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大化者的出价更低

Schwartz等（2002）考察了极大化者（maxim izer）和满意化者（satisficer）在决策中的差异。满意化者指一旦寻到满足标准（有可能其标准很高）的选项，就会做出决定并感到很满意的人。而极大化者则指想找到最优选择的人，即使他们已找到符合标准的选项，也不会立刻做出决定，要一直等到穷尽所有选项并确定最佳的一个后，再做出决定。研究者在研究一中编制了一份极大化vs.满意化调查问卷，区分出两类人群，然后将两类人群与其他量表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满意化者比极大化者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乐观主义倾向和自尊，而极大化者比满意化者具有更多的后悔和抑郁感。研究二中研究者比较了极大化者和满意化者在社会比较倾向以及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发现极大化者更频繁地做出社会比较，包括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且极大化者在购物中会更多地进行产品比较、社会比较和假设思维（counterfactural thinking），并更多地出现消费后悔体验。在其第四个研究中，被试先完成极大化vs.满意化调查问卷，7周后通过网络方式完成两个版本的最后通牒博弈，每个博弈包括10轮，每轮博弈要分配的总额不等（＄8～＄15）。在标准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做出提议，然后反馈反应者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决定（由计算机程序给出，但根据的是真人的反应）。在改进版的最后通牒博弈中，除了给提议者反馈反应者的决定外，还告知提议者反应者的保留价格，即最小可接受值。研究者的目的是想比较极大化者和满意化者的决策策略以及后悔反应。提议者的出价多为总额的一半（占总试次的53.4%），其次是不足总额的一半（占总试次的37.3%），还有少数超过总额的一半（占总试次的9.3%）。对于男性被试而言，在极大化者vs.满意化者问卷中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极大化者），越倾向于给出低于总额一半的出价，但这一效应在女性被试身上并不明显。研究者按极大化者vs.满意化者问卷得分的中位数将被试分为极大化和满意化两组，结果发现，与不呈现反应者最小可接受值条件相比，在呈现反应者最小可接受值条件下，满意化组更少给出低于总额一半的出价（32.2%vs.39.4%），但极大化组给出低于总额一半的出价的比例更高（48.1%vs.35.9%）。不出意料，在极大化者vs.满意化者问卷^[6]中得分越高，对博弈结果的满意度越低（Schwartz，etal.，2002）。遗憾的是，该研究没有比较极大化者和满意化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反应者一方的决策差异。该研究认为，极大化者比满意化者更注重相对位置，更多地进行社会比较，这一假设更应从反应者一方的决策寻找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