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被提了出来。面对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南方发展的需要，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制度约束越来越明显。于是，在1980年的秋天，全国人大审核通过了广东和福建建立4个特区的提议，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其中，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深圳建立了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把这个开放区域叫做“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当时，深圳市的总面积有2020平方千米，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有327.5平方千米。但是国家的专项贷款显然不够开发的需要。当地政府提出了出租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新思路，将这部分收入运用到公路、电力、水力、邮政建设当中。在1980年到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础建设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吸引了许多海外企业家到特区办厂。
经济特区的成功，打消了关于发展经济特区的种种顾虑，使得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进一步加快。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后，提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的建议。同年5月，中国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经济权限、给予外商优惠政策，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全面展开。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绩效，主要是缘于政府所实行的扶持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激励，包括税收减免、放宽所有制限制、审批程序精简等。
1984年的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文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为了能够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他们想到了进口汽车。进口一辆汽车能获得100%甚至是200%的利润。1984年，海南岛全岛收入只有2.856亿元。这直接导致了海南岛全岛都在谈论汽车，都去申请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催生寻租。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有批文。当时其他地方进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偏向性政策使得“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当时最吸引人的商机。在半年的时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直到1985年初调查组进驻海南，全省到处是通过炒卖外汇（由当时的外汇牌价1∶2.8炒到1∶4.4甚至1∶6）和滥借贷款，进口汽车、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在其他地方进行倒卖。这一事件的发生，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吴晓波，2007）。
通过深圳和海南岛两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比较看，由于实施了不同的制度支持，在深圳，通过对外商的减税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加速了深圳的经济建设；而在海南岛，国家特殊批文权的扶持政策助长了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取得巨大经济利益进行大量的寻租活动，滥用特殊权力，结果反而制约了海南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社会当时存在的许多制度缺陷，激励一些企业和个人把精力都放到了发展灰色经济方面，没有能够对经济建设起到关键作用。这也说明了不同的制度环境会促使企业和个人将精力分配在不同的方向。
当人们运用各种假说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衰退或者巨大的进步时，企业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通常将部分原因归功于企业家才能的衰退，如果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企业家才能的高涨。事实上，人群中从来就不缺乏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才能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分配，其中一些企业家的作用并不像我们传统认为的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甚至有时对经济具有破坏性（鲍莫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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