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从理论框架与学术观点来看，鲍莫尔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给予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核心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是制度激发了中国巨大企业家才能存量的生产性配置。这一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是重要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其在今天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经济增长模式进入重大调整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经验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保持那种激发企业家才能生产性配置的制度安排。否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难以实现的。当然，在全球化竞争、产业高级化，以及中国经济制度需要政府层面深层次改革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家才能的生产性配置，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才能从“低效率生产性配置”向“高效率生产性配置”的跃迁。而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行为基础来看，中国企业家需要摆脱生存型创业的习惯思维，而走上战略型创业的道路。而这似乎对制度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这样的制度环境塑造，以激励企业家战略创业，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层面的改革将是必要条件。
【注释】
[1]尽管引发政府作出决议的最初原因可能来自农村和地方政府等方面，但中国各项改革和制度安排的正式化及其推广总是以党和政府的正式会议、领导人讲话或红头文件加以肯定和推广。
[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h/。
[3]详见李晓西（2008），第89－94页。
[4]参见1988年《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5]即今天的深圳。
[6]根据俞可平（2000），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还包括为中国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历史遗留问题做准备。
[7]根据俞可平（2000），建立经济特区的目的还包括为中国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历史遗留问题做准备。
[8]资料来源，中国和特区统计年鉴。
[9]俞可平（2000）的研究表明，深圳在1980—1999年期间保持了31.2%的年均GDP增长率，出口年均增长42%。
[10]1986年11月，邓小平接见美国纽约债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登林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把一张上海飞跃音响设备公司50元面值的股票送给范登林先生，表明了我国政府支持发展股份制的态度。
[11]根据郑红亮，吕建云（2008），我国以集体经济名义出现的乡镇企业中大多数在本质上是私营经济。
[12]资料来源：张厚义，明立志（1999）。
[13]1982年以前，国务院对个体工商户用工进行了限制，帮手和学徒总共不得超过7个人。但这个界限很快就被突破，各地出现了雇用十来个人、几十个人的雇工大户。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一号文件中指出“对雇工大户或私营企业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实际上是对自由雇用关系的一种默许。
[1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1993年12月18日）。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10-25（3）.
[17]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市场化改革具有滞后性，也难以按照前文拟订的时间阶段性框架来阐述。本节试图以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形式来阐述其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所发生的若干变化。
[18]比如1983年的“利改税”、1988年财政分成方法的变化，以及不同省份与中央财政分成比例的变化等。
[19]周黎安（2008）《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中没有对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追求政治升迁的“最终激励”进行分析。笔者以为，官本位文化是该模式得以有效发挥的互补性条件之一，否则，政治升迁的激励就不见得具有自我实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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