睾酮激素水平与决策行为

5.1.1.1　睾酮激素越高的男性对不公平提议的拒绝率更高

一项生物学研究在被试在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后，提取了唾液样本，并分析了睾酮激素水平。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既作为提议者提出分配提议，也作为反应者提出最小可接收量，分配的总额为＄40。作为提议者，只能在出价为＄25和出价为＄5中任选一个。由于睾酮激素水平对男性行为的影响更明显，所以该研究中所有被试皆为男性。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前，提取3～5m l被试的唾液样本，收集管中包含氮化钠以防止细菌生长或样本污染。样本冰冻几个月后再进行解冻和分析。所有被试均在下午1点左右提取唾液样本，在下午两点左右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并在另几天的下午两点左右提取基线样本。这种操作是为了避免昼夜循环对激素水平的影响。

对每个被试，取三个样本的平均值作为睾酮激素水平。结果发现，拒绝不公平提议（出价为＄5）的男性个体的睾酮激素水平（383pmoll－1）显著高于接受不公平提议的男性个体（251pmoll－1）。同时，高睾酮激素水平与高提议相关，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Burnham，2007）。

已有研究曾发现，男性的睾酮激素水平与攻击性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睾酮激素含量越高的男性，被认为控制欲更强，更不平易近人。研究者认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绝不公平提议可以认为是一种正义的攻击（moralistic aggression）。高睾酮激素水平，意味着更强的攻击性惩罚行为，因而有着更高的拒绝率。研究者还提出，将生化水平的研究与神经科学研究相结合，将能提供更丰富的认识。比如在测量被试激素水平后，进行核磁共振扫描，可能会发现高睾酮激素水平的被试在情绪加工区，如前脑岛，有更强的激活。

5.1.1.2　提高男性的睾酮水平使男性变得更小气

上一研究探讨的是相关关系。Zak等（2009）认为这种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缺陷。首先，睾酮激素水平极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比如看自己的球队赢球会提高睾酮激素水平，而看到球队输球会降低睾酮激素水平。被试进入实验室之前的行为是实验者无法控制的，易造成干扰。以唾液方式化验激素浓度，还有使样本污染的问题。而且，经唾液测量的睾酮水平与血浆测量的睾酮水平仅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因而，Zak等（2009）采用控制睾酮水平的方法，探讨了睾酮与决策行为的因果关系。

48名男性^[2]大学生被试参与双盲、交叉的实验，但只有25名被试完成了全部的实验。被试需到实验室完成两次实验，中间间隔6～12周，其中一次是注射睾酮激素，另一次注射安慰剂。被试在下午四点到达实验室。首先由医生进行面谈，以排除吸烟、饮酒或其他身体障碍的影响。之后静脉抽血28m l。然后被试被领进一间半封闭的控制室，肩背部涂抹睾酮凝胶或者含惰性物质的凝胶（安慰剂）。根据睾酮激素的药理代谢特性，被试在16小时以后再来实验室。抽取第二次血样，回答问卷，并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被试既作为提议者提出提议，也作为反应者声明最小可接收量，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被试慷慨性的指标。结果发现，提高睾酮激素水平后，作为提议者，其提议低了9%，作为反应者，其最小可接受量高了5%，其慷慨性（自己的出价—自己的要价）下降了27%。研究者建立了一个以慷慨性和睾酮水平为变量的一般线性模型。结果发现，提高睾酮水平后减少了慷慨性，提高了惩罚的欲望。提高睾酮水平对独裁者博弈结果无影响。这些结果表明，提高睾酮水平后，人们变得更加自利（Zak，etal.，2009）。

Zak等（2009）的研究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睾酮水平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提高睾酮水平后，被试变得更加自利和小气。然而，研究者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该研究独裁者博弈结果的支持。如果提高睾酮水平后，被试更加自利，那么应该可以在独裁者博弈中观察到较少的出价（＄3.34vs.＄3.56）。研究者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5.1.1.3　生物因素（睾酮激素）和心理因素（主观认识）共同影响决策行为

与上面两个研究不同，Eisenegger等（2010）的双盲、安慰剂控制的实验采用了60名女性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均作为提议者。博弈前4小时，采用舌下方法服用单剂量为0.5mg的睾酮激素或安慰剂，并让被试报告自己认为服下的是安慰剂还是睾酮激素。每名提议者与三名不同的反应者随机配对，提出三轮提议，总额为10MU，提议可以是0、2、3、5MU。实验后的访谈表明，被试对睾酮激素持有一定的偏见，如认为提高睾酮会增加人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为控制这一影响，研究者将被试的主观认识也纳入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与常识不一致的是，服用睾酮激素的被试比服用安慰剂的被试的出价更高（3.90MUvs.3.40MU），且被试的主观认识也有效应，那些认为自己服用了睾酮激素的被试比认为自己服用了安慰剂的被试的出价少了0.92MU。进一步分析发现，被试的睾酮基线水平、皮质醇水平、焦虑、生气、清醒度和心情等方面都不影响出价行为。对反应者的拒绝行为的分析发现，服用睾酮激素组和安慰剂组没有差异。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可用社会地位假设（social status hypothesis）来解释：睾酮激素提供了人们维持社会地位的需求，即阻止冒犯行为的动机加强。表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倾向于提出更高的出价，以避免拒绝行为的产生。对于主观认识对出价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性是：被试给自己做出自利提议所找的前瞻性借口。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可以不用承担违反社会规范的这一责任（Eisenegger，Naef，Snozzi，Heinrichs，＆Fehr，2010）。这一研究同时表明了生物因素和心理因素在决策行为中的作用，其中心理因素造成的差异更大。

5.1.1.4　胎儿期暴露于雄激素水平调节性线索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Van den Bergh和Dew itte（2006）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操纵睾酮激素，却用睾酮激素的作用来解释得到的结果。该研究考察了2D∶4D比率与性提示对男性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决策行为的影响。2D∶4D比率指的是食指与无名指的长度之比，反映了人类在胎儿期暴露于雄激素的程度。2D∶4D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的比值显著低于女性。胎儿期较多的雄激素暴露或较少的雌激素暴露，都会产生低比值。研究发现，2D∶4D几乎影响一切与男性有关的行为，诸如低比值的男性有着更健康的身体素质、更漂亮的外表、更多的孩子、更优秀的肌肉力量、更好的求偶表现等。低比值的男性对睾酮激素的控制更敏感，其体内循环的睾酮激素水平更高。因而，该研究将2D∶4D作为男性睾酮激素水平的外在指标。通过网络方法招募到异性恋男性被试44名。在图片判断任务中，计算机呈现15幅照片，被试评价其吸引力。其中一套是15幅风景照片，包括海滩、山脉、河岸等，另一套是15幅性感女模特的照片。所有的图片都是人工合成的。随后，被试完成最后通牒博弈。被试既需给出提议，也需要给出最小可接受量。之后，对被试右手进行扫描。用Adobe Photoshop软件的测量工具来计算2D∶4D。共测量两次，间隔若干周，取两次的平均值作为比值。结果发现，暴露于性感女模特照片的男性被试比暴露于风景照片的男性被试，给出的最小可接受量更低（3.19vs.3.41）。2D∶4D虽然没有主效应，但与照片条件有交互作用：暴露于性感女模特照片时，2D∶4D与最小可接受量呈正相关，比值愈低，最小可接受量越小；而暴露于风景照片时，未发现这个效应，表明比值低的男性，当暴露于性线索后，对公平分配的要求下降了。第二个研究将可视不可触的照片换成了可视也可触的衣服，让被试判断衣服的质地、颜色、喜欢程度等。在一种条件下，衣服是一件T恤，另一种条件下，衣服是一件胸罩内衣。结果发现，暴露于内衣条件比T恤条件，被试的最小可接受量更低（3.42vs.3.39）。同样发现了2D∶4D与性线索的交互作用：暴露于内衣时，2D∶4D与最小可接受量呈正相关，比值愈低，最小可接受量越小；而暴露于T恤时，未发现这个效应。第三个研究仍然使用可视不可触的照片，一套是老年女性的照片（70岁左右的女模特），一套是青年女性的照片（20岁左右的女模特），这两套照片的模特着装都较端庄无暴露，另有一套穿着比基尼的性感女性的照片。结果发现暴露于性感女性照片的被试的最小可接受量最低（2.75vs.3.2vs.3.54），也发现了2D∶4D与性线索的交互作用。将三个实验综合比较，也可发现2D∶4D与性线索的交互作用：暴露于性线索下，2D∶4D与最小可接收量呈正相关，而暴露于控制条件，2D∶4D与最小可接收量呈负相关，表明了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Van den Bergh＆Dew itte，2006）。这个研究提示，决策行为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实验主试的性别、外表、衣着也有可能影响被试的决策。

5.1.1.5　性激素不影响决策行为

行为科学研究曾发现，男性和女性被试在决策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这些性别差异是否是由性激素造成的？Zethraeus等（2009）采用双盲、随机的控制性实验考察了这个问题。240名50～65岁的绝经期妇女参与实验。对她们实施为期四周的性激素疗法，被试被随机分到雌激素干预组、睾酮激素干预组和安慰剂干预组，每天剂量为40mg。四周后，被试完成风险投资评估、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结果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通过四周的干预，雌激素和睾酮激素的血清浓度显著增加，分别达到原有基线值的7.9倍和5.5倍。然而，这三组被试在四个决策任务中都未表现出任何差异，个体在激素水平增加量上的差异与决策行为也不相关（Zethraeus，et al.，2009）。

这个研究是由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妇女研究中心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合作完成的。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已有结果不符，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已有研究中，这些性激素影响了与其相关的其他生物因素，从而引起了决策行为的差异。另一个可能性是，数据造假，毕竟在临床研究中存在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发现显著差异的研究比没发现差异的研究更容易被发表。据统计，发表的实验结果只占登记在案的总实验数的一半。因而，只根据文献搜索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有偏的。这种发表偏差至今仍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