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系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通过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价格完全由政府相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产品形式单一，物资和资金周转缓慢，造成了资源浪费。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的价格制度变迁基本上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978—1984年的“调放结合”和1985—1994年期间的价格双轨制^[2]。这两个分段是以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即通常说的“扩权十条”）为分界点。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在价格体系中增加市场调节比重，同时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定价权，使得企业的生产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产品也能更好地跟上市场需求的脚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这一阶段，价格改革主要以农村为主，改革的商品也是以农产品为主，改革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计划调整。1984年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扩展到城市，改革的商品对象包括工业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特别是在工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放开了企业属于自销的和完成计划后超产的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从此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云南省抓住1988年国务院公布放开13种名烟价格的机会（其中云南占9种），迅速扩大云南烟的知名度。与此同时，通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来增加市场占有率。云南烟草从20世纪80年代崛起，到90年代初期，税利已经占到全国的近一半。以玉溪卷烟厂为例，将近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从一个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企业，固定资产从当时的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年创利税近200亿元。其生产的“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禇时健，1979年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业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的大胆决策。他主张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来提高产品质量，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在全国180多个卷烟企业中，玉溪卷烟厂多年保持装备技术水平、出口创汇、税利等七项第一。

同时，面对国家对生产资料价格放松管制，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支持下，云南省将烟草行业的设备引进和技改列为全省重点，优先予以保证和满足烟草行业发展需求，强调以质取胜。当产品在同类中缺乏竞争力时，就需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发展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对生产工艺的模仿会大大缩短产品升级的时间，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从而为后来占领烟草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政府对产品价格的放开，激励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加速企业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所有生产销售统一调配，造成许多企业不思进取，以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为既定目标。另外，由于产品结构升级慢，企业生产的商品多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大量库存积压。在国家对价格放松管制后，企业在完成计划所定目标后，可以自行销售生产出来的超额商品，极大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价格的放开促进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后，只有高质量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在市场中才能找到买主。

作为云南烟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玉溪卷烟厂，在国家对产品价格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是国家对烟草价格的放松管制，另一方面是云南省对烟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短短数年间，玉溪卷烟厂由一个地方小企业发展为云南省的纳税大户。由于制度变迁为企业以及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获利机会，由此导致了企业家才能更多地向生产性方向的配置。

价格双轨制作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制度，缓解了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相脱节的矛盾，也促进了产品结构的升级和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但是，价格双轨制只是一个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它不属于计划经济，也不应该划归为市场经济，更严格地说，它不能算是一种制度。在改革的前期，双轨制确实为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发展。但由于双轨制制度存在种种漏洞，这个改革前期的推动力反而变成了促使许多企业家将才能配置到非生产性方向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价格双轨制下，当生产者按计划价格出售给国家一部分产品就相应地丧失了一部分潜在的利润，或者当生产者将一部分计划内产出转成计划外（市场）销售时，无形当中就增加了一部分潜在的利润，因此，在价格双轨制下，生产者必然具有强烈的将计划内产出转为计划外产出进行销售的串轨动机。^[3]在分配（流通）领域，用于分配计划产品和物资的商业机构也具有相同的串轨动机（张军，2006）。

1989年末，为了解决卷烟生产中生产辅料不足问题，上级部门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外，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与其他地方交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当时国家规定的卷烟厂出厂价格低，经销者倒手之后可以赚到丰厚的价差，这样的情况下，求购者源源不断。玉溪卷烟厂生产的一部分计划外卷烟没有用来交换生产资料，而是违反规定流向了沿海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这些外流的“浮价烟”除了按调拨价付款外，还需向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上另打一部分浮价款，烟厂不开发票。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结果禇时健贪污巨款判刑入狱。

事后，许多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旧体制转换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因此，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十分迫切。原本一个促使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方向配置的有利制度变迁，在没有合理的制约和监督下，反而变成了对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方向释放的一个阻碍因素。正如鲍莫尔一贯坚持的企业家才能释放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报酬结构——现行的游戏规则。在价格双轨制初期，企业家生产性释放占据主导作用；到了价格改革后期，企业家才能在非生产性方向的释放所带来的收益超过生产性方向配置，发生了企业家才能从生产性方向到非生产性方向的转移，导致了那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宏观经济失衡、通货膨胀、腐败贿赂、收入分配分化等不合理现象。不过，从改革的整体效果看，价格双轨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起到了应有的稳定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