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企业家理论的主要著作回顾

鲍莫尔尽管没有像熊彼特、奈特或者柯兹纳那样，为企业家精神提供一个独特的概念，但他对于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首先，鲍莫尔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中指出企业家在经济分析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的领导者，并被认为是经济科学中的企业家，他196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是第一个使得主流经济学期刊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家精神，他在文章中呼吁经济学家应该把对创业和企业家的研究纳入经济学理论。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衡量企业家精神方面，他使得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理解两个共同的主题：企业家行动的层级和经济变化。鲍默尔2003年获得了瑞典小企业研究基金会设立的创业家与中小企业研究奖。在谈到鲍莫尔的获奖原因时，评委会认为，他一生的研究始终强调经济学理论应该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作用进行认真切实的分析，而且应该坚持使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当然，在主流经济理论中为熊彼特企业家寻找到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许也是不可行的，就如他自己在关于这个主题的一篇讨论文章中所承认的。鲍莫尔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工作应当在他对于企业行为和经济分析的更广阔背景下来详细讨论。他对于企业家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其早期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假设应该尽可能考虑现实，有必要精炼地将现实引入分析；其次，如果可能，尽量在新古典框架中进行分析。为了将鲜活的企业家引入主流经济分析，鲍莫尔对这些问题迎难而上，1968年的Entrep reneurship in Eco-nom ic Theory、1978年的Cost-Minim izing Number of Firms and Determ in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1982年的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1990年的Entrep reneurship：Productive，Unp 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1993年的Entrep reneurship，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2002年的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以及2007年的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 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这些论文和著作体现了他关于企业家研究的主要思想。

为什么经济学中难以容纳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鲍莫尔在1968年发表的Entrep reneurship in Econom ic Theory中提出了与创新研究有关的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关心企业家的作用？第二，为什么经济理论难以对企业家精神发展作出正式的分析？而且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难以改变。第三，是不是研究创新就意味着完全放弃主流经济学呢？对于第一个问题，鲍莫尔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第二个问题，鲍莫尔的回答是，因为经济学把企业看做是自动进行最大化计算的机器，既然企业已经最优化了，也就无所谓创新不创新了；对于第三个问题，鲍莫尔的解答是：经济理论主要集中在要素投入的使用上，很少告诉我们“它们从何处而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对企业家的支付结构，比如，税收体系怎样影响研究开发投资回报率来研究创新的激励问题。

鲍莫尔注意到经济增长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技术变化和资本使用的增加来解释，这两个因素需要引入企业家的创新行动。因此，鲍莫尔认为企业家是决定企业的行为并承担自由企业社会活力的最高层级，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他区分了管理者和企业家。他定义管理者为监督企业持续过程中的效率，管理者负责的活动包含在企业的传统经济模型中，而企业家的职能（不管他是否是管理者）是确定新的想法并将它们实施。鲍莫尔认为经济模型中无企业家，因为经济模型是对明确的问题最优化分析的工具，这些问题不需要企业家来解决。与柯兹纳相似，鲍莫尔认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对外部事件变化机械反应的被动的计算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引领着鲍莫尔后来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工作。在其后来的研究中，鲍莫尔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努力把企业家的活动引入到标准经济理论中，并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和作品。

一个普遍的问题在于，企业家是否如鲍莫尔所希望的能够被以一种经验性的有意义的方式在静态外生性的均衡框架中内生化。一般均衡模型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但这种有力的分析工具缩小了现实现象的范围，因此也妨碍了对于系列现象的理解，有时候需要在模型之外来理解。静态均衡模型很难处理代理者的战略行为，这种行为与垄断竞争中的进入和退出相关。包括新凯恩斯主义，许多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提高现实性意味着失去微积分和博弈论这些有力的工具，因此也就不存在完善的资源分配问题解决方案。Rosen（1997）认为企业家即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因为缺乏可操作的定义以及太模糊而不适合新古典模型，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毋庸置疑将被更清晰的竞争观得到丰富提高，模糊的企业家被认为是竞争的推动者。因此，自从鲍莫尔1968年使得新古典理论更具创业性，后来的研究就很少再有新的进展，除了使用创业性这个术语外。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在新古典模型中引入企业家的概念，可能需要放弃传统的外生均衡，重新考虑对于均衡概念的定义，使得其能够与创业型经济模式的动态性相匹配（Eliasson，Henr-ekson，2004）。

虽然鲍莫尔怀疑将企业家严格引入到主流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可能性，但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将企业家的行动整合到标准的经济模型中。1982年，鲍莫尔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潘扎尔（Panza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利格（Willig）一起出版了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一书，标志着系统化的可竞争性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产业结构可以得到内生性的解释，而不是外生性给定。他们将完全竞争模型中的价格给定假设替代为完全的进入和退出，这使得他们与外部静态均衡框架紧密联系，这样鲍莫尔又回到新古典框架。而且他们认为可竞争性的均衡可以使得小规模的企业存在，甚至包括低于规模经济的企业。管制应以促进可竞争性为原则，管制的重心应放在消除妨害可竞争性、损害经济效率的各种进入障碍方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产生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和理论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可竞争性理论在价格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都提出了极具创新意义的见解，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并对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鲍莫尔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影响下，Audretsch et al.（2001）提出了竞争政策的新方法，通过减少进入障碍促进创新型企业进入，政策制定者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来提高竞争防止垄断的形成，这可以作为主流静态理论所偏好的取缔垄断的管制方法的替代。

在20世纪90年代，鲍莫尔基于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开始运用历史制度的方法来分析企业家精神。鲍莫尔考察了古罗马、中国宋朝及中世纪英国的历史，认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才能的供给大致相同，而他们的活动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之间的分布是受社会分配结构影响的（Baumol，1990）。因此，应该建立合适的制度，采用适当的激励，使企业家的活动可以成为促进增长的活动，而不再具有破坏性倾向。关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的划分表明，对于历史情景和变化的理解能够有助于建立强有力、不受时间约束的一般化理论。在有关企业家才能供给理论的基础上，鲍莫尔认为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之间的分配改变比创业技能的供给更为广泛，而且对于长期的社会创新和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鲍莫尔对于这一理论概念的发展主要依赖企业家才能类型随时间的历史变化，他认为当代游戏规则的改变非常缓慢，很少有研究能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持其理论，这促使他选择的案例跨越较长的历史时期并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地理区域。鲍莫尔的研究表明企业家行为的本质如何随着社会制度基础而改变。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改变决定企业家活动的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目标，即不是去试图控制、形成或影响人的本性（Baumol，1990）。

在1993年出版的Entrep reneurship，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一书中，鲍莫尔试图重新把企业家才能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别是他研究了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与已有的研究不同，鲍莫尔将企业家才能本身视作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品或资源，它可能或者可能不对经济的总体产出规模或其增长作出贡献。作为投入品的企业家才能资源和其他任何投入品资源一样，可以根据不同用途的相对回报预期的变化而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因此，他认为不去关注企业家运用的手段和他做出决策的过程，代之以强调决定其行为的报酬因素。这样的理论分析对于政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如何通过修改现行的报酬体系来刺激增加企业活动的数量和强度，并且使它运用到生产性方向。沿着这样的路径，鲍莫尔回到了经济分析的古典路线，强调投入品价格（报酬率）是决定其配置和使用的因素之一。此外，作为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创新，他认为扩散速度在创新促进生产力提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与创新本身的速度所发挥的作用相比。而且新创意的扩散速度并不是被随意决定的，而是深受市场力量的作用，这些市场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来发挥作用。

2002年，鲍莫尔出版了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Analyzing the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一书，系统分析了创新及其扩散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奇迹。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鲍莫尔认为创新包括突破性的创新和渐进式的创新。在寡头垄断的自由市场，创新将不可避免，这些创新是寡头企业和创业企业共生的结果。除了少数例外，重大的创新主要来自有创造性的个体企业家或中小企业，但要把原创性的创新转化为大规模的创新，转化为生产率和福利的增长，则非大企业莫能为。鲍莫尔认为微观理论的核心部分之所以没有“创新”，原因之一在于它未能考虑到发明和创新的常规化，对寡头企业来说，创新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保持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必须不断进行技术投资，从而使创新成为常规化和惯例化活动，正因创新的常规化和惯例化，经济增长将自动得到保证。鲍莫尔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所具备的特征包括：寡头竞争、创新活动的常规化、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法治以及技术的自由交易。鲍莫尔引用了罗马、中世纪中国以及欧洲的例子分析认为，人们都有创业的本能，但这些企业家才能却可能因过高的税收、政府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低下的行政效率，而被引导到寻租或其他非生产性活动上去了，市场机制和制度安排影响企业家才能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鲍莫尔认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或许不是最优的技术进步体制，但和其他的经济制度比，却不是最差的制度，因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最鲜明的差别在于，自由市场中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这本书挑战了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价格竞争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在2007年出版的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 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一书中，鲍莫尔试图解释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形式是最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鲍莫尔对于其企业家理论进行进一步发展，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组合、革命性的理念和常规性创新的组合、制度框架的组合，这些不仅区分世界上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解释它们的成功。鲍莫尔指出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观点之上，第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一词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指生产资料的大部分或相当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里而不是由政府拥有或使用这一事实。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只具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鲍莫尔把资本主义分成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并认为这些区别不仅具有重要的描述性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含义，因为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态有不同的制度和规则，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或妨碍企业家们的创新活动。因此才有了该书的标题所指的“好的”和“坏的”资本主义形态，对于有些“好的”资本主义形态是值得推广的，另一些“坏的”资本主义形态则应当被拒绝和取消。

鲍莫尔的第二个观点是，“好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形态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尽管这种组合的确切结构因各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而言，尽管在亚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但它的缺陷乃至危险在于：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过度投资；挑选了错误的发展部门或行业；腐败；难以停止向失败的部门或行业输送资源。寡头型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财产权制度偏向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政策设计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是为了促进少数人（执政者及其亲信）的利益。因此，寡头型经济体制往往导致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和缓慢的增长、严重的腐败、持续存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等不良后果。即便大企业型经济体制也有管理僵化、不愿意创新和反对竞争与变化等问题。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最有利于根本性创新的制度。

当然，没有哪种发达的经济可以仅仅依靠企业家而生存，大企业在改善并大规模生产那些企业家更可能完成或引入的根本性创新方面，依然至关重要。因此，在鲍莫尔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形态的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鲍莫尔提出了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实现领先性增长的四个条件：①易于创设和发展生意；②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可以得到良好回报；③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④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对于欠发达国家如何释放企业家才能，鲍莫尔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从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或寡头型经济体制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