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研究表明,企业家是高心理压力的受害者,国外研究也证实了企业家群体存在倦怠(Boles,et.al.,2000)。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的一种很大的差异性就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区别。无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的共同之处是企业家群体存在情绪枯竭和去个性化两个维度。这是两种文化背景下存在的相似之处。这一点经过访谈之后,笔者可以更明确得出质性研究结果。但是,访谈研究也发现了西方文化中没有进行验证,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创业认同维度。
Sastry和Ross(1998)研究调查了亚洲人的个体自我控制感水平,其中一个假设得到了清晰的支持。同美国样本相比较,亚洲样本表现出了明显的低水平的个体控制感。Sastry和Ross(1998)推测个体控制的益处本身在亚洲样本中很难得到体现。因此,追求个体的自主性有可能被认为是对规则的违反,而且导致的结果是体验到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企业家本身扮演的角色是努力对企业,外部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感。因此,受到这种控制感的冲击,企业家对自我扮演的角色很自然产生了冲突感,严重的情况就是长期下来必然经历了挫折感,对自我概念和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低自我认同感。这也是中国文化社会背景的社会认同对个体的投射。笔者在访谈之后发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民营企业家倦怠因素结构中的独特因素。而低创业成就感是某一部分企业家所体验到的知觉。企业的发展同自我成就感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当一个企业发展更具活力,更强调社会责任,道德意识的文化氛围中,企业家会更多感受到创业成就感;而一个企业发展处于转型阶段,社会辅助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也会感受到低创业成就感。失败意味着没有被认同,企业家会对自我创业行为做出否定和负面的判断。因此,也会缺少创业认同感,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更多的企业家对自己的创业行为存在着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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