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即盗窃”的观点对工人运动影响很大，但是他的立场是中世纪的，他主张“工资平等”，反对“财产盗窃”，然而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文火”慢慢烧掉私有财产，“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84]。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他从永恒理性出发杜撰了一个经济学体系，但是，“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85]，“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蒲鲁东接过这些范畴并杜撰了一个体系，所以马克思说：“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实质是“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86]，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为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普鲁东作了系统的批判，它的要点可以从马克思给帕·瓦·安年柯夫的信中看出。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时没有发表，所以《哲学的贫困》就具有特殊意义。正如马克思事后所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普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87]这些论点有：
严整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88]
历史联系与人的活动：“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89]
历史的根本规律：“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90]
强调规律的历史性：“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91]
如果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的、公开的、论战性的概述，那么《共产党宣言》则以它的严整性向全世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是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它以严整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了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把《资本论》看作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把《共产党宣言》看作单纯的社会主义著作都是错误的。
《共产党宣言》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文献，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它穿透了历史，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最本质矛盾，并指出了克服它的方法。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现代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92]。随着地产阶级的没落，“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3]。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与前资本主义相比，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有十大历史功绩：
（1）“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2）“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因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3）“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4）“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讨的远征。”
（5）“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6）“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7）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
（8）“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9）“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并导致“政治的集中”。
（10）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4]。
然而这一切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基础上的，资本越积累，工人越贫困，因而商业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然而在今天，“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95]。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政党，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因此，《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宣言，是完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一国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在一国发展的极限，“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96]。因而争夺国际市场，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命运。20世纪的历史完全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先见性。世界经济一体化，“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本质上都是以经济的必然性为前提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97]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没有《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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