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一定是生产性的吗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肯定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创新的发生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至于创新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有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家是否能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推动创新，从而加速经济增长，这又取决于经济系统能否为创新提供激励机制。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人们一直坚信创新总是生产性的，具有正面效应，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创新也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事实上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各级政府、各行各业都十分坚定地走创新之路。但我们却忽略了创新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创新既可能是生产性的也可能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我们认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一些作用并不像习惯上对企业家所认识的那样具有生产性和创新性。”（鲍莫尔，2010）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有着许多形式，如寻租常常通过类似诉讼、接管、逃税和逃避努力等活动表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财经丑闻暴露了巨额财富的集聚真相，这些行为获得的报酬的确是不公正的、非生产性的，有时也是非法的……”^[6]。鲍莫尔引用Laband，Sophocleus（1990）的研究结论，“作者估计，1985年，美国大约有4480亿美元，即超过当年GNP的10%被投入这类非生产性活动中。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认可他们的分类，他们的工作已经使两个结论清晰地呈现出来：其一，经济体系中该类活动的数量至少不应忽视，其二，对我们的研究而言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研究明确指出，冒进的寻租行为的社会成本远远超过了这些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因付出努力而产生的机会成本。”（鲍莫尔，2010）

在中国，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惕和重视，“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极度猖獗的国家。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形式也从早先的‘官商勾结’转变成近年来的‘卖官买官’。其次，由于贪腐猖獗，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30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根据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的计算，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国的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总之，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最近两年来，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调研发现，企业家开办新生意的势头明显放缓，有的企业家甚至干脆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放弃了创业和经营活动。”（吴敬琏，2008b）吴敬琏教授陈述的一系列事实和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供的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解析或是种种个案分析都表明，创新并不一定是生产性的，一种创新行为可能是生产性的，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也可能两种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