的多层次、相互交叉的合作结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发展阶段差别很大，经济结构多样化，再加上宗教、语言、文化、历史等原因，使得亚洲地区不可能像欧洲、北美那样迅速实现区域合作的目标，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建立像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组织。在现阶段，本地区最为可行的选择是由双边合作过渡到多边合作，由小区域合作过渡到次区域合作，待条件成熟后，再达到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更高境界。

张蕴岭（2003）认为东亚经济合作离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或共同体目标还很远，但是合作进程本身比所取得的成果更有意义。

我们认为小岛清（2003）的用30到50年的时间或许会建成东亚统一货币体制的结论；付骊元（2002）的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可能建立像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组织的判断；张蕴岭（2003）的东亚经济合作离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或共同体目标还很远的看法，并没有具体的理论支持。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与此相关，我们还要考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现代中国和东盟的交流与合作时间不长，但它与其他国际多边合作相比较，却有着独特的理论、方略、体制和效果。中国的和平发展，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如何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国人和世人广泛关注的课题。中国的和平发展，基础在亚洲，而基础的基础在于中国和东盟的真诚合作。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东南亚、东盟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的区域合作》、《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亚洲现代史透视》等，主要是研究东盟的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问题。李小圣（2007）在《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因素分析》中主要分析了为适应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中国和东盟决定组建自由贸易区，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一是东盟区域性组织本身内生的脆弱性；二是东盟与中国存在的利益矛盾和机制分歧；三是来自贸易区以外的牵制和干涉。肖开伦（2003）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目的及实施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能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关系，迎接区域化的挑战，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而且有助于提高双方的国际地位，其意义十分重大。于粤（2007）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一文中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正反两方面出发，具体分析了其给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冯煜、龚晓莺（2008）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动态经济效应分析》一文中通过理论分析，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而薛芳（2007）使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与东盟在各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所在，并测算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整体的互补性。陈叶（2007）说明了中国东盟关系处于“黄金时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得益于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参照等有利条件，有望在2010年如期建成。同时，自贸区的建设还面临着诸如贸易摩擦、投资壁垒以及领导权归属问题等许多障碍。中国-东盟双方已经就这些问题的解决达成了相关的机制。代丽华、徐凯（2008）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则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作了研究分析。

从上述文献分析中可以知道学者对东亚共同体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甚至很少涉及，这使得我们在东亚共同体理论和中国的对策研究上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政策上都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