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应对策略的主要因素

（一）认知评价的构思测量

对潜在的压力事件的认知评价被认为是压力与应对范例中的一个整合过程（Lazarus&Folkman，1984）。认知评价是个体评估或判断一个潜在的压力事件对于个体幸福感的意义的过程（Lazarus&Folkman，1984）。当个体面对健康状况选择策略时，理解个体如何评价潜在的压力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认知评价过程的理论假设也已经被提出来了；然而，由于不充分的评价测量工具，这些假设的验证还是很少的。因此，Kessler（1998）的研究目的在于发展和评价心理测量的工具用于测量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的认知评价。

大多数认知评价研究都源于交互作用模型（Lazarus&Folkman，1984）。由于个体体验到一个潜在的压力事件，无论是否是一个初步的或者连续的事件，都会通过个体的心智思维操作和推理而形成。围绕在事件周围的个体因素特征和背景因素特征都会影响总体的评价过程。认知评价是一种反应，而且同应对反应相联系。这种应对反应包括对知觉到的压力事件的情感反应和生理反应（Lazarus&Folkman，1984；Scott，Obest&Dropkin，1980）。这些反应的发生是因为压力事件呈现出来时有助于个体继续对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评价和产生相互交互作用。

认知评价是由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维度构成（Lazarus&Folkman，1984）。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根据概念目的被区分开来，而且没有反映出一个维度对其他维度的重要性，一个维度产生于另一个维度之前。两种评价都是相互依赖的，而且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初级评价就是对一件事件的评价对于心理健康的意义。由于初级评价的结果，一件事件可能会被评价为不相关的（对于幸福或心理健康没有意义），良好的／积极的（保持心理健康或者提高心理健康），或者有压力的（一种伤害／损失，威胁和挑战（Lazarus&Folkman，1984）。当伤害或威胁有可能限制了预想的应对策略，对伤害／损失的威胁就会产生。尽管困难和需求很高，挑战的评价却会创造了控制或者收益的机会，（Baum，Singer& Baum，1981）。

次级评价包括对应对选择和现有资源的评估，包括生理的、社会的、心理的以及物质的资本（Folkman，1984）。次级评价是关键的，因为事件结果取决于针对事件能够做什么，取决于事件被铆钉为什么。事件的背景总是促进了某些特别的应对选择（McCrae，1984），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个体就能够在处理行为过程中非常有效。个体会：①决定做什么；②想到潜在的应对策略；③决定什么应对策略会同所发生的事件之间进行匹配（Carver，Scheier&Weintraub，1989）；④形成关于应对选择如何影响交互作用的想法（Scott et al.，1980）。

伤害／损失，威胁，或者挑战的初级评价相互之间并不是排斥的（Lazarus& Folkman，1984；Pagana，1989）。对于个体而言，采用不只一种方式，同时评价一件事件也是可能的。然而，某些研究者都是对整体的压力事件进行操作的，而且以此进行初级评价的分类，比如伤害／损失，威胁和挑战（Gass，1987；Gass& Chang，1989；McCrae，1984），或者根据健康、疾病、工作、家庭事件以及生活变化事件的问题类型来分类的（Billings&Moos，1981；Coyne，Aldw in&Laza‐rus，1981；Folkman&Lazarus，1980）。其他的研究者运用单一的量表，比如对压力威胁的程度（Fontana，Kerns，Rosenberg，Colonese，1989；Hilton，1989；McNett，1987）测量初级评价。初级评价通过单一维度来测量，表示一种疾病的意义（King，1995），或者通过代表压力面对者面对的许多压力项目来表征（Burns&Egan，1994）。根据单维或者多维对事件的测量不能评价出初级评价结构的多维度本质。多个个体和背景因素决定了压力事件是否被初步评价为是威胁还是挑战，或者是各种评价的一个组合（Gall&Evans，1987；Lazarus& Folkman，1984）。

Mishel和Sorenson（1991）扩展了初级评价的单一维度分类，而且运用15个项目评价量表，这个量表是Ways of Coping Checklist（Folkman，1984）的一部分。他们把4个评价的分量表评价为2个类别。4个分量表：威胁，挑战，伤害和收益，2个分量表：危险和机会。也可以从初级评价推断情感的测量工具（Folkman&Lazarus，1980；Harward，1992；Pagana，1989，1990）。这些类型的量表把初级评价的测量工具限制为压力事件中遇到的情绪反应。OBerst， Thomas，Gass和Ward（1989）开发了Appraisal of Cargiving Scale（ACS），一个多项目的测量工具，用来测量癌症病人的照顾者知觉到的疾病的紧张程度，或者测量癌症病人照顾者的情境为威胁，挑战，伤害／损失，或者良好。这个测量工具精确地反应了初级评价的结构；然而，这个工具的使用被局限在病人照顾者的压力研究上。这个测量工具的一个更多的优点是包括了良性评价。某些个体会评价压力事件为良性的或者同目前的生活情境无关的（Oberst et al.，1989）。因此，用来测量初级评价的测量工具也必须可以用来测量对非压力事件的评价。

尽管测量初级评价的方法已经被报告了许多，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测量次级评价。早期阶段的交互作用模型的发展过程中，次级评价的测量工具没有同初级评价的测量工具明确区别开来（Folkman&Lazarus，1980）。随着模型的进一步发展，次级评价也已经通过要求个体评估四个应对选择和识别一个事件的性质而得到了操作化。对一件事的评估包括四种：①你能够挑战某些事情或者完成某些事情；②你必须接受或者习惯它；③你不得不在做出行动之前了解更多；④你不得不阻止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Coyne et al.，1981；Folkman，Laz‐arus，Dunkel‐Schetter，DeLongis&Gruen，1986a；Parkes，1984；Turner，Clancey&Vitaliano，1987）。次级评价也被操作化为对事件的控制程度（Af‐fleck，Tennen，Pfeiffer&Fifield，1987；Burns&Egan，1994；Jenkins&Parga‐ment，1988）。对一个事件的控制是次级评价的理论定义的一部分，因为个体会决定能够或者不能够做什么去改变混乱的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状态（Lazarus &Folkman，1984）。

只有不多的研究者同时测量了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Folkman和同事（Folkman et al.，1986a；Folkman，Lazarus，Dunkel‐Schetter，Delongis&Gru‐en，1986b）在两个独立的研究中，运用相同的样本，发展了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测量工具。其他的研究者开发了对疾病的测量量表（AIS）来测量由于疾病环境导致的可能的压力评价（Munkres，Oberst&Hughes，1992；Oberst，Hughes，Chang.&McCubbin，1991）。AIS包括四种压力评价类型，包括的项目反应了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某些要素。Browne等（1988）开发了Meaning of Illness Questionnaire（MIQ），用来测量基于交互模型的一个疾病事件的认知评价。MIQ允许同时对不同评价进行评估。然而，MIQ没有包括测量良好或者不相关评价的项目，而且它只是单一项目来测量威胁、伤害、损失和挑战的评价。

总体而言，在这些研究中，认知评价的不同方面都被探讨过。只有少量研究，既包括了初级评价，又包括了次级评价：两种评价对测量都是关键的，因为他们是相互依赖的。评价的测量工具也必须是多维度的，才能捕捉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全部方面，包括对事件的评价为友好的或者不相关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essler（1998）开发的测量工具，用来测量与健康状况相关的潜在压力事件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的多维度结构。健康认知评价量表（CAHS）是一个自我报告的测量工具，被开发用来测量同潜在压力健康相关事件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开发的条目主要强调了初级评价维度。这些项目源于测量初级评价的其他现有的测量工具的理论文献。此外针对10个个体进行了访谈。次级评价应对和资源项目是由Folkman等（1986b）开发出来的。这四个条目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效度支持（Coyne et al.，1981；Folkman et al.，1986b；Parkes，1984；Turner et al.，1987）。增加了一个条目是良好／不相关的评价。最后，29个条目在26个样本的癌症病人样本中进行了探测性验证。之后又经过反复修订，在201个女性癌症病人样本中进行验证，形成了28个项目的初级评价问卷。四个维度（威胁、伤害／损失、挑战、良好／不相关）可以解释60%的总体变异。初级评价与次级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高于0.70，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这个测量工具只针对癌症病人进行了验证，那么是否适用于企业家样本，需要进一步修订和验证。

（二）认知评价与应对策略关系的实证研究

Ahmad等（2005）采用131个男性癌症病人的研究发现更多评价为伤害或损失的被试体验了更严重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而知觉到更多伤害或者损失以及更大的威胁的被试有可能更多的使用基于情感的应对方式；当被试知觉到压力更多是挑战时，被试会更多的采用基于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

Devonport和Lane（2006）研究验证了初级评价，次级评价与最后一个星期提交论文时的应对策略的关系。60个被试（男＝29，女＝31）完成了Kessler （1998）的认知评价问卷和Carver，Scheier和Weintraub（1989）的简易COPE问卷，这些问卷是在论文提交之前的6个星期的4个场合中完成的。重复测量的变量的多变异分析结果指出有一个显著性的主效应，随着事件的变化没有主效应的变化，而且没有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男性同女性相比，知觉为论文事件更多的是威胁。关于应对，男性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积极的重构，计划，对压力源的接受，而在自责，情绪发泄以及行为解脱方面会有较低的分数。这些结果认为，对于学生群体而言，论文在提交之前的时期，没有增加压力。初级评价，次级评价与应对之间也存在清晰的关系。

A rmeli和Delaware（2001）的研究评估了与压力相关的适应压力成长的评价与应对的维度。采用大学男毕业生（N＝447）和大学生（N＝472）对过去两年中的压力事件进行评估。被试报告了多事件的评价和采用的应对策略。为了评估从事件中的成长，研究者采用了Park，Cohen，Murch（1996）的与压力相关的压力成长的应对量表。两个样本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指出修订版的SRGS是一个多维度的测量工具。两个样本都指出，报告高压力事件的个体，有最高的与压力相关的压力成长应对，对于他们而言，这些被试有充足的应对资源和支持资源，而且他们会采用适应性应对策略来克服压力。

以上的研究初步得出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即面对压力事件时，个体的认知评价与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对评价的压力事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是针对病人样本和学生样本所面对的压力事件进行总体评估；此外，对被试采取的压力应对策略／行为的细腻探讨需要进一步进行评估；压力过程中的成长性应对策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视角。

（三）控制感的构思和测量

个性在工作中的角色正逐渐被重新确定（House，Shane&Herold，1996；Mount，Barrick&Ryan，2003）。然而，更多研究关注个性在工作中的角色，通常被限定在大五个性特质（Caligiuri，2000；George&Zhou，2001；Judge&Ca‐ble，1997；Kristof‐Brown，Barrick&Franke，2002）。正因为如此，那些大五个性特质之外的个性变量很少受到组织科学领域中的研究注意。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控制感（Locus of control），就是个体认为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程度。

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知觉到的控制感与个体在变化环境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很长的传统（Strickland，1989）。Rotter（1966）对控制感结构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otter（1966）把控制感区分为内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和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根据Rotter的观点，个体能够意识到一个事件的结果是在自己能够控制内还是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范围。内控的个体认为他能够通过能力、努力或者技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内控就是个体认为他们能够掌握命运，而且通常很自信，敏感，直接去控制他们的外部环境。进一步而言，他们通常知觉到自己的行动和结果之间有一个更强的联系；另一方面，外控个体认为超出个体控制的能力决定了结果（Rotter，1966）。外控就是个体认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命运，而且知觉到自己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被动的。因此，他们倾向于把个体的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或者运气。大五个性特质中，神经质是同控制感关系最密切的（Bono&Judge，2003）。研究者发现个体的控制感在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研究发现控制感与不同重要的工作结果相关，比如工作满意感和工作绩效（Judge&Bono，2001）。

Mueller和Thomas（2000）研究中基于Rotter（1966）的控制感量表，编制了10个项目的控制感量表。Rotter的控制感I‐E Scale结构以及后期的修订和优化版本（Levenson，1974）被广泛用于同组织领域和管理领域相关的研究中（Du‐rant&Nord，1976；Kets de Vries 1977；Spector，1982；Jennings，1983）。内控点已经成为创业研究中心理特质方面的最多研究之一（Perry，1990），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创业行为和内控点倾向之间的联系有很高的表面效度。企业家，更多的定义认为是自我发动者，为自己的“福利”承担责任，而不是去依赖他人（McClelland，1961）。进一步而言，如果个体认为商业创业的结果不是受到个体努力的影响，这个个体就不可能去承担暴露在高失败惩罚的风险中。因为风险和能力对结果的知觉对于新企业形成的决策是关键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家更有可能有内控倾向而非外控倾向（Brockhaus，1982；Brockhaus&Horowitz，1986）。

内控点的识别，作为一种可能的创业特质，产生了许多实证研究。早期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表明有普遍的正性的结果（Jennings，1983）。比如，Borland研究发现，375个商学院学生样本中，期望将来创建一个公司的学生有很强的内控感（Borland，1974）。Brockhaus发现有创业意向的商学院的学生倾向于比那些没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感（Brockhaus，1975）。Shapero采用Rotter的I‐E问卷对Texan和Italian企业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群体，更加有内控倾向（Shapero，1975）。相似的研究中，Pandey 和Tewary（1979）发现企业家的内控分数更高。

内控结构研究和同企业家相关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得出了一些混合的结果（Ahmed，1985；Begley&Boyd 1987；Brockhaus，1980；Crom ie& Johns，1983；Venkatapathy，1984）。大多数研究中，控制感的评估都采用Rot‐ter（1966）的I‐E量表。没有得出确定的结果的原因是更多新近的控制感研究都表明（Collins 1974；Levenson 1974；Lefcourt 1981；Paulhus 1983），Rotter的最初测量量表是多维度结构，而且并非所有它的维度都能够对创业行为有相同的解释量（Shaver&Scott 1991；Gatewood，Shaver&Gartner，1995）。更多的实证研究采用控制感的多维度测量工具，然而，普遍支持了企业家比非企业家更内控倾向。比如，Bonnett和Furnham（1991）采用一个三维的控制感量表（内控、外控和机会控制），发现学生创业者比控制组更有内控倾向。同样的，Levin 和Leginsky（1990）采用Levenson（1974）的IPC量表发现有创业倾向的社会工作者比普通人群表现出更高的内部控制感。

修订的Rotter的I‐E量表在本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应用。这个量表用来测量被试知觉到的对自己生活中的事件的影响能力。内控个体认为命运和运气是其自己个人控制之内的。相反，外控个体认为生活是由外部力量比如命运，运气或者有权力的他人来控制的（Begley&Boyd，1987），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控制感量表是否继续适用企业家样本，本论文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将重新修订和验证。

（四）控制感与应对策略及倦怠关系的实证研究

个体的实际应对依赖于他们具有的应对资源。应对资源可以分为：①生理资源：也就是身体健康，尽管毋容置疑这种作用很显著，但它常常被高估了。②心理资源：可分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二是个体特质，包括A型行为、韧性（hardines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希望以及近来为人注目的建设性思想研究（constructive thinking）；三是控制感研究，结果认为控制感对应对以及调节后果作用很大，高控制感往往与成功应付、较好的调节和康复联系在一起，内外控特质研究认为：内控个体倾向于问题指向应对，而外控个体则反之。③社会资源：一方面经济地位对应对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个日渐扩展的领域。

在组织科学中，内部控制感（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和外部控制感（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之间的区别对于解释个体在态度上和行为上完成工作是重要的。Judge和Bono（2001），Spector（1982）针对控制感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回顾。①Spector（1982）提出了定性研究方法回顾了文献。他的观点认为内控者通常有更高水平的工作动机、工作绩效、工作满意感和领导力；内控者有更有利的工作特征或角色特征。②Judge和同事（Bono&Judge，2003；Judge&Bo‐no，2001；Judge，Locke，Durham&K luger，1998）认为控制感是一个高阶核心自我评价结构的四个构成要素之一（自尊、总体自我效能感、情绪稳定性）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基本的对自我和自我价值的评估。那些认为他们能够控制命运的个体应该有更有利的核心自我评价。Judge和Bono（2001）的元分析发现内部控制同工作满意感的相关是r＝0.32**（p＜0.001）；同工作绩效的相关是r＝0.22**（p＜0.001）。③Thomas，Sorensen，Eby（2006）的元分析发现：内控者更积极的同积极的任务体验相关，比如自主性、技能变化、任务意义、工作反馈和工作挑战；内控者同负面任务体验有负性的相关，比如工作角色问题、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压力和倦怠；内控者同积极的社会经验有积极的相关，包括收到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同一性。

控制感也被认为是个体对环境进行积极控制倾向的预测指标。比如，Spector（1982）认为内控者不仅知觉到更大的控制，而且也会实际寻找控制可能控制的情境。因此，内控者相信的事件反应了个体倾向于在工作中和社会环境中以及生活中如何做出具体行为。比如，Phares（1976）认为内控者能够采用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创造和塑造他们的工作体验。进一步而言，Kahle（1980）发现当个体被问到一个任务要求运气还是技能的时候，内控者倾向于选择要求技能的任务，而外控者倾向于选择要求运气的任务。因此，研究者都确切地或者模糊地认为控制感大致可以预测个体在工作中行使控制的行为倾向。

此外，内控者很少有可能容忍负性工作特征或角色特征。个体的内在控制感越强，就越会导致他们更主动减少或管理负性任务体验。比如，内控者可以很少有工作－家庭冲突，因为他们会积极寻求帮助和解决方法去预防和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内控者知觉到压力源更多的是可管理的，而且很少威胁到自我（Gatchel，1980；Wanberg，1997）。

面对压力时，内控者倾向于采用建构的方式做出反应，而且会积极寻找解决方法（Butterfield，1964；Gianakos，2002），而不是只依赖于情感支持。这是因为他们基于问题解决的应对“精神”同保持在生活中的积极控制“精神”是一致的。相反，在紧张情境下，基于情感的应对意味着一种逃避性的反应，一种同内部控制不一致的策略（Anderson&Schneier，1978；Solomon，1988）。

Thomas，Sorensen，Eby（2006）的元分析发现内控者同较少的角色负荷相关（r＝－0.08**），同角色模糊的相关是负相关（r＝－0.20**），同角色冲突是负相关（r＝－0.31**），同工作－家庭冲突是负相关（r＝－0.27**），同总的倦怠是负相关（r＝－0.16**），各个层面的相关分别为：情绪枯竭（r＝－0.25**），去个性化（r＝－0.16**），缺少成就感（r＝－0.05**）。

O'Connor和Shimizu（2002）研究探讨了控制感、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西方价值观和东方价值观体系中的两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比较。采用的样本是日本样本和英国样本。结果发现：同英国样本相比，日本被试有较低的个人控制感，报告有更高的压力和负性情绪。应对策略的文化差异也被识别出来：当面对压力事件时，日本被试更多采用基于情绪的应对策略（比如，逃避性应对和积极的重新评价）；但是基于问题解决的应对策略没有在两个样本之间发现存在显著性差异。个体控制感只同英国样本的压力，心理抑郁和应对策略有关，这说明这个研究提供了西方倾向的概念支持。

Terry（1994）研究报告了比如内在控制感、自尊和低神经质等稳定影响的概念在决定应对反应中的重要角色。她也发现情境因素，情境类型和情境评价在决定应对策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体来看，这些结果认为个体控制感决定了对某些应对策略的使用。

创业领域中，许多研究也探讨了企业家的控制感个性特质对压力结果的相关关系。许多证据表明企业家和管理者在态度上，价值观和人口学变量上都是有差异的。Benfari和Knox（1991）描述企业家如下：企业家很着迷于异常事物。他们会在兴奋的成功和消极的失败之间摇摆，然后在面对的生活中来回跳跃。他们累积的财富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因为攻克了未知事务而高兴，然后继续攻克下一个……由于他们的巨大的雄心欲望，因此他们的失败通常也是巨大的。

Cummins（1988），Kobasa（1979）和Kobasa，Maddi，Kahn（1982）研究发现支持了控制感个性特质可以缓冲压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内控者与外控者相比，压力与紧张之间的相关更高；也有证据认为控制感个性对压力也有主效应（Kobasa，Maddi，Courington，1981；Kobaa，Maddi，Kahn，1982）。这也说明了内控者比外控者体验到更少的压力。

也有证据表明内控者有更高的成就需要；这一点是企业家同管理者及其他组织成员之间明显区别的特征之一（Bird，1989）。企业家通常比其他人在内部控制感分数上更高（Seiz&Schwab，1992）。

Brockhaus（1980）报告同失败的企业家相比，生存高于三年以上的企业家有更高水平的内部控制感。Hisrich和Peters（1989）认为实证研究更倾向于提供一些证据支持成功的企业家同不成功的企业家相比，可能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感倾向。

Rahim（1996）的研究通过来自两个样本的问卷（企业家＝238；管理者＝288），收集数据验证了三个主效应：①工作压力源对紧张的主效应（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负荷，角色不足）；②控制感和社会支持对工作压力和紧张的主效应；③控制感和社会支持对压力与紧张之间关系的缓冲效应。这些关系得到了验证。结果表明：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压力，控制感，社会支持方面都是有不同差异的。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发现了控制感对管理者的压力起到了缓冲效应，但是对企业家的压力没有起到缓冲效应。

现有关于企业家的证据支持了控制感的主效应，但是没有发现起到的缓冲效应（Rahim，1996）。Rahim（1996）研究发现企业家比管理者有更高的内部控制感。外控者不能有效处理压力，不确定性事件和企业家通常在工作中的挑战。由于企业家比管理者在控制感的分数更高，他们比管理者更能有效地控制压力。成功的企业家是内部控制者，而且工作压力对于他们而言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有外控倾向的企业家可能不能有效控制压力和紧张。Rahim（1996）研究也倾向于认为控制感在有效创业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①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研究过程中只是简单比较了压力与控制感的交互作用对紧张的缓冲效应和主效应在两个不同样本中的作用，缺少具体的应对策略。②研究只是探讨了压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关注倦怠变量。即紧张是压力导致的短期效应，而倦怠是压力产生的长期效应结果。控制感个性特征与具体的应对策略相结合是否会对压力产生的长期效应结果产生不同的缓冲效应，需要具体细腻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