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亦称为同伴教学、朋辈咨询、同辈辅导或者朋辈辅导,是指具有相似年龄、背景、生理、经历、体会、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同性别等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同伴教育者易唤起身边同伴的心灵共鸣,以实现教育目标。[1]自从教育这一实践活动出现以来,就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同伴教育。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Andrew Bell和传教士Joseph Lancaster采用的“导生制”教学——教师们在学生中选择一些学生并将之培训成可以督导其他学生的“班长”,被学者们认为是最早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同伴教育。Wagner认为,同伴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历史上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原创性的同伴教育案例。除了19世纪初Joseph Lancaster创建的“导生制”外,另一个原创性案例是在1957年,美国Nebraska大学在流感免疫教学时采取了这种教育模式。[2]正式的同伴教育出现于1988年,澳大利亚生殖健康专家Short教授将其首先应用于医学院学生的安全性行为的教育。[3]时隔十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澳大利亚、美国、瑞士、荷兰、印度等国向全世界介绍了同伴教育在预防艾滋病领域的研究经验,WHO也已确认同伴教育是改变人们行为特别是青少年行为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全世界预防HIV/AIDS的主要措施之一。自此,同伴教育迅速在全球各社会领域发展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同伴教育的思想早已扎根。虽然正规的同伴教育的发展较迟,但与同伴教育类似的思想及实践却早已存在。例如,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师会友”、剑客侠士的“比武切磋”;中国近现代的以兴趣爱好为主题的协会、活动中心,如读书会等;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在同伴中树立榜样,向他人学习的教育传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同伴教育的古代写照。“同伴教育”引入我国之前,在学校,老师们就在学生中设置了“班长、学习委员、组长”等学生职务来管理班级中不同类别的事务;在高校,则通过挑选和培训有能力、乐于奉献的学生充当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管理和服务同年级或者低年级的学生。中国现在不断发展的“互助组”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发展起来的,它也是由具有相同背景、相同需求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知识、信息、技术、观念,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以实现组员目标的一种方法,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同伴教育。例如,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互助互补互利的527个农民互助组,帮助2 040户农民解决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闯市场奔小康、热情空前高涨的农民,缺资金、无技术、少信息、束手无策的困境。[4]厦门外国语学校家长互助组的142名家长,在学校的主导下,整合了家长、社区和学校的教育资源,构建未成年人和谐的成长环境,共同进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家校之间通过家长互助组这个平台,直接传递有效信息和彼此的需求;在家长组织的运行过程中,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促进家长之间的互相教育。[5]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搜索发现,我国学者蒋晓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同伴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强调在教育改革中,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除了应当充分发挥每个教师的作用之外,还应重视发挥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国的一些研究者提出运用学生辅导学生的方法,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实验报告证明,同伴教学的方法,对于促进辅导者和被辅导者的学习,增强学习信心,培养学习能力,开展自我教育,都是一种有益的方法;同时也是增进师生之间相互了解、共同合作的一条途径。[6]同伴教育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199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对同伴教育在艾滋病预防领域应用经验的交流和介绍。中国红十字会为预防艾滋病而推广的艾滋病同伴教育项目,在青年人中挑选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普及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吕姿之、马迎华、何景琳、刘苹等一大批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将同伴教育应用于大学生、中学生、妇女、青少年、药物滥用人员等群体的艾滋病预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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