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已在很多领域逐步放松管制，但这种放松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民营企业发展为例，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颁布了诸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等，这些条例不仅赋予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向民营企业开放了市场，这包括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然而，部分行业的进入门槛却依然很高，准入规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挫伤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上述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所致：
第一，配套政策尚未及时调整更新。以民航业为例，“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催生了春秋航空、奥凯航空、鹰联航空等多家民营航空公司的诞生，然而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却也阻碍了这些航空公司的发展。例如，民营航空公司希望进行批量自由采购飞机，以享受低价优势和信贷优势，并据此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但这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和调控，每年申请到“宝贵”的指标后才能购买。再如，招聘其他航空公司的在职飞行人员，要与飞行人员和其所在单位协商，并且支付“老东家”70万～210万元费用。应当说，这一规定有利于稳定飞行员队伍，保证飞行安全。但是，民营航空公司也因此面临困难：飞行人员的培训时间可能长达数年，引进国外飞行员准入门槛很高，价格也很高。一家民营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对此也大为感叹：缺少飞行员，民营小公司就难以扩大规模，希望有关部门在飞行员的培养和引进方面开辟更多渠道，以兼顾到民企的成长需要[5]。
第二，审批环节繁多。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有关部门对民营企业投资资格的认定、注册资本的方式等诸多环节实行更多的前置审批，导致民营企业投资的手续杂、关卡多、费时长。例如，民营企业若想进入石油行业，需先后获得由相关部委颁发的石油勘探开发许可证、石油化工生产许可证、成品油批发许可证、成品油零售许可证、成品油进口许可证等，这往往使得企业在长期的等待过程中被拖垮。
第三，缺乏合适的执行方式也延缓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以垄断行业为例，这些行业一般投资规模比较大、建设周期长、技术水平高、管理要求严，民营企业若持以国有企业为竞争对手的偏颇心态介入垄断行业，往往会遭遇挫折，而合适的执行方式是民营企业有效利用相关政策的保障。总体而言，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阶段，民营企业以合作、融合而不是对立、排斥的心态面对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是十分必要的[6]。
虽然政策落实的确需要一个过程，然而过程太过漫长则意味着机会的丧失及预期生存空间的压缩，因而导致有些企业家把他们的才能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领域上，如“寻租”等。2004年以后，当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倾向，宏观经济当局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需要加强对需求总量的调控时，一些行政部门以“宏观调控”为名，对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控制和干预，这扩大了寻租活动的基础[7]。比如，像在温州这样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从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中获得了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一位从事低压电器生意的企业就非常善于政府公关，从政府公关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比如得到了位置非常优越的土地来作为新的生产基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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